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猪的死亡

一九四七年秋

九月中旬，我陪一头患病的猪待了几个日夜，对这段时光我觉得必须有个交代，尤其是因为那头猪最后还是死了，而我还活着，事情本有可能正好相反，那样的话，便没人再来做这番交代了。即使是现在，事件刚刚结束，我的时间观念已经模糊，说不清死亡究竟是发生在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晚上。这种恍惚让我惊惧自己的衰老，倘若我的身体还好，我会知道我在它的身边坐了几个夜晚。

春季花开时节买一头小猪，喂养一夏一秋，严冬来临时宰杀它，我对此习以为常，也是恪守古制。大多数农场都在上演这出悲剧，决不改窜最初的脚本。宰杀既有预谋，自然属于一级谋杀罪，只不过它做得干净利索，又有熏腊肉和火腿拿来谢幕，很少有人管它合适与否。

时不时地，事情会出点岔子——某位演员忘了台词，整台戏都砸了，演不下去了。我的猪用餐时干脆没有露面。惊慌迅速蔓延。悲剧没有按它的经典套路发展。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这头猪的朋友和医生—— 一个拎了灌肠袋当道具的滑稽角色。第一天下午，我就有了预感，觉得这出戏怕是再难照常演出，如此一来，我对猪生出了无限同情。再往下就成了闹剧——手忙脚乱的治疗过程很对我的老獾狗弗雷德的胃口，他也加入值更，帮我叼灌肠袋，等一切都结束后，还引导了下葬。我们把尸骸滑入墓穴后，不禁悲从中来。我们缅怀的，不是火腿，是那头猪。无疑，它对我是很珍贵的，倒不是因为在一个饥饿的年代里，它意味着一道难得的美味，而是因为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上，它也跟着吃了苦头。不过，我的故事已经说颠倒了，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的猪舍位于宅子南面荒芜了的果园的底端，猪就养在一处废墟上，那里曾用作冰窖。圈栏阔大，由着那些猪随意走动，一棵苹果树探过篱垣上方，为它们遮阴。对一头猪来说，想必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或至少，从未见哪头猪要求过。冰窖中的锯末，猪拱起来很舒服，还可以当作温暖的睡榻。不过，我那头猪生病时，锯末就有了嫌疑。一位邻居说，他认为清新的泥土对猪更好些——同样的道理也见于土豆栽培。他说，锯末可能有损健康，他一向讨厌锯末。

起初，我是在下午四点，注意到那头猪有点儿不对头。它没有在食槽前露面，享用晚餐，一头猪（或一个孩子）如果拒绝晚餐，任何一家人，或一冰窖的活物都会心生凉意。猪四肢摊开，躺倒在猪舍的锯末上，我检查了一番后，走去抄起手摇电话，摇了四下。是达默龙先生接听。“猪病了该怎么对付？”我问道。（乡间电话，从不需要通名报姓，那边的人从声音和问话的内容上，自然知道对方是谁。）

“这我可说不好，我从没碰上过病猪，”达默龙先生说，“但我很快能打听清楚。你先挂上，我打电话问亨利。”

五分钟后，达默龙先生回话了。“亨利说让它平躺，给它灌两盎司蓖麻油，或是菜油，如果还不顶事儿，再灌肥皂水。亨利说，他敢保证，那猪八成是撑着了，就算他说错了，这样做也没什么坏处。”

我谢过达默龙先生，没有径直奔回猪栏那边。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思索了一会儿眼下的麻烦，随后站起身，来到谷仓，随手忙些早先撂下的零碎活计。我下意识地将本该做的事情推后了一个时辰，因为只要去做，无疑就是承认我的养猪事业失败了；我不喜欢有什么麻烦，打扰了定时喂养，逐渐长膘，乃至日复一日的平稳交替。我不喜欢受打扰，不喜欢蓖麻油或菜油，不喜欢偏离正轨。我只想不断地喂猪，上顿接着下顿，从春到夏，由夏入秋。我甚至不知道家中有没有两盎司蓖麻油。

五点钟刚过，我忽然记起，当天晚上，我们应邀出外用餐，如果给猪灌肠，必须得抓紧时间。饭局似乎总是跟我发生冲突： 我迁入了一个没有章法的社区，常常有一两个星期，没人约我吃饭，我也不请别人登门，但每当有个聚会，我又受到召唤时，必定凭空出点乱子，（通常是提前一两个小时。）以至一切人际交往都显得不合时宜。我开始相信女主人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们像是故意在猪出了毛病或是别的什么出了毛病时安排酒宴。无论如何，五点已经过了，我知道我不能再回避那残忍的时刻。

