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代东方奇书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人的历史》）人类文化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轴心时代”的人类思想巨子，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历史与人文深处“苏醒”，代表了各自民族与时代的人文精神和思想深度。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耶稣，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佛陀），与中国的老子、孔子等古哲一起，成为一颗颗永远闪烁于世界文化苍穹的灿烂星辰。他们所创始与展开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等思想活动有先后，其文化素质、内涵、机制及精神面貌等大相径庭，却共同实现了“轴心突破”以及每一民族与时代的文化“祛魅”与解放。

这一“轴心期”中国儒道文化的根源，是由神话、图腾与巫术构成的上古原始“信文化”。而其中的巫文化，主要是盛于殷周的甲骨占卜与《周易》巫筮。正如熊十力所说：“易者，儒道两家所统宗也。”（《新唯识论》）“轴心期”中国儒道等思想、哲学的直接根源之一，便是《周易》。

《周易》作为伟大的中华人文经典，数千年来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古代东方奇书”。它保存了中华文化原型的历史与人文资源，蕴含着原始巫学、数学（这里所谓“数学”主要指命运之学，是数即象、象即数之学，即王夫之所说“象数相倚”之学，一定意义上，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数学之母”相系）、仁学、哲学、史学、美学与文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天理、命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于一炉，不无文化迷信却尤为原初的文化集成，其文化蕴涵的广博与深邃，不是其他中华人文经典所能比肩的。

《周易》这一“奇书”，究竟“奇”在哪里？

其一，“奇”在它的符号。

世上的典籍书册浩如烟海，不可胜数，绝大多数只有文字，而无其他特殊符号。《周易》并非如此。

今本《周易》除了卦爻辞和《易传》十篇文辞外，还有阴阳爻符、八卦、六十四卦以及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八卦方位等符号及其文字说明等，是一个庞大而深微的知识体系，可以“致广大，尽精微”之辞概括。这一象数、图书之学，发展至清代愈来愈繁，据说其图式竟有三千余种，扑朔迷离，盘根错节，令初涉者一时山重水复、迷踪难寻。

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吧，西汉末年扬雄所撰《太玄》，也是除了文辞还有特殊符号的，称为“八十一首”。扬雄的撰作，自有其创造。《周易》所崇尚的，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为阴爻--、阳爻-两个筮符；《太玄》的“首”，为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画作-、--、---。《周易》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则一而三，三而九，九而八十一。《太玄》的这一思维方式，受启于《周易》是肯定的，或者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步了《周易》后尘，是将《周易》六十四卦，变成了《太玄》八十一首。《太玄》的符号系统，其实并非原创，一定程度上正如古人所言，《太玄》为“拟《易》之作”。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与原本巫筮的一个重要文本，在世界所有巫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假如你初涉《周易》，一般会遭遇三大阅读困难：通篇《周易》文辞，简古而不易读识；卦爻符号系统，令人莫知所以；文辞与筮符之间复杂而幽邃的文脉联系，构成了一道道不易冲破的认知障壁。有人曾经不无夸张地说，《周易》这部经典，其实是一个玄深的“黑洞”，无论你投入多少，它都不会有多大反响，以至于一直被西方学人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

其二，“奇”在它的所谓神秘。

《周易》的所谓神秘，在于其本源意义的“巫”。

人类巫文化起源很早，《周易》巫筮源于数占，以龟卜为前引，与远古曾经盛行的占星术、望气和风角等原始巫文化一样悠古而神秘。

我们熟悉的“望气”，只需抬头望测天空云状与动向等，就能立即作出吉或凶的巫性判断。比如紫气东来为吉，看见“扫帚星”会遭厄运等，这属于“天启”巫术。

甲骨占卜这一类巫术，既重“天启”，又重“人为”。龟甲或者牛骨等，都是自然长成的，又经过人为颇具深度的改造。譬如龟卜，须经捉龟、衅龟（举行以血涂龟的请龟仪式）、杀龟、磨龟、钻龟、灼龟、淬龟、刻龟与藏龟等步骤，比起“天启”巫术来，其“人为”因素显然大大增加了，可以称为“半天启半人为”的巫术。

