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自杀(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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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痛失孩子的父母们如是说

1
欺凌者眼中的五分之一,对被欺凌者来说则是五倍

鹿川雅弘(51岁)

1986年2月1日,东京都中野区,就读于区立富士见中学初中二年级的鹿川家的长子鹿川裕史(13岁),于父亲老家附近的岩手县JR(1)盛冈站车站内的卫生间里上吊自杀。经调查,教师也参与了该事件中的“葬礼游戏”,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孩子留下写有“活地狱”的遗书,这些信息一经公布,震惊了社会。校方的过失责任,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中终于被判定,根据判决结果,学校支付了赔偿金。

“裕史的官司胜诉后,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欺凌了。谁料又发生了大河内事件,我深感失望,难道裕史的死被人们淡忘了吗?如果大家对欺凌自杀事件都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同样的悲剧就会反复发生。”

据说裕史在自杀前一年的11月,曾将“葬礼游戏”的彩纸(2)带回家,一脸沮丧地对父亲说:“看看这个,你会怎么想?老师在这里也签了名啊!”

父亲雅弘先生正准备去学校抗议,裕史就自杀了。自己的行为给学生造成的打击之大,甚至导致了学生的死亡,这是班主任未曾想到的。

班主任都签了名的“葬礼游戏”的彩纸

事件发生的两三个月前,我们从班主任的信里知道了裕史遭受欺凌的事。于是我们立刻去见了老师,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信里提到了“欺凌”的字眼啊。

班主任说我家裕史在学校被人随意使唤。怪不得孩子的房间里经常有五六个书包。我看到之后曾问过裕史:“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裕史回答说他们过一会儿就会过来拿走了。谁信啊!早上,裕史又要背着这些书包去学校。跟班主任谈过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切。当时,我也跟欺凌者A的妈妈谈过,对方表现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A的妈妈否认道:“鹿川跟我家孩子不是朋友嘛,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一起啊。”对我的说法完全不理睬。她的孩子对我家孩子拳打脚踢,打得孩子鼻青脸肿,把耳朵都扯裂了,听了这些她还在说着他们一直是朋友啊。还说“我家孩子很可爱的,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即使我举出这些具体的伤害事实,她还是认为自己家的孩子很可爱,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真的。

总之,当时我对老师说,“孩子在外面以及在家里时,由我们来守护。孩子在学校里就拜托老师保护了!”毕竟我家孩子受到伤害都发生在学校里啊。然而,学校都做了什么呀!老师竟然瞒着家长,对我家孩子说过“你只能转校了”之类的话,被下了最后通牒,我家孩子已经走投无路了。

裕史决心要自杀就是在那个“葬礼游戏”之后。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裕史拿着“葬礼游戏”的彩纸回家,对我说:“爸爸,看看这个,你会怎么想?”我看了很吃惊,问他:“这是什么呀?”

裕史十分失落地看着我的脸,他应该是想知道我会作何反应吧。但是,当时我生了气,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活着呀!”听了这话裕史又说:“爸爸你看看呀,老师在这里也签了名啊!”“什么!”我吃惊地喊出声来。彩纸上签了一长串的名字。“这里,老师的名字在这里,”裕史指着说。我当时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像是游戏,老师在上面还写了“真悲伤”之类的话。

这样一来裕史肯定不能去上学了,因为去了学校,不知道大家会对他说什么。就是从这件事开始,裕史决绝地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在他周围的孩子看来,就连老师都被拉拢参与了欺凌,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此一来欺凌行为便无法再刹车,更是变本加厉了。

裕史离家出走后的整整两天里,我在东京拼命地找他。当时我想着只要孩子还在东京,就一定会留下一些线索。然而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一下子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越来越心慌,担心他出事。那天半夜,我接到了我老家盛冈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让我去确认死者身份,他说裕史死在了JR盛冈站的卫生间里。

学校的校长问:“鹿川同学(遗体)什么时候回来?学校要为他办个告别会。”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就火了,忍不住对他说:“还说什么浑话!学校不是已经给他办过告别会了吗?孩子连他‘葬礼游戏’的签名彩纸都带回来了!告别会不是早就结束了吗?”听我这么一说,学校方面也吃了一惊,因为连班主任都参与了这件事情。

