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母亲的勇气
在生我之前，我的母亲已经有过两次生产经历，那就是顺利生下了我的两个姐姐。生我时，宫缩第三次紧紧攫住她的身体，虽然她熟悉这种感觉，但还是充满担心。她在家中来回踱步，分娩的疼痛和各个阶段似乎和以前一样，但结果如何并不确定。命运是否会以其特有的残酷无情为她带来难产的痛苦以及我后来牢记于心的各种分娩并发症？
如果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母亲独自一人在家，在她羊水破裂时，一个邻居过来陪她。我的两个姐姐都被送到了朋友家。我父亲当时在南方学习。
邻居不出声地给母亲加油打气。我母亲站起身来时，邻居陪她一起走动；母亲躺下时，邻居就给她擦拭额头。她为最后分娩准备了剃刀，但并不具备任何专业的医学知识。
那是1955年。我们的房子在当时贫穷的黑人家庭中很是典型：脆弱的木头和砖墙组成一个粗糙的长方体，屋顶挂着金属板，替我们遮挡刚果一年四季的热带降雨。这种最基本的人类建筑今天依然是经济拮据的家庭的栖身之所。
这是一个单间房，与来布卡武（Bukavu）寻求新生活的其他刚果人家相邻。布卡武曾经是基伍湖（Lake Kivu）畔的一个小渔村，当时已经发展为比属刚果的殖民地前哨。
布卡武位于这片广阔领土的最东侧，这片领土的面积相当于西欧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刚果位于赤道以南，接近世界中部和非洲正中心，尽管它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很少有地方像刚果一样如此让人着迷，成为黑暗幻想的主题，却又如此遭人误解和忽视。
在我母亲临产，生死未卜，痛得直不起腰来，或者在宫缩间隙躺在我们用来睡觉的一张塞满生棉的薄垫子上休息时，不知道她当时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她有没有想起23年前生下她之后就去世的母亲？丧母对她艰难的童年影响至深，也塑造了她顽强的个性。
她的婚姻也受到丧亲之痛的影响。我的奶奶也在分娩时去世，这意味着我的父母在卡兹巴（Kaziba）村（步行一天穿过布卡武西南部的种植园和丛林就能到达卡兹巴）长大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经济和情感上的双重匮乏。他们有理由庆祝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也对分娩充满担忧。
目前没有关于刚果产妇死亡人数的可靠数字，比利时殖民当局当时没有收集这方面的数据。1955年至1957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大体结论是，大多数女性活不到40岁。当时的女性平均寿命只有38岁，而生孩子是主要的致死因素。
在没有医疗护理的情况下分娩，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数百万妇女的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的母亲成功熬过生我的这一轮，接下来在我弟弟妹妹的出生中又熬过七轮。但我差点没活下来。
出生几天后，我的脸色和皮肤变得苍白，我的哭声先是尖锐刺耳，然后又变得微弱。我开始发烧，拒绝进食，很明显我病得厉害。我母亲还没从分娩中恢复过来，但她知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且只能靠她自己。爸爸当时只能通过写信才能联系上。
她把我包在一个裹腰裙（pagne）里，那是刚果人裹在身上当裙子穿的织物，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图案。她把我绑在背上，我那瘫软灼热的小身子紧紧贴在她身上。她把我的两个姐姐（一个3岁，一个7岁）留给邻居照看，然后出门朝山下走去。她的目的地是当时布卡武黑人仅有的两家诊所之一，她知道自己很难被收治。
两家诊所都是天主教徒开的，我们这样的新教家庭跟天主教徒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天主教会是比利时殖民体系的支柱之一，与国家行政机构和私人特许公司一起，被赋予组织、监管和开采刚果大片地区的自由。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竞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第一拨欧洲人的到来，彼时是“争夺非洲”的开始，即各殖民势力之间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年轻的白人商人和士兵在丰富的象牙和宝石资源的诱惑下开始了冒险，而在伦敦、巴黎、柏林、里斯本和布鲁塞尔，政客们密谋、策划并发动战争，以挫败对手。