《周易》占筮与此不同，它是人类巫术中最高级的一种文化方式。它以象数“互渗”为占筮机制，所用占筮“神策”如筮竹、筮草之类，取之于自然界，又经过了人为的改造。尤其是它不离于象数的推演，须经过“十八变”的复杂占筮过程，才能决定变卦变爻，作出吉凶休咎的判断。其繁复、烦难程度无以复加，极富不离于神性、灵性与巫性之“天启”的人为因素，为其他巫术所远不及。这一点，即使从朱熹《周易本义》的《筮仪》一文亦能见出。有鉴于这一巫术重于“人为”的方式与程度，不妨将《周易》始终不离于“象”的“数的巫术”称为“人为”巫术。

《周易》“象数”巫文化的人文智慧水平与程度，在所有巫术中，无疑是最高的。西方文化人类学代表作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以及伊利亚德的《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格拉夫的《古代世界的巫术》、托马斯的《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等记述了无数的巫例，却没有哪一个巫例的文化仪轨、操作、机制与内涵等如易筮这样，充满了始终不离于“象数”之复杂推演的原始巫性与原始理性因素。

《周易》筮数，除了指天命、命理（劫数，命里注定）外，还同时蕴含着未曾与天命、命理观分离的自然科学意义的朴素理性的萌芽。这一思维萌芽，尚未冲破象、数“互渗”的“原逻辑思维”（《原始思维》）的文化“冻土”，却已经来到了文化上由“冬”入“春”之明媚时光的入口处，从原始混沌的“原逻辑思维”对于思维“矛盾”的永远“不关心”（同前），发展到了终于要突破这一思维域限的地步。

《周易》象数互渗的巫筮，始于“数卦”（数字卦）。初民“识数不过三”，“三”之后是什么数，是他们无力想象的，只知道“大”到不可思议而无以把握。因而八卦由三个爻构成，“三”这个数，曾经有无穷大的含义，尔后才有六爻所构的重卦出现。这种本具巫术迷信的朴素理性思维的进步，让《周易》素朴的原始理性的“数思维”与“象思维”叠加在一起，有能力从天命、劫数的文化迷信中曲折地生长，开启而逐渐完成西方学者所说的原始“理性化”过程。法国著名学者汪德迈说，《周易》巫筮的“数卦并非龟卜兆裂的附加物，而是以新的占卜（引者按：占筮，卜不等于筮）符号设计取而代之，后者比骨占、龟占的材质预制更巧妙：转化为数”，并且开始发生“象征符号体系向数字符号体系的飞跃”（《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说的便是这一文化现象。

无疑，《周易》的一整套算卦模式，从阴阳爻到六十四卦，是一种有序的逻辑思辨的架构，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文化思维与思想的“早慧”与“早熟”，从而实现从“巫”走向“史”的文化建构，这是世界上其他原始巫文化都没有能够完成的思维与文化的飞跃，成为古代中华从“巫”到“史”的“巫史传统”的典型文化现象之一。

由《周易》所开启的“数的巫术”即“数术”，综合了在此之前包括甲骨占卜在内的中国一切巫文化的样式及其内蕴，提升了中国巫文化的思维质地与品格，成为人类巫文化中出类拔萃的一种以及中国一切巫文化样式的代名词。《汉书·艺文志》曾以刘歆《七略·术数略》为蓝本，将具有巫性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堪舆）”等六类，都称为“数术”或“术数”，可见《周易》巫筮在中国巫文化领域中的主流地位。

《周易》这一数术及其“史”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人文经典的崇高地位。从西汉“儒学经学化”，到东汉“经学谶纬化”，易学一直是其中的一个文化主角。从“五经之首”到“十三经之首”，作为“群经之首”，《周易》成了历代儒生笺注、阐释最多的经典。历代关于《易》的传、注、疏不可胜数，迄今传世且重要的就有一二百部。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历代注释群经的著述中，将其余人文经典加在一起，都没有一部《周易》多。易学作为“第一国学”，实至名归。

