导论
珍妮·明顿·奎格利 Jenny Minton Quigley
我猜大多数人都记得第一次读《洛丽塔》的场景。对于我尤其历历在目。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秋天。1989年，我刚满18岁。我蜷缩在我的劳拉·阿什利（Laura Ashley）毯子里，翻开吉姆·谢泼德（Jim Shepard）教授布置的英语入门课要读的《洛丽塔》。故事进展迅速。这让人兴奋不已。我完全没法把它放下。对于洛丽塔先勾引了亨伯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相信亨伯特是爱她的。不知何故，我并没有注意到洛丽塔的眼泪。反倒是开篇那深情的“洛—丽—塔”让我觉得浪漫至极，心向往之。当时的谢泼德教授年轻帅气，留着八字胡，风趣十足。他在课堂上用卡通般的声音朗诵亨伯特·亨伯特的台词，让我们对这个失败者的无耻忏悔大笑不已，其中有很多细节是我们在自己的阅读中遗漏了的内容。谢泼德的演绎让亨伯特的独白显得不是那么可怕了。谢泼德扮演亨伯特就像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扮演德古拉一样。在亨伯特扮演叙述者的游戏中，他巧妙地用一种夸张的声音，既阐明了他令人震惊的自我辩护，也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表现了自我控诉的毁灭性时刻，不过谢泼德倒是不怎么用那种低声耳语的方式。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洛丽塔比我年轻很多。我并没有把小说中的她想象成一个12岁的孩子，而是想象成了一个任性的16岁少女，更像是我自己。
有一天下课后，我留了下来。我告诉谢泼德教授：“我爸爸出版了《洛丽塔》。”教室里当时只有我们俩，谢泼德教授的模仿秀结束了，他的反应虽然很平静，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惊讶。我几乎感觉自己是在忏悔，这种感觉有点奇怪。
我父亲沃尔特·明顿（Walter Minton）在1958年8月出版了第一本美国版的《洛丽塔》，当时他是G.P.普特南出版社如日中天的霸道总裁。在那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经在美国出版了几本书，但都不叫座。纳博科夫于1954年完成了这部小说，但直到1957年沃尔特·明顿找到他之前，他一直找不到愿意承接这部小说的美国出版商。在此之前，美国五家出版商拒绝了这本小说。维京出版社的帕斯卡尔·科维奇（Pascal Covici）声称，“如果这本书出版了，我们都会进监狱。”他不是在开玩笑。这是真的。麦卡锡时代进入尾声，很多出版社和作家被起诉。出版《洛丽塔》在当时是一种激进的行为。我想放在今天应该也是的。
在那次对谢泼德教授坦白之前，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我父亲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有交集。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我有典型的青少年自我陶醉征。我相信我的老师和教授才是文学专家，而我不把我那远在他乡的退休的老父亲放在眼里。我内心其实已经隐隐地感到，有一天我会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图书出版业，但是我需要用我自己的文学造诣找到方向，而不是依赖他，不管我多么爱他，多么钦佩他。但是怎样才能找到呢？这个问题类似于在问：但是如何成长呢？多年来，尽管我是在《洛丽塔》赚的钱建造的房子里长大的，无视父亲和纳博科夫的成就对于我来说反倒是更容易的。
2018年，我已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三个孩子都长到了十几岁。46岁的我重读《洛丽塔》，个中滋味就像30年前我在大学宿舍里读时一样难忘。当然，难以忘怀是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中年的我读《洛丽塔》时，带着不适和怀疑，夹杂着悲伤和震惊。我对《洛丽塔》的感受更像是《纽约客》的凯瑟琳·怀特在1955年写给纳博科夫的拒信中所言：“我想，像我这样家里有五个潜在的小仙女的人，没法不觉得这本书让人不适。”纳博科夫的作品充满诗意，同时也饱胀着情欲，这让我感到紧张。洛丽塔的对白完全是当代的语言风格，她嚼口香糖、跳来跳去、感到无聊，既让我惊讶不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伯特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忏悔让我更加不安。18岁的我当年为何会对这些熟视无睹？我不敢相信我仍然需要在每一页上查阅单词。作为一名作家和前图书编辑，我知道如果手稿提交进入我的收件箱，我便会狂热地翻阅它。我会不会疑惑为什么她的声音不见了？我有胆量在#MeToo运动中出版《洛丽塔》吗？那么在推特上呢？我对推特感到恐惧（现在也是如此）。我的儿子们就快要上大学了，他们会怎么读《洛丽塔》？
当我在2018年思考个人、政治和文学现状时，关于《洛丽塔》的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这也证明了纳博科夫那经久不衰、令人不安的天分。 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根据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的小说《书店》（The Bookshop）改编的电影最近上映了，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书商在全国禁令期间敢于在英国出售《洛丽塔》的故事。安德鲁·德布斯三世（Andre Dubus III）在《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By the Book作者专访专栏中说，他还沉浸在初读《洛丽塔》所带来的震荡之中：阅读这本书“把我切成两半，我还在努力把自己缝合起来”。后来，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在《大西洋月刊》中写道：“现在让我们重读旧文本吧，冷眼审视它们，看看#MeToo是如何揭示过去所谓的艺术性……大概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也许——虽然概率不大——只有《洛丽塔》能在这场新的文化变革中幸存下来。”她的话启发了我。我知道弗拉纳根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也知道她脑海中的“冷眼”不可能是现代社会看待《洛丽塔》的唯一眼光。自那以后，关于《洛丽塔重生》（Lolita in the Afterlife）的想法有了雏形。