儿子和我拿了一小瓶蓖麻油和一段晾衣绳来到猪舍，那猪已经来到棚外，萎靡不振地站在圈栏中。它懒懒地招呼了我们一下。我能看出，它感到很不舒服，彷徨不定。我拿晾衣绳来，本想或许得捆住它（猪的体重超过了一百磅），但始终也没用上。儿子弓身抓住它的两条前腿，迅速将它翻倒，它张嘴号叫，我连忙把蓖麻油灌到它嘴里——口腔是粉红的，满是皱褶，我从没有见过。我刚刚来得及瞥一眼瓶子上的标签，瓶颈已经进到它的嘴里。标签上写的是“纯而净”，猪的号叫声给蓖麻油呛住，固定在歇斯底里般的高音区上，好像正在遭受酷刑，但也没有持续多久，叫声戛然而止，放开它的前腿后，那猪站立起来。

它躺在地上时，嘴角被迫朝两边咧开，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站起身后，它恢复了一头猪甚至在生病时也凝固不变的笑模样。它站稳身子，轻轻嘬了嘬蓖麻油的残留，有几滴蓖麻油从它唇上滴下来，它狡黠的双眼转向我，在纤细的睫毛遮挡下，充满了厌恶与怨恨。我用油渍渍的手指轻轻给它搔痒，它始终不声不响，似乎想重温健康时给人抚摸的惬意，却又念念不忘刚才的怨尤。我站在那里，注意到它的尾巴末梢有四五个疹块，棕红色，约莫家蝇般大小。我弄不清它们究竟是何物。它们不像有什么麻烦，也不像是表皮的青肿或擦伤。实际上，它们似乎是体内鼓出的小包。它们完全遮掩在硬撅撅的白色猪鬃下，我必须用手指分开猪鬃，才能看仔细。

几个小时之后，将近午夜时分，吃过一顿有人会账的美餐，我持手电筒返回猪舍。病畜已经入睡。我跪下来，抚摸它的耳朵，（就像孩子生病，你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一样。）耳朵似乎凉凉的，于是，我借手电筒的光亮，仔细扫视了一番猪棚和圈栏，察看有没有蓖麻油生效的迹象。我一无所获，于是回房入睡。

一段时间以来，气候始终很怪异——白天又闷又热，夜晚雾气沉沉，中午前后有几个小时雾气散开，随后又随夜幕潜入，它先是浮动在树梢上，蓦地就吹向原野，笼罩世界，吞噬了房舍、人和牲畜。人人都希望有个转机，但转机迟迟不来。第二天仍是闷热的一天。早饭前，我探视了那猪，试着诱惑它啜一口槽中的牛奶。它只管盯了我看，听凭我口中发出咂奶的声响，指望唤起它对旧日饕餮的美好记忆。这个把戏，对那些羞怯的小猪，刚断奶的幼崽很管用，往往就能鼓动它们进食，但对一头病中的大猪，却毫无意义，我的啧啧声，如果还有作用，怕是只不过让它更觉出自己的悲惨。它对食物不仅没有欲望，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我发现苹果树下一处地方，有它夜来呕吐的痕迹。

此时此刻，我虽然沮丧，但还不认为会失去这头猪。健康的猪精气神儿十足，人能从中感觉到自己的健旺，倒入食槽的饲料给它开心地吃干净，预示着自己今后的盛宴也有了着落，一旦这一切突然停滞，饲料放在那里变了味儿，原封不动地在太阳下馊掉，猪的失调就转换成了人的失调，生活似乎从此变得捉摸不定，紊乱无着，让人难以把握。

猪的情绪低落，我的情绪也随之低落，我那只可恶的老獾狗却欢实起来。我频频踏上小径，穿过果园去猪舍，令他很是兴奋，虽然他给关节炎折磨得不轻，走路也很困难，倘若知道有人情愿给他端盘子送饭，想必乐得在病榻上缠绵。