另一场同样重要的争夺战也开始了：针对非洲人灵魂的争夺。在殖民商人、义务警察和奴隶贩子之后，出现了第一批神父和牧师：福音派教徒关心的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精神上的征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刚果财富分散了注意力。1878年，英国新教徒以利文斯通内陆传教团[1]的形式抵达刚果，随后几年，来自瑞典和美国的浸信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也陆续来到这里。包括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在内的两个法国罗马天主教教会从1880年开始活跃。[2]
这里空间广袤，大部分原住民充满敌意，对于任何敢在这个地图上未标明的广大地区活动的传教者来说，危险都是显而易见的。最初宗教团体之间无须竞争，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在从事同样的“文明”事业。但19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世界列强承认了这片最初被命名为“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领土，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统治。利奥波德急于展示对新殖民地的控制——事实上，他只是在刚果河沿岸建立了几个贸易点。1886年，他寻求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Ⅷ）的帮助。
教皇宣布，今后由比利时天主教徒向刚果传教。天主教成为殖民进程的工具，新教徒发现自己受到排挤。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新的信仰，这种分裂使早期的白人殖民者和刚果社会之间的罅隙越来越大。
我的母亲焦虑万分，她背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急切地寻求帮助。她走近诊所，也陷入宗教纷争的旋涡。那是一个简单的两层楼建筑，提供疫苗、绷带和抗生素等基本的医疗物资。只有抗生素才能救我的命。
诊所由比利时修女经营，我母亲向她们求助。母亲抽泣着打开包着我的包裹，露出我苍白的皮肤。那时我已经呼吸困难。她恳求修女们摸摸我湿乎乎的皮肤，检查一下我发黄的眼睛。
但修女们不为所动，把她拒之门外。她们告诉她，这儿只对天主教徒开放。当时基督教在刚果大约有75年的历史，然而两者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逾越，足以决定生死。母亲向护士们恳求，但无济于事。
我父亲的名声是否起了作用？尽管父亲当时不在家，但作为第一位刚果籍新教牧师，他在布卡武的声望越来越高。我母亲不知道这是不是修女们充满敌意的原因。
当她穿着凉鞋和裹腰裙步履艰难地回到山上时，她深信我会在第二天早上死去，伤心地流下了痛苦的热泪。她诅咒愚蠢的宗教偏见，为无法克服这种偏见而深感无力。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她在家中抱着瘫软的我摇晃时，她说她感觉我的生命正在消逝，眼看就要失去我了。她想起剪断我脐带的邻居。我母亲确信我身体感染是那位邻居造成的。
“我看出来了，她犯了一个错误，”她后来告诉我说，“可我当时刚生下你来，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
从她对症状和治疗的描述来看，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当时患的是败血症。这是一种血液感染，如果治疗不及时，对婴儿来说是致命的。
最常见的感染原因要么是剪脐带时方式不当，要么是刀片不干净。婴儿出生后，正确的做法是在两个地方夹住脐带，阻止血液向两个方向流动，然后从中间切断脐带，在新生儿一端留下几厘米长。
邻居切得太靠近我的身体，没有留下足够的组织正确系好脐带，这让我暴露在各种细菌中。出生几天后，我的肚脐就开始渗脓。
这可能是我的末日。我可能会成为我们家短暂而痛苦的回忆。但我的死期还未到。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天，我的生活中出现了第二个勇敢的女人，预示着我将来会遇到更多这样的女人。多亏了她，我才活了下来。