我同意电影版《书店》（The Bookshop）的女主演艾米莉·莫迪默（Emily Mortimer）的观点：“艺术往往在冒犯人的时候是最好的。”我在想，在一个令人担忧的政治气候下，文化看门人们是否倾向于回避且不发展那些令人震惊的，甚至是冒犯的艺术？在1958年被《洛丽塔》冒犯的读者们，今天可能冒犯到他们的事情与当年相比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最好的艺术往往揭示了人类处境的疯狂、变态和激情，当我们的总统特朗普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比自豪地炫耀自己的狂妄时，这个时代却不允许艺术有容身之处？我认为，围绕着《洛丽塔》的对话在不断进化，充满了新的活力，这些对话也应当得到各方的鼓励，应当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并且应当被保存下来。所以我开始试着去做这些事情。
我所联系的作家，反应都十分积极。每个人都十分赞同我们现在需要谈谈《洛丽塔》。
从哪谈起呢？当然是这个女孩，多洛雷斯（Dolores）[1]本人。1958年时，焚烧胸罩[2]运动还没有发生，也还没有在娱乐业一手遮天、力量强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男性因长期性骚扰和性侵女性而被公开曝光和罢免的事件。当时纽约的出版社的负责人中没有女性，女性编辑更是少之又少，更不用说作家了。我的母亲玛丽恩·琼·怀特霍恩（Marion Joan Whitehorn）是一位才华横溢、尽职尽责的作家、编辑和读者，但是当年她在普特南出版社只能做个秘书。在和我父亲（普特南出版社的总裁）开始约会后，他们担心影响不好，于是我母亲跳槽去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实际上，她辞职是因为他挥手拒绝了她提交给他的一本书的封面。无论如何，她都要离开。事情就是这样的。50年前，我母亲曾给她最好的朋友琳达寄了一张明信片：
昨晚与诺曼·米勒（Norman Miller）和公司总裁出去吃饭，猜猜是谁试图解开我衣服的拉链。
爱你的，玛丽恩
（正确答案不是诺曼·米勒。）
1958年，还没有数百所独立学校调查学生被教职员性虐待的指控并将其公之于众。天主教会还没有被曝光为恋童癖者的避风港。这些东西在艺术和文学领域重要吗？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因为提出的问题不够宏大而受到嘲笑。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一家文学网站上勇敢表达她对《洛丽塔》的女权主义观点：
只有当你认同洛丽塔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是一本一个白人男性在几年里连续强奸一个孩子的故事。你读《洛丽塔》的时候是否努力让自己无视这样的剧情和人物？故事与你自己的经历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而且也很复杂，特别是对《洛丽塔》来说。
我们忘记了洛丽塔是一个足够凶猛的年轻女孩，她会对绑架者说：“当我看不到你的时候，你看起来百分之一百地更好。”凯特·伊丽莎白·罗素（Kate Elizabeth Russell）和宾度·班西娜斯（Bindu Bansinath）在她们充满洞察力的散文中，探讨了当她们在洛丽塔的年纪时认同她的后果。达尼·夏皮罗（Dani Shapiro）在疫情封锁期间，带着同情心，认识到洛丽塔是一位志同道合的灵魂姐妹。
现在来谈谈绑架洛丽塔的人，亨伯特·亨伯特吧。我们忘记了他是一个拿着枪的疯子，他痴迷年轻人和美国的道路，他向奎尔蒂发射了一颗又一颗子弹，谋杀了他。我们忘记了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亨伯特是个白人男性，孤身一人。为什么我们忘记了亨伯特是多么彻底地和可怕地现代？为什么我们只记得《洛丽塔》是以一句臭名昭著的抒情诗开头的呢？“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部小说实际的第一行是以一个标题开始：洛丽塔，或，白人鳏夫的自白……有时我认为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所作所为令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忘记。也许纳博科夫是故意为之。克里斯蒂娜·贝克·克兰（Christina Baker Kline）于2019年在曼哈顿的一个大陪审团任职一个月。在她为这本文集写的引人入胜的文章中，克兰让亨伯特接受了等待已久的审判。
《洛丽塔》曾两次被拍成故事片，导演都是男性。第一次在1962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后来是在1997年，由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执导。这两部电影都由金发碧眼的年轻女演员饰演多洛雷斯·黑兹。在纳博科夫的原著中，洛丽塔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棕发孩子，而电影中的洛丽塔成了性感十足、年龄稍大的少女。汤姆·比塞尔（Tom Bissell）在他精彩而夸张的散文中为电影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并对纳博科夫从未使用过的《洛丽塔》剧本提出了看法。
我询问了诗人、散文家和年轻小说家埃里卡·L.桑切斯（Erika L. Sánchez）——她参加了#Own Voices小说运动——我问她对《洛丽塔》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关于读者只有经过亨伯特才能听到她的声音这一点，以及《洛丽塔》那无可否认的华丽语言。[3]这样的美丽能像亨伯特那不可饶恕的罪恶那样被充分谴责吗？我们需要从小说中获得道德准则吗？