2月5日,我回到家一看,校长与教导主任已经在家里了。他们和我家亲戚一起,像是要把我家掘地三尺一般,在我家找那张“葬礼游戏”的签名彩纸。如果当时彩纸被他们拿了去,官司就打不成了。

我家孩子在学校受到了如此大的伤害,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学校却拒不承认存在欺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学生们都知道真相,事到如今,已经有足够多的证言证明了存在欺凌这一事实。只有学校完全不作为,而孩子们都在看着这一切。这件事整个颠覆了我对老师的认知。如果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那么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可能发生与裕史类似的悲剧。那时我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是一个危险至极的地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遇到过一位家长,那个班主任刚任教时曾教过他家的孩子。听到我说“那位老师现在教我家孩子呀”,对方说:“哎呀,那位老师呀,可挺吓人的。”但我家孩子却说“不吓人,管得不严,管得不严”,孩子还说:“那个老师可有个外号叫不中用,学生们找他办什么事儿他都不给办啊!”听了这话,我想那位老师跟年轻的时候比也变了不少,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过去的严厉已经完全改变,在他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到了。他只是跟孩子们一起玩,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什么事儿都不管,总之就是一名只想明哲保身的老师。

我认为有很多人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初衷是想尽职尽责地教书育人。然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被迫做出很多妥协,被诸多问题消磨,自己的主张屡屡不被认可,经此种种,初心不再,曾经的干劲土崩瓦解,当初的信念分崩离析。经历种种挫折后,在学校里就变得只想着但求无过,明哲保身。

1994年大河内清辉自杀事件发生后,我前往痛失爱子的大河内夫妇家中拜访,对他们说:“失去孩子之后,至今我还在打起精神为他奔走。但是,精神上是很疲惫的,请两位务必保重身体。”我还叮嘱他们:“如果两位考虑提起诉讼,千万不要说出去。”因为一旦说出去,反而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找到适当的时间提起诉讼就行了,打官司是一定要打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旦提起诉讼,之前对我们报以同情的人也会因此产生情感变化,我们会被周围完全孤立。到那时同情我们的人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会抱怨:“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啊!”大家都会变成我们的敌人,这一点让人十分痛苦。这次,整个地域的人会集体孤立我们,与在学校实施欺凌的坏孩子一样,父母们也在做着类似的事,这是非常恐怖的遭遇。

写给我的家人以及朋友。很抱歉,我忽然消失不见。具体原因你们去问〇〇与△△就明白了。其实,我还不想死。但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是“活地狱”啊。不过,如果因为我死了,要由其他牺牲者遭受我的痛苦,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你们这群家伙停手吧,不要再欺负人了!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诉讼的初衷明明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牺牲者

1986年事件发生后,我们提起了诉讼。诉讼时我们声明,这场官司既不是出于怨恨,也不是为了金钱,只是依照孩子遗书的控诉,诉讼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牺牲者。如果为了“赔偿金”打这场官司,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的辩护律师也做好了相应的思想准备。另外,凑齐七至八个律师团成员也十分困难,多亏认同我们想法的优秀律师们作为志愿者出手协助,而他们各自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接着,学校果然来给我们施加了“压力”。所谓压力,就是校方施压让我们难以开口。涉及的实际问题就是裕史的妹妹,学校利用妹妹作为威胁,来高高在上地跟我们谈话。大概校方认为跟我们谈话时,如果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吩咐我们,我们就会听从吧。学校比我们地位高,能把我们压制住,这真是完全官僚的思维方式。

我们接到过恐吓电话,也收到过很多来信。最初,甚至有“孩子爸爸也去死吧”一类的内容。但是,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鼓励支持我们的,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然而,每次听到“父母为什么会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呢?”“孩子怎么就走到了自杀这一步呢?”这类话时,我们都无比痛心。因为即使孩子生病了,父母也绝对不会去想自己的孩子会死,这就是父母呀!