刚果的生活常常取决于偶然相遇。在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陌生人；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你可能会碰上一个持枪的歹徒。在一个长期不可预测的世界里，上帝的神圣之手不断出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刚果人如此迷信，我们的信仰如此忠诚。我们都在努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的生命似乎取决于肉眼看不见的力量。1955年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
就在我母亲惧怕死神来敲我们家房门时，住在附近的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救了我。这个人——我们一直不知道是谁——去了住在山下一间小砖房里的一位传教士兼教师的家。凌晨3点左右，他们送去一张手写字条，解释了我母亲的困境。
这名传教士来自瑞典，当时年近30岁或30岁出头，名叫麦肯·伯格曼（Majken Bergman）。作为欧洲人，她没有选择住在她所熟悉的舒适的白人市中心，而是在我们这个黑人社区生活，十分罕见。在那个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时代，或许她是当地唯一一个能打破诊所偏见的人。
麦肯从字条得知穆奎格牧师（Pastor Mukwege）刚出生的儿子病得厉害，但被拒绝收治。她立刻起身穿好衣服，打着手电筒来到我家。我母亲正抱着我打瞌睡。起初她吓了一跳，但随后给坐下来的麦肯讲述了当天早些时候去看护士未果的绝望经历。
麦肯答应帮忙。
天刚亮，她就去了镇上的另一家诊所，对那里的修女说我的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她们拒绝收治，那么她们就对我的死亡负部分责任。修女们给了麦肯一张红色紧急入院凭条，她把这张凭条拿给我母亲，指示她立即使用。有了凭条，母亲就不必在外面排那么长的队了。她抱着我直奔病房。
修女们立即给我注射了一剂青霉素，并让我母亲六小时后再来。母亲回到家照顾我，在等待回去的间隙看着我小小的胸脯随着浅浅的呼吸起伏，寻找好转的迹象。那之后，我已经成千上万次看到这些症状，以及寻找好转迹象的母亲们脸上痛苦的表情。
注射第二剂抗生素时，我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修女们试图让我母亲安心，对她说：“会有好转的，他会开始对药物有所反应的。”
直到一天快结束，在打第三针的时候，我才开始深呼吸，我的小脸上不再有疼痛的表情。第二天早上，高烧退了。
我母亲从未忘记麦肯·伯格曼的恩情。“多亏了她，你才活了下来。”她过去常对我说。2009年，我被邀请到斯德哥尔摩接受瑞典人权奖，母亲建议我们邀请麦肯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
那时她已是耄耋之年，老态龙钟，但对刚果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与她相见，感觉就像与失散已久的祖母重逢。我们笑着拥抱。我出生后，她就成了我们家忠诚的好朋友，应邀参加颁奖典礼让她很是感动。见到她又让我想起小时候与她一起玩的游戏。
我母亲在晚宴上发表讲话，她告诉所有人，人群中间真正的大英雄是麦肯，一位一生致力于帮助他人的女性。要不是她，我们就不会出现在那里。麦肯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泪流满面。
我母亲在2019年去世，享年87岁。她一直是虔诚的信徒，她也相信我出生时的不幸注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们走进诊所的时候，上帝在你心中留下了一条信息，”她说，“你应该帮助别人，就像别人帮助你一样。”
我一直对命运的概念感到不安，因为我坚信人类有主观能动性。我相信上帝创造了我们，但又让我们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命运的概念暗示我们是被动的生物，走的是选定的道路。我相信我们一直在面临选择，选择积极或是消极，选择遵循良知或是无视良知，选择行善或是作恶。但我母亲坚信我的人生道路是注定的。
也许母亲是对的，我出生时的动荡和我家族的历史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巨大。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与分娩这一致命的“彩票”作斗争。全世界每年有数十万妇女因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分娩而死亡，依然有婴儿死于无知和疏于照顾。在西方，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死亡率已经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但包括刚果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备受困扰。