在这本书里，你将读到罗克珊娜·盖伊（Roxane Gay）细致入微的探讨，跟着她一起思考如此丑陋和暴力的东西是否可以用一种令人惊叹的美丽方式书写。你会读到玛丽·盖茨基尔（Mary Gaitskill）重新审视她对《洛丽塔》的感觉。你会读到维克托·拉瓦勒（Victor La Valle）对亨伯特式的怪物的看法，以及安德鲁·德布斯三世（Andre Dubus III）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时，对完全相同的台词有不同的情感反应。亚历山大·奇（Alexander Chee）将揭示《洛丽塔》是如何以意想不到的、令人不快的方式在他的一生中影响他的。克莱尔·德德尔（Claire Dederer）将阐明纳博科夫冒着个人名誉受损的风险出版《洛丽塔》是多么勇敢。
60多年前，《洛丽塔》能在美国出版，说明了在某些方面社会确实是进步的。故事要从我的祖父梅尔维尔（Melville）一次错搭渡轮乘船，以及阿米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的失踪开始说起。1900年，15岁的渔夫之子梅尔维尔·明顿（Melville Minton）错过了他本应乘坐的哈德逊河（Hudson River）渡轮，他本应乘坐渡轮从新泽西前往华尔街参加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求职面试，但他错误地登上了前往曼哈顿中城的渡轮。在错过了市中心的面试后，梅尔维尔走进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Scribner’s），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入门级的工作。20多年来，他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一路晋升。1934年，当G.P.普特南（G.P. Putnam[4]）离开濒临破产的公司去寻找失踪的妻子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时，明顿和合伙人厄尔·鲍尔奇（Earle Balch）被请来接管G.P.普特南。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尔维尔从普特南家族的各个成员手中买下全部股票，并收购了这家公司。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梅尔维尔继续出版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海军上将理查德·E.伯德（Admiral Richard E. Byrd）、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的著名回忆录。在这栋办公楼里，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当过编辑，喜欢高谈阔论，直到公司创始人G.P.普特南（G.P.Putnam）说服他竞选政治职位，只是为了让他离开普特南！
1955年10月，在梅尔维尔去世仅10周后，我父亲沃尔特被普特南的董事会选举为普特南的新总裁和出版人。当时我父亲才31岁。他在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和哈佛大学读的英语，文学素养很深厚。但是梅尔维尔教会了他，图书生意必须先有生意才能有图书。
《洛丽塔》就是在这时候登场的。1957年8月，沃尔特在曼哈顿的一场由《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的李·莫蒂默（Lee Mortimer）举办的派对上遇到了26岁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歌舞女郎罗斯玛丽·里奇维尔（Rosemary Ridgewell）。沃尔特当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结了婚，不过当晚他去了罗斯玛丽在东67街的公寓。在罗斯玛丽家坐下之后，沃尔特注意到沙发旁的咖啡桌上有一本绿色的小书。总是对书带着好奇心的沃尔特顺手拿起了这本书。罗斯玛丽告诉他，他必须读一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这可是她从巴黎买了带回来的。纳博科夫同意让奥林匹亚出版社的莫里斯·吉罗迪亚斯（Maurice Girodias）在其“旅行者之友”（Traveller’s Companion）系列丛书下出版法国版的《洛丽塔》，此前美国五大出版商都拒绝出版《洛丽塔》，称这部小说“肮脏不堪”、是“纯粹的色情”。听闻这本书被拒，沃尔特通宵读了《洛丽塔》。第二天早上，沃尔特知道他必须出版这本书。
沃尔特立即寄了一封信给纳博科夫，介绍自己，当时纳博科夫还在康奈尔教书。沃尔特这样写道：“作为美国出版商这一落后物种的一个相当落后的典型，我直到最近才听说一本名为《洛丽塔》的书。敢问阁下这本书是否还可以让敝社出版？”经过几次交流，因恶劣天气停飞三天后，沃尔特在暴风雨中登上了一架DC-3客机，飞往伊萨卡（Ithaca）与纳博科夫夫妇会面。他们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5]。沃尔特执着地追着纳博科夫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让《洛丽塔》大卖特卖。出版界那些文人对这毫无兴趣。但其实他们应该感兴趣的。
普特南向罗斯玛丽·里奇维尔支付了《洛丽塔》的伯乐费用，这是里奇维尔应得的尊重，虽然今天是不会这么容易获得了。据几家报纸报道，1960年6月，罗斯玛丽从《洛丽塔》的版税中获得了2.2万美元的分成，大致相当于2018年的19万美元。这一金额远高于当今大多数图书作者的预付款。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带着同情心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罗斯玛丽对《洛丽塔》的贡献。
1958年8月18日，《洛丽塔》在美国首次出版。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奥维尔·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在《纽约时报》上谴责《洛丽塔》是“令人恶心的……附庸风雅的色情作品”，《洛丽塔》还是立马成了畅销书。他的这篇评论在我父亲听来简直就是天籁之音。为了让销量持续增长，我父亲又宣布：《洛丽塔》在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缅甸、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出版后，都立即被禁止。尽管《洛丽塔》在美国一些地方社区也被禁，但从未在法庭上受到正式质疑。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赞扬了普特南出版《洛丽塔》的勇气。帕克在《泰晤士报》上写道：“愿荣誉和祝福照亮G.P.普特南出版社的负责人们。”