直到孩子死去,确认了遗体之后,我们才知道儿子是真的没了,因为我们做梦都没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死啊!因为我们平时也没有叱责过这个孩子呀。是欺凌者,以及对欺凌行为视而不见的周围的孩子们,一步一步将儿子逼入绝境,是他们杀死了受到欺凌的弱小者。但是,我想现在的孩子并不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觉得即使死了也会再活过来。

太痛苦了!见到朋友时,他们至今仍然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报仇?”有人说:“如果是我的女儿被欺负,我会杀人的。”如果他们陷入与我同样的境地,是否会这么做还未可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令我们十分痛苦。不过,裕史自己发出了控诉,用这种方式留下遗书,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完成他的遗愿,我就只能对逝去的儿子说:“为了今后不再出现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孩子,我可以牺牲一切,爸爸会努力的!”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因为失去了儿子,我自己人生的一大半也就缺失了。我想为消除欺凌尽一份力,所以遇到人我就会大力发声,希望能将这种想法传达给对方。我四处奔走,在街头演讲,想着如果能多一个人认识到欺凌的本质,那个人也会秉持与我相同的观点,会在某一天某个地方给予他人帮助。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便能防止欺凌发生,悲剧将不再重演。总之,我正致力于实现这一愿景。

尽管如此,在这期间其实我也曾觉得已经厌倦了打官司,对律师说过“我要作为一个父亲肆意行动了”。律师听到这些话,劝说道:“鹿川先生,请再坚持一下。如果现在就放弃了,那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些努力不就都白费了吗?此时仍然有孩子在遭遇欺凌而痛哭啊!”

的确,现在可能有父母在哭泣;有学校与地方还在假装不知情,对事件极力隐瞒;有孩子还在满不在乎地施暴。我重新意识到,如果就这样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我重新振作了起来,再次开始与大家一起战斗。但说实话,有段时间我确实想过将一切都放弃掉,就连去法院旁听都觉得厌烦。

以证人身份出庭的班主任,一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另一方面也在转嫁自己的责任。尽管我们声明了,“我们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制裁老师,也不是为了制裁学校,而是想让这次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了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悲剧”。

结果,案件在中野区就被卡住了。他们做了与那个班主任以及校长完全一样的事情啊!他们甚至伙同东京都,口径一致地宣称不存在欺凌。这样一来,就连欺凌者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开始否认存在欺凌行为。情况发生了反转,受害者被视为加害者,而加害者却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我们主张我们才是被害者,去追究对方的责任,而我们的追责反而使我们被大家视为加害者。我们深知这种转变十分不利,可事态的变化却逐渐开始与我们的期待背道而驰。

于是,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既然他们要骂就索性让他们骂个痛快,我相信大家以后一定会认清真相的。一审败诉了,二审时总算有了结果。明事理的人还是存在的,二审中终于推翻了一审的判决,我们得以胜诉。老实说,看到一审判决书时我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一审的判决认定:关于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学校可以不干涉,父母也可以不干涉,希望被欺凌的孩子努力自救,摆脱欺凌。竟然要求孩子自救,这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就会向父母、老师求助,这才是孩子正常的样子呀。因为被欺凌的孩子根本无处可逃。

这个判决内容所体现的教育方针,就好比把各种动物放入笼子里,任凭凶悍强壮的动物在里面肆意妄为。这令我们感到绝望,于是便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经历了一审、二审,整个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更令我无法忘怀的是,儿子还活着时,当天早晨从家里出门的那个瞬间。同时,我也反复地反思着自己作为父亲,当时能做什么,又做了什么。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付出了莫大的牺牲,也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我们将孩子交给学校监管教育,学校能做的不过如此吗?裕史死后,他的遗书被公开报道,我想这次的事件已经被人们铭记了吧。

经过八年五个月的漫长诉讼,终于在二审判决中,虽然不尽如人意,高级法院还是给出了支持我们诉讼的判决结果。我想当判决结果公布时,大家的脑海中或者心底里,应该多少会想起裕史的遗言吧。而且,通过这次审判,大家第一次了解到何种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这让我们看到一条红线,能阻止欺凌发生的红线。