我的母亲知道感染、臀位分娩或产后出血都会让她像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一样走向死亡，她在家里生我和我的其他兄弟姐妹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仍然让我惊叹。
我仍然对麦肯的无私精神感到钦佩，原本她可以无视那次夜深人静时的敲门声，或者断定一个被拒绝治疗的贫穷的黑人孩子的生命已无法挽救。但她没有选择冷漠，也拒绝认输。她知道她的身份赋予了她力量和责任。
* * *
我的家乡布卡武最初建在五个小半岛上，这些小半岛像伸出的手指一样伸向我们的湖——基伍湖。阳光强烈的时候，湖水会变成加勒比海或地中海那样的绿松石蓝色。傍晚时分，周围一片静谧，湖水宛如一面轻轻晃动的镜子，映出周围群山的倒影。黄昏时分出现了令我百看不厌的景色：这时湖水似乎发出橙色光芒，随着太阳落山又变成粉红色，然后是墨蓝，再然后是灰白和黑，以及两者之间的各种颜色。
它是如此美丽迷人又充满神秘。人们相信，湖水深处有大量甲烷气体，因此那里几乎没有生命存在。
由于海拔近5000英尺（约1500米），这里气候温暖，全年平均气温68华氏度（20摄氏度）。这里没有我们的首都金沙萨那样令人窒息的高温或潮湿，金沙萨位于我国另一侧，从这里往西1200英里（约1900千米）。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少有炎热天气，也从不会寒冷，植物终年开花，唯一多变的是降雨。雨季来临后，天上会突然下起雨，有时伴随着雷声。大雨倾盆而下，然后雨停，就像它来时那样突然。几个小时后，随着云层翻滚，赤道烈日又出来了，松软潮湿的青草又直立干燥起来；厚厚的泥巴路又会被烤得硬邦邦的，上面积了细细一层红色灰尘，落在头发上、睫毛上。
泥土呈红褐色，犹如干血渍或深铁锈，是刚果东部为数不多的色调中的一种基本色。人类或大自然暴露的土壤中到处可见这种颜色。它与覆盖在山坡上和山谷中的茂密植被的鲜绿色形成鲜明对比。
我说颜色为数不多，是因为绿色和棕色——生长和自然的颜色——是刚果的主导颜色。我们与世界上仅次于亚马孙雨林的第二大热带雨林共享家园，它就像一条密不透风的厚毯子，从东部边境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西部。
森林中点缀着花朵：杧果树的黄色花序，百香果藤的紫色花冠，海里康棕榈树上垂下的一串串红黄相间的三角形。然而，目光所及主要是那些基本色：碧绿色和铁锈棕色。
树冠下，呈扇形散开的浑浊溪流和河道汹涌着奔向我们国家强大而弯曲的脊梁——刚果河。它从东南开始，一路向北，然后向西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朝大西洋旋转90多度，在那里以强大的力量将吐着泡沫的沉积物倾倒而空，在海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峡谷。
布卡武周围的地貌从锯齿状的湖岸线上陡然耸立。构成城市的五个半岛都四面陡峭，中间是大片的水域和深谷。在它们身后，更远的内陆地区，岩石隆起，形成了山丘。再远处是山脉——高约3000米的比埃加（Biega）山和卡胡兹（Kahuzi）山。随着聚集在山峰周围的云朵变化，它们时而露出头来，时而又不见了踪影。
这里也有活火山，包括距离布卡武60英里（约100千米）的尼拉贡戈火山[3]，它就像一口隆隆作响的大锅周期性地喷发，将熔岩和火山灰喷入湖中。人们相信，大约2万年前的火山活动改变了基伍湖的流向，使水不向北流，而是向南流向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
我家乡的景观以及地下蕴藏的财富都是由板块构造运动形成的，它们赋予了该地区独特的美丽和丰富的矿藏。几亿年来，地球表面的撕裂和更新解释了为什么刚果拥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那些资源又是如此诱人地靠近地表。一位殖民时期的勘测员曾经称刚果为“地质丑闻”。
在我出生的时候，布卡武实行类似于种族隔离的严格隔离制度。市中心的欧洲人社区都是海滨别墅，白人男子西装革履，梳着光滑的背头，女人则穿着棉质连衣裙。那里有足球场、图书馆以及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
这个中心是仿照比利时城镇建造的——安静、有序、干净——只是房子更大，还有热带花园。绿树成荫的大片土地上盖了大学校，专门为欧洲定居者的孩子们服务。我们的大教堂有巨大的白色弧形拱门和圆顶，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增建的。