到1958年9月底，《洛丽塔》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这也是自1936年《乱世佳人》出版以来，第二本在出版前三周就卖出10万册的书，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出版后不久，沃尔特在新泽西州为他的家人建造了一座宽敞的殖民地风格的白色建筑，纳博科夫亲切地给它取名为“洛丽塔建造的房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特南分别出版了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微暗的火》（Pale Fire）、《天赋》（The Gift）、《防御》（The Defense）、《绝望》（Despair）、《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洛丽塔》成了英语文学的典范；1998年，《洛丽塔》荣登现代图书馆理事会的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排行榜第四名，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时代》杂志将其评为1923年至2005年百部最好的英语小说之一。亚马逊将其列入“一生要阅读的100本书”。2015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洛丽塔》为纳博科夫赢得了仅次于乔伊斯的英语散文大师的声誉”。2017年，《纽约时报》将其列为25本由美国难民撰写的伟大著作之一。2018年9月，《纽约时报》将《洛丽塔》列为“描写了强奸和性侵犯”的14本书之一。2018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洛丽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臭名昭著”。2020年1月，同样在《华盛顿邮报》上，迈克尔·迪尔达（Michael Dirda）写道：“现在有些人条件反射地痛斥这部出色的小说，只因为它那自说自话、不可靠的叙述者是一个恋童癖……但是只有那些自由地走得太远的艺术，才是最好的艺术。再说了，格伦迪夫人（Mrs. Grundy）[6]和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7]总是潜伏在附近，很快就会进行审查和惩罚了。”
60年来，《洛丽塔》一直在文学经典中保持着颇具争议的地位。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强烈的两极化反响。但是，尽管人们对小说中这个年轻女孩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从未真正动摇过。自出版以来，《洛丽塔》在全球的销量已远超6000万册。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将纳博科夫（因《洛丽塔》和《微暗的火》）列入26位西方经典作家名单中。2015年，《时尚先生》（Esquire）将《洛丽塔》列入“每个男人都应该读的80本书”的榜单。如今，《洛丽塔》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甚至高中都曾被课堂教学。有时会有预警，有时没有。
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卡姆兰·贾瓦迪扎德（Kamran Javadizadeh）已经教了12年的《洛丽塔》。他说，教授这门课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用洛丽塔的真名多洛雷斯来称呼她。在他的学生们读完这本小说后，贾瓦迪扎德会问他们认为这本书是否应该被阅读。“很少有学生认为我们不应该读。学生们不喜欢被庇护。对于那些认为不应该读的少数人来说，这与一种信念有关，即这部小说正在延续对年轻女孩的有毒的性感化。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没有错。”除了校园抗议，#MeToo已经弥漫在教室里：在他们的教授多年来没有注意到的各种文本中，学生们开始关注其中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这一代愤怒的年轻人看待《洛丽塔》视角，与多年前我在谢泼德教授的课堂上的截然不同。
就在本周，我在网上旁听了十一年级的一节大学英文预修课，对于亨伯特强占了多洛雷斯的事实，我很吃惊地发现学生们根本不用教，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没有花任何时间在课堂上讨论亨伯特是否会被救赎，也没有讨论当亨伯特坐在山上看着孩子们在下面玩耍，并意识到“那刺痛心扉、令人绝望的东西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和声里了”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悔过了。这些学生们都被警告过亨伯特的不可靠，所以整本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亨伯特的满纸荒唐言罢了，压根儿不会被诱骗。有一个学生觉得《洛丽塔》这本小说太过伤感，不适合在课堂上阅读。另一个学生对此表示不认同。有一个学生认为《洛丽塔》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的耸人听闻。有一些学生认为在今天《洛丽塔》是不能出版的，但其中一个说，考虑到Netflix上能有虎王[8]和泰德·邦迪[9]的剧集，《洛丽塔》在今天肯定能出版。一些人不欣赏《洛丽塔》里华丽的文字，而另一些人则十分喜欢。全班同学似乎普遍认为，与其说这部小说枯燥乏味，不如说它让人震惊，而且篇幅太长了。有一位学生告诉我，这本小说让他们产生的分歧比他们在课堂上读过的任何其他小说都多，他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带着警惕去阅读这本书”，以至于在阅读它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得了幻想症的“偏执狂”一样。他们都认为读一部关于连环杀手的小说比恋童癖容易得多。