他从不错过与我一道探视病猪的机会，而且自己也频繁出诊。你时时都可以看到他在那里，白白的脸分开篱障一带的草丛，跌跌撞撞，听诊器在身前摇晃—— 一个快乐的江湖郎中，胡乱开处方，咧嘴奸笑。等到灌肠袋出现，还有一桶温热的肥皂水，他的快乐就达到了顶点，他卖力地将肥大的身躯从两根低矮的横档之间挣出来，承担起灌肠的全部责任。有一次，我把袋子移下来，检查流量，它立刻凑到跟前，饮下几口肥皂水，考察其效能。我注意到弗雷德会狂热地吞下任何与麻烦有关的物质——他喜欢苦味。够不着灌肠袋时，他便全神贯注于那头猪，上蹿下跳，一边帮忙，一边添乱。奇怪的是，整个灌肠狂欢期间，猪始终静静地伫立，治疗虽不见效，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困难。

不过，我发现，一旦给猪灌肠，就再无退路，没有可能重新扮演生活中的某个常规角色。猪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就像胶皮管与脐带纠缠在一起。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它死，我心中再也抛不开它，我魔怔了一般，只想如何来解除它的痛苦。它的不幸很快成了世间一切苦难的象征。到了黄昏，通便无效，我打电话给二十英里外的一位兽医，郑重地请他排忧解难。他问了一堆问题，等我随口说起猪背上的疹块时，他的语调变了。

“你别紧张，”他说，“但身上有了疹块，就得考虑丹毒的可能。”

于是，我们一起来考虑丹毒，还有接线生不时插嘴，他不清楚电话是否已经接通。

“猪患了丹毒，会不会传染给人？”我问道。

“不错，是会传染的，”兽医答道。

“接通了吗？”接线生问。

“是的，接通了，”我说。接着我又转向兽医。“你最好来一趟，赶快检查一下这头猪。”

“我脱不开身，”兽医说。“如果你不介意，麦克法兰今晚可以赶到。无论如何，麦克对猪比我懂行。你不必过于担心那些斑点。假如是丹毒，还会有重度出血性梗塞。”

“出血性什么？”我问道。

“梗塞。”兽医答道。

“接通了吗？”接线生问。

“哦，”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称呼这些疹块，不过它们有家蝇大小。事到如今，如果猪患了丹毒，我怕也是逃不脱了，因为我们最近接触很密切。”

“麦克法兰会过去的，”兽医说。

我挂上电话。喉咙发干，我来到橱柜前，拿出一瓶威士忌。重度出血性梗塞——这个术语开始让我惊心动魄。我曾经认为，一头猪在享受精心照料、等待宰杀的几个月里，不会出什么大差错，我对猪的强健和耐受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那些属于我的猪，而且，它们又是我引以为自豪的事业的一部分。此番觉醒来势迅猛，想到发生在猪身上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我那本来有条有理的小天地的其他地方，更令我难以释怀。我努力打消这种讨厌的想法，但它去而复来。我喝了一小杯威士忌酒，随后，尽管我想去圈栏那边，看看有没有新的动向，但我却踟蹰不前。我确信自己感染了丹毒。

天黑后很久，餐桌上的碗盏都撤下去后，一辆汽车驶来，麦克法兰走下车。他带了一位姑娘。沉沉夜色中，我勉强才分辨出她——她似乎还年轻，很标致。“这是欧文小姐，”他说道。“我们一直在海边野餐，所以来迟了。”

麦克法兰站在门前的车道上，脱下他的外衣，连同他的衬衫。我帮他找出工作服，拉上拉链时，手电光照见了他的粗壮的胳膊和有力的双手。车的后座上扔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品，他很快翻了个底儿朝天，拣出一条铁链，一只注射器，一瓶油，一根胶皮管，还有些我说不清的东西。欧文小姐说她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猪。我在头前带路，走下果园热烘烘的斜坡，我用手电筒为他们指示路径，我们三人翻过篱垣，进入猪舍，蹲在猪的身旁，麦克法兰用肛表为它量体温。我的手电筒偶然照见了姑娘手上熠熠闪光的订婚戒指。

“没有发烧，”麦克法兰说，凑了手电筒的光亮旋转温度计。“你不必发愁是丹毒了。”他的手慢慢拂过猪的肚皮，在某一部位，猪痛苦地尖叫起来。

“可怜的小猪猡！”欧文小姐叹道。

于是，两天来我的治疗方法重新来过，这回更专业些，由医生操作，欧文小姐和我视需要给他递送东西——攥住他捆扎猪的上颌的链子，攥住注射器，攥住瓶塞，还有胶皮管的一端，大家都在暗夜中安详地忙碌，突发事件激发了我们本能的协作精神，猪不吵不闹，房舍隐在朦胧中，警醒而又亲切。我睡下时，已经精疲力竭，但心境舒坦多了，因为我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了一位领了执照的医生。虽然我有预感，那猪怕是活不成了。