在这个中心地区周围就是所谓的“亚洲区”，住在这里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商人，他们在家里进行交易。离湖更远的山上，是两个偏远的黑人郊区社区：我们居住的卡杜图（Kadutu）和巴吉拉（Bagira）。
每天早晨天一亮，成千上万的人潮水一般从这里出去上班：有的到市中心做搬运工、警卫、清洁工和园丁，有的在当地的啤酒厂、制药厂或布料纺织厂打工。更远处是巨大的商业种植园，种植供出口的柑橘类水果、香蕉、咖啡和茶叶。
这些殖民主义者——法语中他们被称为les colons——放弃了北欧阴沉的天空下的生活，选择来到温暖的热带地区。尽管有疾病的威胁——疟疾和黄热病仍然是主要杀手——但许多欧洲人觉得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天堂。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喜欢冒险的外国游客开始前往布卡武度假。他们坐在九重葛树[4]下，喝着进口葡萄酒，欣赏着蔚蓝海岸[5]般的热带风景。直到1954年，这个城市一直叫“科斯特曼斯维尔”（Costermansville），名字取自一名比利时官员兼副省长。
度假的客人开着闪闪发光的欧美进口汽车在平坦的道路上飞驰，道路两旁是花坛、棕榈树和珊瑚树。他们的比利时东道主带他们乘坐快艇或游艇在水上游玩。在基伍湖上滑水是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
这项运动安全、便宜，充满异国情调，还能晒日光浴。游客若是厌倦了布卡武的湖景和清爽的晨泳，还可以乘坐划艇到湖北岸的戈马[6]，欣赏尼拉贡戈火山。火山以其夺人的美丽耸立在人们面前，不由得让人心生敬畏。在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人们还可以看到大猩猩、狮子和野生大象，那里有整个非洲最为壮丽的景色。
1955年，我一出生便体弱多病，我的童年是与对我宠爱有加、足智多谋的母亲，不辞辛苦的父亲和人口不断增多的家人们一起度过的。随着我父亲教会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我们搬了几次家。在我童年后期，我们住进了更大的木屋，里面有电和自来水，这是比利时当局为改善黑人居住条件而实施的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我们的木制餐桌、铺棉花垫子的椅子、沙发，以及摆放着父亲的《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的书架。我父母有一台收音电唱两用机，我们可以通过中间的转盘调节钮收听全国电台或布卡武地方电台的节目。我们家一共有三间卧室，一间我父母住，一间我们男孩住，还有一间留给我的姐妹们。家里条件极其简陋，根本没有现代家庭的舒适设施。但在当时，尤其是对我们这种背景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十分奢华了。
今天的布卡武已经和我童年时期截然不同了。我依然记得在柏油路旁养护良好的人行道上行走的情景，柏油路那么平整，我可以和妹妹在上面滑旱冰——我们也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做了。当时家家户户的花园里都种了果树。
独立运动颠覆了这种生活以及那个时代严格的种族秩序。那时我只有5岁，只记得一些片段。1959年，我依稀记得父母带我去布卡武听了一场政治演讲，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虽然演讲的内容我听不懂，但是和一大群刚果人在一起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讲者在当时是位英雄，现在也是非洲一些地区的偶像：他身材瘦削，留山羊胡，戴半框黑眼镜，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不到一年，他就成为独立的刚果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和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75年的比利时统治结束了。