*
最近，我参观了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三楼的伯格藏书阅览室（Berg Collection Readroom），那里是拥有世界上最广泛、最全面的文学研究档案资料的地方之一。我的儿子们现在读高中，他们常被鼓励去探索一手资料和文本，而我在读书的年代并没有受到这种熏陶。触摸纳博科夫写信用的薄薄的复写纸，阅读薇拉的蓝墨水钢笔日记，以及她偶尔用铅笔写下的日记，弗拉基米尔在日记上草草写下的“洛丽塔飓风”，以及他匆忙记录的酒店和餐馆的收据，还有他发现的蝴蝶，这一切都让我惊叹不已[10]。
在这个展览我了解到，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麦克道尔（McDowell）以及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都曾写信给纳博科夫，但不知道如何从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吉罗迪亚斯那里获得版权。在伊萨卡第一次见面后，纳博科夫于1957年11月29日给沃尔特写了一封信，问道：“如果你出版了《洛丽塔》，你做好了为《洛丽塔》上法庭，并在法庭上为它辩护的准备吗？如果事情走到那一步，你会一直去到最高法院为《洛丽塔》辩护吗？这可以写进协议里吗？”事实上，沃尔特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会带着两本小说一直到最高法院去反对审查制度。12月3日，沃尔特回复：
我们会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出版的任何一本书辩护，让它们不要受到迫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在一些地区和城市，不乏有些野心勃勃的官员想利用审查问题来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赢得更多的选票。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是本极具争议性的小说，这本小说先前已经由另一家出版商宣布出版。作者与那一家出版商的合同中有你建议的一些条款。当它开始看起来像个麻烦的时候，这家出版商想都没想就抛弃掉了这本书。因此，回应你的要求，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洛丽塔》获得它应得的成功，并用一切实际行动防止它受到迫害。
之后纳博科夫很快便决定，他希望普特南来出版《洛丽塔》，接下来谈判就开始了。吉罗迪亚斯坚持要一半的收益。毕竟，他当时正在法国打一场官司，反对法国对《洛丽塔》的禁令。当时吉罗迪亚斯与纳博科夫的关系已经恶化，纳博科夫甚至没有给他提供什么帮助。沃尔特向纳博科夫提出的是，一旦售出1万册，版税率就上升到10%。吉罗迪亚斯以为沃尔特提出的7.5%的版税与纳博科夫将获得的版税完全相同，以及考虑到精装版的最高版税率是15%，于是接受了7.5%的版税这一提议。所以沃尔特将支付总共高达17.5%的版税，他知道他必须让《洛丽塔》成为畅销书才能不亏本。
沃尔特还帮助纳博科夫夫妇谈海外的销售；他处理《洛丽塔》的电影销售和音乐版权，纳博科夫将这些戏称为“洛丽塔诉讼”。[11]难怪沃尔特不喜欢文学经纪人，因为他喜欢帮纳博科夫打理这些事情。他的办公室负责预订并确认纳博科夫夫妇的酒店和餐饮；有一段时间，沃尔特的办公室是纳博科夫指定的唯一通信地址。
我还发现了关于《洛丽塔》封面设计的信件，纳博科夫在给沃尔特的信中提到了他“坚决反对出现任何形式的小女孩形象”。沃尔特回答说：
你建议的柔和的美国风景，如果印出来，要么会变得粗糙和模糊，要么会给人留下《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的印象[12]，我认为那更加糟糕。
1958年5月2日，纳博科夫给沃尔特写了一则关于书籍护封的有趣旁白：
我注意到这是这位设计师第三次把我的名字NABOKOV拼错成NABAKAV（这和把NAPOLEON拼错成NAPALEON以及把CABOT拼错成CABAT如出一辙）。
沃尔特把所有三个错误都归咎于这位护封设计师，把他设计的护封转手就扔到了公交车下面。5月10日，纳博科夫回复道：
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给我寄来了我的十三篇故事集（NABOKOV’S DOZEN）的护封设计，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名字在那里也被拼成了Nabakav。
尽管纳博科夫能接受沃尔特关于出版的建议，但每次沃尔特提出编辑建议时，纳博科夫都会做出激烈的回应。纳博科夫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我在冰冷的阅览室里忍俊不禁。
薇拉·纳博科夫的日记以公路旅行开始和结束——从1958年7月13日在冰川公园到1959年10月23日在戴维斯堡国家历史遗迹——同时也记录了《洛丽塔》给我们的文化带来的狂风。
1958年8月16日，薇拉写道：
我们开车去纽约参加《洛丽塔》的首秀派对。拥有并经营着普特南出版社的沃尔特·J.明顿是一位年轻、聪明、长袖善舞的出版商……他说起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头头是道，显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如何让《洛丽塔》的出现对于美国公众来说“恰到好处”。他把派对（实际上是“新闻鸡尾酒会”）安排在哈佛俱乐部，召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弗拉基米尔的书成功了，他玩得很开心，幽默且滔滔不绝，不过谢天谢地——他没有说他对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看法。
薇拉对《洛丽塔》出版的兴奋溢于言表。她甚至复印了沃尔特的整封电报，其中1958年8月18日的电报后，薇拉欣喜若狂地写道：
昨天每个人都在谈论《洛丽塔》，《纽约时报》上的好评锦上添花，今天又有300个加印通知。书店里大卖，纷纷发来祝贺。