因此,我当时想着从今往后应该不会再发生欺凌与欺凌自杀了吧。不曾想,1994年11月又发生了震惊社会的大河内清辉自杀事件。这让我感觉,我们带着孩子的遗愿历时八年半进行的诉讼,其意义并未真正为世人所理解,这令我无比懊恼。

“随着时间流逝,一切都会随风消逝,恢复原状,”儿子在遗书中写道,“不能再欺负人了,大家都睁开眼好好看看吧!如果大家都不看,欺凌问题又会死灰复燃的。你们停手吧,不要再欺负人了,这是我最后的请求。”这是裕史拼上自己性命发出的呐喊。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些话究竟在大家的心中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果然,只要不是自己的事情,人们就不会认真去思考,很难设身处地去考虑。

如果人们能够时常想起类似裕史的事件,在发生欺凌时思考如何才能将其消除,时时体谅他人,这样才能阻止孩子们的自杀,防止孩子们走出最后一步。与此同时,养成人们留意、照顾到周围的习惯,是不是能促进社会整体态势的良性转化呢?

“把孩子交给学校是个错误”

如果是一对一的欺凌,那么情况就会明朗许多。可以直接找那个欺凌者,也可以与其父母或者学校交涉,这样就可以简单地将问题解决。然而,或者朋友牵涉其中,或者不一起欺凌就会被大家孤立等等,种种状况下,加害者人数会快速增多,变成二对一、三对一、四对一……欺凌者或许感觉不到变化,但被欺凌者则会感到四倍、五倍的压力。这种痛苦只有被欺凌者才明白,而欺凌者是体会不到的。

在多人欺凌一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严重后果,欺凌者本人,包括其父母就会说“又不是只有我家孩子,还有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也参与了呢”。当其中一人被问到“那你认为你要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欺凌者一共有五人,他便会回答“五分之一呗”。但是,对被欺凌者来说,所承受的痛苦却是五倍啊!

加害者会以这个孩子、那个孩子都参与了为由逃避责任,但我们应该铭记的是,这不是一个分数问题,不是简单地把责任按人头平均分配就能解决的。欺凌者全员都有责任。

不过,把孩子交给学校才是最根本的错误。学校根本不会代我们好好照顾孩子。家长们想着把孩子交给学校,一旦出了问题学校会负责的,这种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虽然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这种想法必须要抛掉。因为在学校看来,照顾孩子与承担责任是非常麻烦棘手的事情啊,他们肯定不愿意做。明知如此,如果我们依然要将其强加给学校的话,可能会起到反面作用,出现如一审判决那样的反对意见,主张这些都与学校无关。

父母有作为父母该承担的监管责任,老师有作为老师该承担的监管与教育责任。所以我认为,要打破两者之间的“壁垒”,不能只靠学生与老师的往来,还必须要加强老师与父母的沟通,形成更为深入细致的交流。

孩子每天到学校都很有精神,听到这个家长就会放下心来。但实际上,如果老师不把孩子到校之后在学校面临什么状况告知家长,家长就完全无从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真实情况。

当然,父母通过在家中与孩子的交流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略知一二,但能了解多少是个问题。也许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仅仅停留在浅层交流上。而这并不仅仅是亲子之间的问题。因此,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现如今,日本社会中各种沟通交流都停留在表层,因此我想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建立人与人之间更加深层、更加牢固的纽带。

另外,裕史离世后我才明白,孩子能够准确看待事物,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了父母。我们从孩子出生后就看着他们长大,所以即使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仍然把他们当孩子看待,但其实孩子们在成为初中生后,就已经有了独立的想法与行动。

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从外表来看待孩子,没有意识到这些。在裕史死后,我一点一滴回忆了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再到初中的成长过程,才清楚地意识到孩子的成长,感慨孩子真是长大了啊!如果没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思考,他是不会做出(自杀的)决定的呀。决意如此,弱小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剩下的就由大家一起思考吧”,我不禁觉得裕史似乎是提出问题后逝去了。留给我们的,是各自进行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父母从父母的角度,教师从教师的角度,我们都要各自反省深思。


(1) Japanese Railway的缩写,即日本铁路公司。

(2) 彩纸在日本一般用于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