这75年中最初的20年，刚果一直被视为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的私有财产，给他带去巨大的财富，还让他一度享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声誉。一旦其政权的暴政和贪婪为世人所知，他在非洲的财富又让他沦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6月30日是刚果独立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的舞蹈和音乐。举国上下欢庆了四天。到处悬挂着蓝底黄星的新国旗。有烟火、自行车赛、音乐和啤酒。作为一个5岁的孩子，我不明白其重大意义，但很高兴能参加庆祝活动。
卢蒙巴和刚果独立后的其他领导人接手的国家其实已经国库枯竭，总人口1500万，大学毕业生却只有区区几十个。比利时让刚果对自己的独立毫无准备。这个前殖民地虽然获得了自由，其资源和领土却仍然牢牢处于西方的掌控之下。
卢蒙巴向苏联示好，寻求帮助解决武装部队叛变、巨大的经济问题和南部分裂主义运动，此时的他命运早已注定。他上台执政仅仅三个月[7]。六个月内他就丢了性命：在比利时和美国的纵容下，他被人绑架和暗杀了。
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布卡武的黑人社区忙着庆祝，市中心却在哀悼和搬迁。房屋被收拾一空，搬家车辆开了过来，飞机发出不停的轰鸣，那里的人们争先恐后要飞回安全的欧洲。
这是欧洲人大逃亡的开始，是他们对日益增长的敌意以及袭击白人社区的报道和传言——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夸大的——作出的反应。回到家乡的他们会对在非洲度过的田园般的美好时光念念不忘。
随着他们的离开，刚果失去了管理一个不成熟的全新民族国家所需的关键技能、行政知识和实际经验。
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曾见证了相反方向的运动：我们的家乡卡兹巴村迎来第一批殖民者。我们的社区“巴兹巴兹巴”（Bazibaziba）位于卡兹巴山谷，四周环绕着树木丛生的高高的山脊，由于拥有金属工业，这里比其他地区更为富裕。
巴兹巴兹巴人历史上就是熟练的工匠，他们用铜和铁矿石制作农具和珠宝，销往整个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包括今天的刚果东部、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我们的另一项专长是制造战争工具，如箭镞和长矛。
后一种技能，加上山谷中养成的强烈的独立精神，使得巴兹巴兹巴人能够抵挡阿拉伯象牙和奴隶贩子的袭击，这些阿拉伯商人从19世纪初就从非洲东海岸涌入刚果东部。但是，他们不是欧洲侵略者长枪短炮的对手。
我的祖先目睹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法令规定，所有地下矿藏都归新殖民地政府所有。此后当地的矿山成为利奥波德二世刚果自由邦的财产，严禁“原住民”拥有。
当地金属工业一下子被扼杀了。许多工匠转而从事贵金属贸易，尤其是该地区盛产的黄金。直到今天，你还会在卡兹巴附近看到人们站在齐膝深的小溪和河流中淘金的场景。
传统酋长只要抵抗新殖民政权，无论抵制政府还是私人特许公司，必定会遭到报复。我们的酋长马吉里三世（Majiri Ⅲ）被放逐到160千米外的卡莱赫（Kalehe）村，死在监狱中。其他人则直接被杀害。这些事件影响巨大，给建立在对部落首脑“mwamis”的尊重和崇敬之上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动荡。
小时候，我记得父母谈论酋长被放逐的故事；一百年后，卡兹巴人发誓某事是真的时仍然使用这样一种表达：Mboje-Kalehe，意思是“否则就承受被放逐到卡莱赫之苦”，可见其影响之深。
随着当地制造业的衰落，村民们被迫购买进口的砍刀、金属工具和车轮，尽管几年前它们还产自当地。
殖民制度也改变了卡兹巴的性别关系。欧洲人带来了新的货币体系，逐渐取代了以农产品和牲畜作为主要交换手段的实物交易经济。以前社区实行的是强大的母系传统制度，由女性负责贮存和管理每年的家庭农业生产。
随着1887年刚果法郎[8]的引入，经济权力逐渐转移到男性手中。管理金钱逐渐被视作男人的能力。男人去矿山或种植园当搬运工或劳工，赚取的收入由他们自己支配。女人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管理家庭资源的权力。
另一个主要的外来影响是由一群挪威新教福音派教徒带来的，他们于1921年来到这里，要求建立一个教会。他们在卡兹巴定居的决定对村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我父母，进而也对我影响至深。
在比利时政府的支持下，挪威代表使团来到我们酋长家中。酋长听了他们扶持村子的提议。也许是觉得别无选择，也许是出于东道主的好客，他同意把山谷尽头的一小块地给传教士们耕种，那块荒地位于河边，属于沼泽地。我们的酋长知道他们会面临重重困难，也许以为这些好奇的白人会发现日子过于清苦而另择他处，或返回家园。