8月21日，普特南刊登了一则广告：“刚四天，已经是第三次大印了。目前印刷62，500册。”三天后，它又推出了另一则广告。这一次是《纽约时报》书评的整版，内容包括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哈里·莱文（Harry Levin）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好评。《洛丽塔》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迅速蹿升。普特南在《纽约时报》上又登了一则广告，故意打趣地问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洛丽塔》是全美最畅销的书，也是今年秋天人们讨论最多的书？”
史黛西·希夫（Stacy Schiff）在她获得普利策奖的书《薇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Véra （Mrs. Vladimir Nabokov）］中写道：
《洛丽塔》一下子就进入了美国流行文化。薇拉对《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令人愉快的漫画”很满意：井下工人全神贯注于一本书，有个路人似乎在恳求他，但是工人告诉路人：不，买你自己的《洛丽塔》去。在一些杂志上，《洛丽塔》出现在幽默的漫画中，也出现在普特南的广告中。（没有一个逃过薇拉的注意，当然那个“带我去见你的洛丽塔”的火星人也不例外。）
那年秋天，纳博科夫夫妇玩了很多纳博科夫所说的“电视台轮盘赌”游戏。在伊萨卡，他们做了自己能做的；他们对电视宣传效果不佳感到沮丧。很快，《洛丽塔》出现在亚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的节目中，后来又出现在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的节目中。后来，希夫写道：“F.W.杜皮（Dupee）认为《洛丽塔》给美国文学版图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次所有高、中、低阶层被结合在一起，让‘艾森豪威尔时代逐渐褪色的微笑让位于可怕的咧嘴笑’。”
希夫为这本文集撰写了一篇精彩的揭露性文章，让薇拉在#MeToo之后的所有其他《洛丽塔》读物中都扮演“零号读者”（Reader Zero）的角色。希夫注意到，薇拉从一开始就在日记中指出：“我希望有人能注意到那个孩子无助的描述，她对可怕的亨·亨（H H）可悲的依赖，以及她一直以来令人心碎的勇气，最终导致了那段肮脏但本质上纯粹健康的婚姻……”
薇拉对八卦的喜爱也从她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12月1日，薇拉写道，沃尔特带他们去尚博尔餐厅用餐，沃尔特的妻子波莉（Polly）、薇拉和弗拉基米尔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也加入进来。那天晚上，波莉向薇拉透露，她在《时代》杂志一篇关于《洛丽塔》出版的文章中发现沃尔特和罗斯玛丽有染。晚饭后，波莉要求坐德米特里的1957名爵跑车，然后两人一起出去兜风。纳博科夫夫妇和沃尔特坐出租车返回纳博科夫下榻的酒店，当他们等待波莉和德米特里回来时，沃尔特告诉纳博科夫夫妇，《时代》杂志那篇语气恶毒的文章是因为和他有过一段情的记者Min H.（薇拉在她的名字下画了线）报复心太强。但现在他和波莉又在一起了，并试图修补他们的婚姻。薇拉重述了每一个丰富多彩的细节：罗斯玛丽是“纽约黑帮市长奥德怀尔（O. Dwyer）”的朋友，德米特里带着“狡猾的微笑”回来，并提到他和波莉去过他的公寓。
第二天，沃尔特告诉弗拉基米尔：“我听说德米特里昨晚让波莉玩得很开心。”这在薇拉看来显然有点过了，她不禁想：“美国人是不是对这种事儿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奥哈拉（O’Hara）或者是科曾斯（Cozzens）的烂俗小说里满是这种情节，看来都是源于生活。”如果沃尔特和波莉想挽救他们的婚姻，他真的会对她和德米特里上床这么无所谓吗？波莉和沃尔特比德米特里大10岁，但他们也才30出头。在薇拉自己的日记中看到这一点之前我就读到过这些内容，于是我问了父亲关于这段插曲的事情。他否认波莉和德米特里睡在一起过。哪怕她这样做了，波莉从来没有和他分享过，后来也没有和她的孩子分享过。沃尔特从来没有否认太多，甚至没有提起罗斯玛丽在酒吧里用瓶子打他来结束他们的婚外情的事，但他不相信波莉和德米特里的风流韵事。无论如何，从这引人入胜的8页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薇拉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或非虚构类叙事作家。
1966年，沃尔特带我母亲去蒙特勒宫酒店看望纳博科夫夫妇。那是在我父母结婚之前，玛丽恩讲述了薇拉如何把她放在走廊一端的卧室里，而我的父亲一直被放在另一端的另一层楼的卧室里。德米特里也在同一时间来访，在用餐时，他邀请我母亲到露台上抽烟。两秒钟后，我母亲记得薇拉对她的儿子喊道：“德米特里，进来，你会死的。”薇拉不会冒险让沃尔特手下的另一个女人单独和德米特里在一起！我母亲笑着说，她很感激她没有被写进薇拉的日记；比沃尔特小18岁的她能想象得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最终，与沃尔特合作在普特南出版了六本书后，纳博科夫于1967年底离开，与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签订了一份价值25万美元的三本书的出版合同，其中包括《阿达或爱欲》（Ada， or Ardor）。希夫在《薇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一书中写道，薇拉形容当时的沃尔特“处于哀悼状态”，“怒气冲冲”，“近乎歇斯底里”。我的母亲当时在麦格劳‒希尔工作，她记得，纳博科夫告诉我父亲这笔与麦格劳‒希尔的交易之前，她就告诉他这笔交易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这一定也让他很伤心。但正如希夫所指出的，等到《纽约时报》报道这件事时，他已经恢复了元气。这篇报道指出：“普特南的总裁沃尔特·J.明顿谈到纳博科夫解约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遗憾。他说，在《洛丽塔》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纳博科夫的其他六部作品算是文学佳作，但销量并不可观。”
*