与经学、易学相系的孔子，无愧于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大先生”的美称；《周易》，则是人所共知的中华人文经典的杰出代表，与印度《吠陀》、西方《圣经》并列。

历史上，大批儒生奔求功名心切，第一部要熟读的，便是《周易》。第一期、第二期到第三期“儒学思潮”的涌起，都与易学息息相关（学界一般将中国儒学的历史与人文发展分为三期：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五四”以来为第三期）。中国历代大量易著所阐发的观念、思想及其命题与范畴等，构建了始于战国直至今日一部恢弘而浩荡的易学史。真正说不尽的，是易理。易学，一直是“第一国学”。“《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虽然夸誉有过，世上绝没有哪部书的文化思想的内涵，可以囊括、穷尽这个无穷大千世界的一切，做到“无所不包”，然而《周易》文化意蕴的庞繁、深邃与独特，确实是其他典籍所无可比拟的。当然，它也控制、耽误了史上无数聪明的头脑。

其三，“奇”在二律背反的杂糅。

《周易》所蕴含的巫性理念，在于崇天与知命、媚神与渎神、拜神与降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迷信与理智交互，琐屑同庄严相依，平庸与深刻比邻，崇拜同审美偕行，等等，何等“奇妙”地杂糅于一书。

不啻云泥的文化品质，以及天壤之别的文化评价，唯有《周易》一书可以“当之无愧”。

秦始皇嬴政曾采纳李斯之言而焚书坑儒，诏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非秦记皆烧之”，一时九州震动，人人噤若寒蝉。而“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文网恢恢，疏而不漏，唯有巫书包括《周易》等，却能得逃秦火，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明代王阳明曾说：“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

“天下之理”孰为“大”？未有大于“卜筮者”。试问何以如此？“《易》是问诸天人”的。王阳明的不周之处，在于指明中国古代天人之学源自卜筮的同时，却将卜筮包括《周易》的巫筮文化，混同于一切天人之学与“天下之理”。《易》的文化功能，确在于“问诸天人”，而“天下之理”，远不是《周易》巫筮所能穷尽的。

趋向于穷尽而永远无以穷尽的“天下之理”的，并非关于《周易》巫筮的虔诚迷信，而只能是不断进步、不断飞跃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整合。

力求正确评估《周易》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在于首先必须厘清《周易》的文化本体究竟是巫学还是哲学这一问题。

《周易》本经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于六十四卦卦序的有序排列。本经六十四卦，构成“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孔颖达《周易正义》）的态势与格局。三十二对卦体每相邻两卦，或“覆”或“变”，或“覆变”相兼（下详），显然出于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哲学思辨，然而这一卦序思维，并非易筮的原始面目。

《周易》的编撰者，将既济卦安排为第六十三卦，又将未济卦作为六十四卦系统的最后一卦，显然是有意为之的，意在表达物不可穷尽的易理即哲理，认为世间一切存在都是未完成的，都是一个永恒化变的时间历程。

长期以来，学者敏锐地看到《周易》富于哲学之思这一点，得益于从“五四”至今百余年间，治《易》者多为哲学研究者，这自当应予肯定，亦因在那些特定年代，觉得讲哲学比较“安全”，不至于被误解为宣扬迷信。然而这样做，倘若导致否认《周易》原本巫筮之书，或错将哲学看作整部《周易》的思想，则是不值得肯定的了。

有当代学者说，《周易》原本并非卜筮之书，卦爻辞不是筮辞，他们依章太炎、胡朴安的“六经皆史”（这里的“史”，指历史）之说，认为《周易》是一部历史记事与揭橥历史规律之作，斥“易字本诂为卜筮”为“烟雾迷离之说”，断言“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

