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周金文

殷商王朝以如今的河南安阳一带为中心，据有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富饶的土地。周王朝则是以黄河上游陕西省渭水流域为根据地，从事农耕的氏族，原来隶属于殷商王朝，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到了公元前12世纪前后，东进建立了新的王朝，殷商王朝随之覆灭。

周王朝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对殷商代遗留下来的诸侯进行整顿，承认其领土以安其心。与此同时，在以往氏族制的基础上，分封王族和亲近的部族为诸侯，来治理重要地区，这就是周朝的封建制。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甲骨使用急剧衰减，而铜器制作则相反地兴盛起来，铭文也起着记录作用，金文装饰的字体作为文字的主流发展起来。

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较少，一般只有几个字，仅用来记录器主的族名、族徽、标识等。美国鲁本斯收藏的一件刻有“父甲”二字的二里岗时期的铜角，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其铭文书法类似甲骨文，象形程度较高，瘦细劲韧，刀刻味较浓。

商代末期，器物铭文的代表作品有《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等，字数不多，却独具风格，雄健奇伟，或朴拙凝重。长篇铭文如《宰甫卣》《戍嗣子鼎》等，多达到几十字。从文字的角度讲，铭文的形式逐渐发生变化，开了西周金文之先河，为全盛奠定了基础。

西周是青铜器及金文的鼎盛时期。金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到两周时期达到高峰。秦人称铜为金，因而把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商、周时期，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力象征，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后人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青铜器又称彝器，其铸刻文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另一种的凸出的阳文，称为识。故青铜器铭文又称“彝器款识”“钟鼎款识”。目前已见到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有4 000多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甲骨文。

西周青铜器铭文按风格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西周早期

从武王到昭王时期（前1046—前977）。西周时期崇尚礼仪，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和提高，礼器、乐器因之极盛，所以金文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已出土的金文数量可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利簋》《天亡簋》《大盂鼎》《何尊》等。书风以朴茂凝重、瑰丽沉雄为主要特征，笔画遒劲，时有肥笔装饰，并多见线与块面结合的形式之美。其文字内容也转向书史纪事为主，涉及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礼仪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研究价值。

大盂鼎（见图1—2）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其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其金文是经过范模浇铸出来的，因此笔画比较粗厚圆浑，转折处不带棱角。虽属西周早期，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雄壮而不失秀美，开《龙门造像》《张迁碑》先河。器型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所以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宏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二、西周中期

从穆王到孝王时期（前976—前886）。这时期的铭文篇幅更长，书风更为典雅平和，其笔画圆浑，装饰意味减弱，用笔柔和酣畅，行款布局疏朗自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时的《静簋》、恭王时的《墙盘》、懿王时的《即簋》、孝王时的《大克鼎》等。其他如《师酉簋》的流媚摇曳、《师邃簋》的逸态横生、《豆闭簋》的工拙变化，都能令人寓目遣怀。

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窖藏，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见图1—3）。

西周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重201.5公斤。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有觚棱凸棱，造型庄严厚重。腹内铸铭文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字迹特大，笔势圆润，结体修长，由于铭文排列于界格之中，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其铭文内容是研究西周官制和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三、西周晚期

从夷王到幽王时期（前885—前771）。此间为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金文趋于成熟，笔画由初期的肥瘦悬殊走向统一，字形更加自由，风格也呈现多样化。以毛公鼎铭文、散氏盘铭文等为代表。

1．毛公鼎

毛公鼎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铭文长度接近500字，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记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秉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之事。

毛公鼎铭文笔法圆润精严，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趣尚，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整体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见图1—4）。

自古国之重器命途多舛。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随后，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其后，几经辗转，毛公鼎为清末大臣端方购得。民国时期，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在天津由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因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被带走，而是被藏在叶恭绰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的毛公鼎，所以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叶恭绰将此鼎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咏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落他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咏仁将毛公鼎上交给政府。1946年，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被收藏于中央博物院。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中央博物院所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其形象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主图之一。

2．虢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是商周时期的盛水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其铭文共111字，记述了虢季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的事情。与诸颂器风格有别，颇疑其为《史籀篇》大篆的初始式样。其铭文既有严密的线条组合，也有生动的书写之美。全篇看去优雅清疏，堪称金文翘楚（见图1—5）。

3．散氏盘

散氏盘因其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盘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口径54.6厘米，底径41.4厘米。外形为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共357字。

其铭文记述的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铭文将稚拙与老辣、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用笔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铭文记录了两国之间土地赔偿、交割的全过程。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

总体上看，金文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中国书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是继甲骨文之后的重要书体，是典型的大篆，它上承甲骨文，下开秦系文字之先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