在这一年里，从这本书的撰稿人的声音里我一次次地重新阅读《洛丽塔》，到处都能看到她。在劳拉·利普曼（Laura Lippman） 揭开了她内心的谜团的作品中，我看到洛丽塔害怕警察，一直在逃避。在伊恩·弗雷泽（Ian Frazier）去到纳博科夫出生地圣彼得堡的旅途中，在他去纳博科夫写《洛丽塔》时去过的所有地方，在亨伯特拽着洛丽塔到处跑的地方里，我看到洛丽塔。弗雷泽年少时“爱上洛丽塔”的时光里，在他和家人参观过的地方，我看到洛丽塔。弗雷泽曾固执己见地认为，不欣赏这部小说的母亲一定是搞错了重点。在斯隆·克罗斯利（Sloane Crosley）剖析流行文化对多洛雷斯做了什么时，我看到了洛丽塔。罗宾·纪凡（Robin Givhan）回忆起，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时，娃娃连衣裙、彼得·潘领子和超短裙这些“洛丽塔”时尚，从未与她产生过关联。在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的梦境里，我听到洛丽塔勇敢的声音。吉尔·卡格曼（Jill Kargman）问道：为什么男人会痴迷于青春期的女孩？在这个问题之后的沉默里，我听到了洛丽塔。在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和摩根·杰金斯（Morgan Jerkins）对纳博科夫如何渗透到我们身体和大脑的生动而诚实的描述中，我看到洛丽塔。当苏珊·崔（Susan Choi）被洛丽塔迷住，跳上火车，落了背包和最重要的物品时，我的心为之加速。然后，谢莉尔·斯瑞德（Cheryl Strayed）写给多洛雷斯的《亲爱的宝贝》的信就到了我的收件箱里，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保持着社交距离时我们在一起。当洛丽塔终于可以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时，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去年你可以听到亨伯特的声音在参议院会议厅的墙壁上回荡，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大喊：“我知道我是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单身白人，我被告知闭嘴，但我不会闭嘴。”然后他展开了一场长篇大论，瞬间扭转了被指控性侵的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命运，并将他推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位。你可以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被披露的关于他的私人飞机“洛丽塔快车”（Lolita Express）中听到这一点。至少有两位前总统乘坐过这架飞机，特朗普为自己辩护说，当时他还是“单身”人士。当14岁的伊朗女孩罗米娜·阿什拉菲（Romina Ashrafi）在与29岁的“男友”私奔后，她被自己的父亲斩首，原因是她“侮辱”了家人。她的“男友”从罗米娜12岁起就一直在追求她。[13]我突然意识到，每年都是洛丽塔之年。如果是罗米娜的母亲，她可能会因为斩首女儿而被处决，而罗米娜的父亲只服刑9年，而这位“男友”只需要服刑两年。
我看到1958年11月纳博科夫接受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电视台采访时，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纳博科夫脸上狡猾的微笑。特里林对小说的爱越陷越深，他称其为一个爱情故事——这一描述将会持续数十年。我父亲于2019年11月19日去世，那之后我在全国各地的讣告中看到了《洛丽塔》。
由于商业原因失去优秀作家是一回事，但由于审查制度而失去优秀作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几十年来，我父亲不遗余力地争取让读者们有权利阅读《洛丽塔》这样的书，虽然有些人宁愿不读这类书。时代已经变了，但他们没有变，并没有真正地改变。只要谷歌一下“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就一目了然了。《洛丽塔重生》这本书让我自豪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沃尔特的工作。[14]亲爱的读者，我邀请你加入最有洞察力、最有才华、最大胆的作家的发现之旅，我希望这将成为我们思考和谈论洛丽塔的路线图，因为《洛丽塔》是一部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小说。
在普特南出版社签下在美国出版《洛丽塔》的合约一个月后，人们就开始议论纷纷了。（1958年3月23日《洛杉矶时报》）
在辛辛那提公共图书馆（Cincinnati Public Library）封禁《洛丽塔》（Lolita）一周后，这本书在饱受争议的情况下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辛辛那提问询报》1958年9月22日）
[1] 洛丽塔的真名叫多洛雷斯·黑兹，本书中多位作者会使用这个名字，以强调洛丽塔本来的身份被亨伯特抹杀。——译注
[2]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曾发起过“焚烧胸罩”运动。1968年“美国小姐”典礼现场，声称“胸罩是罪恶发明”的女权主义者杰蔓·可瑞尔垒起一个“自由的垃圾桶”，把胸罩、假睫毛等象征女性遭受压迫的物件扔了进去，可惜因为没有防火许可证而作罢。除了No-bra day，在美国还有一个Go Topless（上身赤裸） day，她们抗议“只允许男性在公共场合赤裸”的法律条文，认为“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宪法权利，一样可以在公共场合赤裸上身。”——译注
[3] 最近我问父亲，他对《洛丽塔》的抒情写法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如果有人被射中，从马上摔下来，这就是让他在审美上感到高兴的地方，而不是《洛丽塔》。然后他提醒我，他喜欢纳博科夫用双关语的方式。但是，尽管我父亲喜欢假装并非如此，但他确实欣赏优秀的作品。他出版了许多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的作品：T.H.怀特（T.H.White）、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特里·萨瑟恩（Terry Southern）、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诺曼·梅勒喜欢自称是“洛丽塔的教父”，搞得好像她和亨伯特的关系还不够糟糕。洛丽塔也要从梅勒那里逃走！