这一见解，并未触及《周易》为“哲学著作”一类的看法，却将中国哲学的本根之一为“巫”这一点否弃了。

尚秉和先生曾经论析“易之义”，称：“说者以简易、不易、变易（引者按：统指哲学）释之，皆非。”“简易、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本诂固占卜（占筮）也。”（《周易尚氏学·总论》）此是。

《周易》原本巫筮之书。正因为以巫筮的“变”这一原始易理作为其人文基础，才能经《易传》而发展为“简易、不易、变易”如此深具哲学意义的易理。假如否定巫筮之易，则《易传》的哲学与伦理学等，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是真正的“烟雾迷离之说”。

无疑，《周易》哲学思想之类的历史与人文本根，主要在于原巫文化；中国哲学等的根因根性之一，在于卜筮文化本身。

一个民族的哲学与其相系意识形态的思想质地与底蕴，在其文化母胎里已经孕育，决定于它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整部《周易》称为“中国式的文化学著作”。

《周易》的人文思想，仅仅称其为巫学或哲学或巫学加哲学，都是欠妥的。它确实是一种巨大、繁复而深邃的“综合文化集成”，其母体为巫筮，其哲学、仁学与美学等意识形态，是承继与发展其文化血缘的“子裔”。

为求正确地解读《易传》哲学等的文化真谛，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原点”，从研习易之原始象数开始，进而研习象数与哲学义理等的种种文脉联系。

重温一下梁启超关于“以复古为解放”这一见解，是必要的。

梁先生认为，对于“清学”研究而言，“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阳明）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颢、颐）、朱（熹）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慎）、郑（玄）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清代学术概论》）。

此言大善。

就《周易》本经的解读而言，在努力研究巫性象数的前提下，摆脱《易传》那种颇为浓重的道德说教，首先以原始巫学的理念与方法解释筮符、卦爻辞及两者的文脉联系，应是一种关于易学的“以复古为解放”。

《周易》本经与《易传》之间的历史与人文联系，同样值得注意。《易传》是现存最早最重要的易学概论，富于哲学、阴阳五行之学、仁学与美学等“现代性”的意识与思想资源，具有由“巫”文化而提升为“史”文化的巨大思想意义与价值，也保存了“古筮法”等一些巫学的内容，不容忽视。

然而，《周易》本经的成书与《易传》的成篇，大约相距七八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倘然以《易传》解读先在的本经，往往失之千里。

如本经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应句读为“元亨，利贞”。其意为，筮遇乾卦，可进行祖神祭祀，是吉利的占问。这里，元，原始义，指祖神；亨，享字借代，享有祭义；利，吉利之谓；贞，卜问、占问义。

《易传·文言》由本经卦辞发挥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四者嬗变、提升为“君子四德”，所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

“元者”“善之长”，指乾德即天德为众善之首。“亨者”“嘉之会”，指以乾坤、天地相和为善美。《说文》：“嘉，美也。会，合也。”连斗山《周易辨画》称“两美相合为嘉，众物相聚为会”。“利者”“义之和”，荀爽《易》注云：“阴阳相和，各得其宜，然后利矣。”义，通宜。“贞者”“事之干”，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诗诂》云：‘木旁生者为枝，正出者为干。’是干有正义。”这里的“贞”，已由本经的贞问、卜问义，转化为道德人格的正固之义。

坊间太多《易》注，都以《易传·文言》之说，解读本经的“元、亨、利、贞”四义，这是将《易传》的道德说，附会七八百年以前本经卦辞的本义。

中国易学史上，最早解读《周易》卦爻辞的，大约为《子夏易传》。其文有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这一解读，为《易传·文言》所吸取，李鼎祚、孔颖达与朱熹等都有引用，都有些“以传解经”的毛病。

解读《周易》本经，倘然一切唯以《易传》马首是瞻，岂不违背梁启超所提倡的“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以复古为解放”的治学原则？这种“以传解经”的易学传统，必须予以纠正，应该提倡“以经解传”。易学史上“以经解传”的孤例，是秉承乾嘉之学统的崔述。他说，“不以传注杂于经”，“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自称“考信”。（《崔东壁遗书·考信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