它死于二十四小时之后，或是四十八小时之后——时间在此处变得模糊了，我可能把猪的死亡日期少说或多说了一天。最后一天，我不时给它拎一桶清水，它觉得自己有力气站立时，就会把头没入桶里，噗哧噗哧地打响鼻。它抿上几口，不会再多，不过，它似乎很高兴鼻子浸在水中，搅来搅去，用嘴吞上一口水，又喷出来。现在，大部分时间它都躺在棚舍里，半身蜷入锯末中。将近最后时刻，我照料它时，见它挣扎着想给自己安排个栖身处，却没了力气，它用鼻子拱锯末，甚至留不下一道印痕。

它死时是在户外。我睡下前去探视时，它就直挺挺躺在圈栏里，距离门口有几英尺。我跪下来，见它已经死去，我没有扰动它。它的面部表情很平淡，既不是那种安详，也不见什么痛苦，虽然我认为，它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我回到房里，上床睡下，心中在哭泣——椎心泣血一般。第二天上午，我睡到将近八点才醒，我从打开的窗子望出去，有人在挖墓穴，就在一棵野生苹果树下的那块地方。我可以听见铁锹与碍事的小石块的碰撞声。决不要让人知道墓穴是挖给谁的，我对自己说，它是为你而设。我知道，弗雷德正在监工，所以，我慢慢地吃早餐。

这是星期六的上午。掘墓人劳作处的灌木丛幽暗而闷热，天低云重。这里，桤木和落叶松间，就在苹果树下，伦尼挖了一个很漂亮的墓坑，长五英尺，宽三英尺，深也是三英尺。他站在里面，抛出最后几锹土，弗雷德在边上逡巡，机械又显眼地兜圈子，他不停地在疏松的土堆上刨，泥土又流洒回墓中。有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泥土即使在三英尺下，也是干干的粉状。我站在那里注视时，见铁锹落处，墓底有长长的蚯蚓露出一截身子，竭力想钻入土中，缓慢地逃离，在地底更孤寂的深处，寻找更遥远的湿润。伦尼跨出墓坑，把铁锹靠在树上，顺手点上烟，一只小小的青苹果从他头顶的树枝上掉下，落到墓坑中。这最后一幕的每件事，似乎都给人写滥了——灰暗的天空，荒凉的林丛，迫近的阴雨，蚯蚓（传说中死者的搭档），苹果（猪惯常的甜点）。

即使如此，我想，动物的葬礼，因为直截了当，毕竟比人的葬礼更为得体： 不须在气味混浊的殡仪馆停棺，没有花圈也没有花饰；我们拴上猪的后腿，把它迅速拖出圈栏，绳子套在肩上，身后留下撞折的草叶和压平的瓦砾堆，我们是一支秩序井然的送葬行列，弗雷德跟在队尾，充当聊胜于无的扈棺者，他步履蹒跚，脸上每一道皱褶，都显露了他反常的伤痛之情。墓坑边上，尸体解剖进行得熟练而又快当，导致它死亡的内脏先于它埋入土中，最后，它直直地躺在了它的死因之上。

我丢下第一锹土，随后，我们一言不发，埋头工作，直到料理好一切。我拾起绳子，牢牢系在弗雷德的脖颈上，（他一向热衷盗墓。）我们一行三个走在回去的路上，弗雷德断后，一步一趔趄，处于少有的僵硬状态。我注意到，虽然他比猪轻得多，但多了一口活气，拖起来反而更费力。

猪的死讯没几天就传得远近皆知，许多朋友和邻居都表示了慰问，他们都没有将此当成一桩小事。我很快得知，一头猪的早夭会郑重地载入社区的大事记，人们一样沉浸在死亡的悲伤中。我这个失败的养猪人，怀着忏悔和哀痛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说明我如何偏离了多少人养猪的正道。林中的墓穴没有标志，但弗雷德可以虔诚地引导凭吊者准确无误地来到墓前，我知道，在我们反省或绝望时，在我们为自己选定的不悬挂旗帜的悼念日，我和他必会时时造访，也许分头前往，也许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