[4] 培生公司（母公司）、企鹅出版集团（子公司）、G.P.Putnam’s Sons （孙公司）。公司追溯于1838年，George Palmer Putnam （乔治·帕尔默·普特南）和一位叫Wiley（卫利）的人成立的Wiley & Putnam，老乔治死后，儿子John（约翰）继承了父业，于1872年改名字为G.P.Putnam’s Sons （姑且叫作乔治·帕尔默·普特南的子孙）。后来一系列变迁，名字几经更改，直到现在变成了企鹅出版集团专门用来出版给年轻人看的品牌。——译注
[5] 那次会议上，我父亲其实并没有拍马屁。纳博科夫非常直率。而且，薇拉一开始对我父亲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她后来形容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他是“一个行动缓慢，像猫头鹰一样的出版商”。他在哈佛俱乐部为《洛丽塔》举办了一场首秀派对后，薇拉才对沃尔特产生好感。她在日记中写道，她和弗拉基米尔开玩笑说，他们最初的印象是，也许沃尔特是派了“一个年长而迟钝的表兄” 代替他去伊萨卡的。薇拉在看到沃尔特·明顿兴高采烈地为她丈夫的书做的整版印刷广告后，才真正成为沃尔特·明顿的忠实粉丝。在支持纳博科夫这一点上，沃尔特和薇拉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6] 格伦迪夫人是Riverdale高中的一名音乐老师，她在男孩阿奇高二的时候和他有过一段恋情。——译注
[7] 托马斯·鲍德勒 （1754年7月11日—1825年2月24日）是一位英国医生，他出版了威廉·莎士比亚的著作的删节本，他认为删节本比原著更适合女性和儿童阅读。他同样编辑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的删减招致了一些批评和嘲笑，现在他的名字常用来表示对文学、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审查制度。——译注
[8] “虎王”Joe Exotic， 真名为Joseph Maldonado-Passage。曾是老虎繁育及幼崽抚育机构负责人，因杀 害、贩卖和非法运输老虎罪以及两项雇凶杀人罪，被判处22年监禁。佛罗里达州营救大型猫科动物野生动物保护区（Big Cat Rescue Wildlife Sanctuary）的创始人Carole Baskin的“911虐待动物”网站披露了Joe Exotic等人的恶劣行径：他们大量繁育老虎，在幼虎出生时就将幼虎与母亲分离，并将它们训练成拍照道具。——译注
[9] 泰德·邦迪（Theodore Robert “Ted” Bundy，1946年11月24日—1989年1月24日），原名西奥多·罗伯特·考维尔（Theodore Robert Cowell），是美国一个活跃于1973年至1978年的连环杀手。在其于1978年2月最后一次被捕之前，他曾两度从监狱中越狱成功。被捕后，他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直到十多年后，才承认自己犯下了超过30起谋杀。不过真正的被害人数量仍属未知，据估计为26至100人不等，一般估计为35人。通常，邦迪会棒击受害人，而后再将其勒死。他还曾有过强奸与恋尸行为。最终，他于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因其最后一次谋杀而在电椅上被执行死刑。他因在狱中协助警方分析另一起连环杀人案而被影片《沉默的羔羊》设定为人物原型之一。——译注
[10] 早在1999年，我曾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参观，当时我和父母在大理石狮子旁边，参观了纳博科夫百年纪念展览（Nabokov Centennial Exhibition）——“纳博科夫在玻璃下”（Nabokov Under Glass）。在图书馆的三楼，明亮的玻璃柜子里放着纳博科夫的捕蝶网、放大镜和铅笔。看到那些关于《洛丽塔》的信件（大部分是纳博科夫和沃尔特之间的信件），我心里播下了一颗愧疚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越来越痛苦。不久之前，作为克诺夫（Knopf）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的新助理，我决定清理一下我桌子周围一大堆令人沮丧的东西——一堆堆要整理的文件——都是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留下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们全都放进一个由建筑服务部门提供的巨大帆布回收箱里。当桑尼吃完午饭回来的时候，他注意到我来来回回跑了二十趟把一摞摞两英尺高的文件倒进已经完全满了的回收箱里，他只是抬了抬眉毛，仅此而已。当我在展览的玻璃下看到沃尔特的信件（那时候，对他自己的助理或“秘书”来说，这些信件肯定是非常平常的）时，我看到了我在克诺夫出版社扔掉的那些东西。就像纳博科夫的蝴蝶一样，我杵在展览的地方，挪不动步，思绪纷乱。还有哪位著名作家与桑尼的书信，有朝一日会因为我的愚蠢乱扔而不能被陈列在这座传奇图书馆的拱形天花板下呢？
[11] 这是Lolita和litigation的合成词，litigation表示诉讼。——译注
[12] 原文是 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是一部1938年的电影。主角小女孩丽贝卡（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扮演）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她随继父哈里（William Demarest饰）参加某电台的选秀，其歌喉令制作人东尼（Randolph Scott饰）绝倒，然而哈里却误以为继女落选，带着丽贝卡先行离开。——译注
[13] 《纽约时报》，2020年6月7日。https：//nyti.ms/2Y6AqgZ.
[14] 我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我父亲更喜欢在法庭上激烈地进行他的斗争，而不是在这样的选集里。但每个战士都有自己的战场，这是我和这本书里的作者们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