没想到这些传教士决心很大，在挪威国内教会会众的资助下，逐渐在此永久定居下来。一开始受到敌视的他们最终融入了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医药和教育。
消息很快传开，“穆族古”（muzungu，字面意思是“白人”）治愈伤口和发烧比当地巫医的药膏和符咒更有效。传教士们有消毒剂、治疗发烧的退烧药、治疗皮癣和肠道寄生虫的药物，还有一堆干净的绷带。
人们去他们的临时诊所，他们就传播福音。他们对当地儿童尤其感兴趣，包括孤儿和我父母那样的贫困儿童。他们还用木头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此后开办了一所学校，第一次为学生提供了读书写字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学习《圣经》。尽管许多家长对此持怀疑态度——送孩子们去上学，意味着不能让他们在地里干活或放牛了——但一些家长还是看到了识字的好处。
起初，接受洗礼的人数并不多，但会众人数不断增加，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与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和比利时政府一样，传教士们将自己视为教化世人的伟大力量，要让欧洲的思想和传统取代落后的非洲习俗。
在受洗之前，皈依者被要求取下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的铜金手镯和项链。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一直是当地传统的一部分。皈依者承诺放弃对祖先灵魂和以前崇拜的神“纳木吉大”（Namuzinda）的信仰——Namuzinda的意思是“万物之终结者”。用烟斗抽当地种植的烟草是男人们中间盛行的消遣，但和喝香蕉酒一样，也被视为罪恶。
村里的生活围绕着一个叫作Aha-Ngombe的公共场所展开，男人们会聚在这里，讨论村庄事务，解决争端，并通过我们口述故事的传统将该地区的历史传给年轻一代。这儿也是一个音乐场所，你可以听到当地的吉他“露兰加”（lulanga）、长笛“卡尔哈罗”（karhero）、“利肯贝”（likembe）——一种金属手持式钢琴乐器。音乐和我们的乐师都被认为是邪恶势力，遭到谴责。
尽管包括我父母在内的社区居民自愿接受了新信仰，基督教的到来还是导致了与过去的决裂。这种早期形式的基督教并没有寻求让当地的精神和社会传统变得更丰富或者与之相融合，而是设法彻底取代它们。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场文化灾难，许多珍贵而古老的东西都被视为原始和堕落，遭到谴责。
我希望欧洲和非洲之间有一种和解、一种交流，认识到双方可以互相学习。但这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你可能在教堂还能听到“露兰加”和“卡尔哈罗”，而不是管风琴的乐声。
爸爸是最早皈依的人之一。他于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金属工人家庭，家里没有牛也没有地，4岁时就成了孤儿。他母亲死于难产后，他的父亲几年后就因病去世了。
爸爸被他的姑姑收留，他的姑姑在抚养自己孩子的同时也尽力照顾他。在他记忆中唯一的家里面，他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未来看起来一片黯淡：他没有地，最多只能靠去农场打工勉强维持生计。由于无力支付体面的聘礼，他的婚姻前景同样黯淡无光。
教堂提供了出路。他去教会学校学习，受洗后就留在传教士那里，成了第一批从这个山谷沼泽地走出来的刚果布道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10岁的母亲来到这所学校上学。
母亲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年小体弱的一个，被哥哥们送来接受教育。在他们的母亲——我的外祖母——生下我母亲去世后，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他们的父亲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选择她，要么选择他以前的孩子。她可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
因此，我母亲是由她的几个哥哥带大的。他们会尽全力弄吃的，偶尔也会吃鱼或青蛙。她在孩提时代就一直饱受健康问题的困扰，这种情况伴随了她的一生。
在她求学生涯结束时，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她同意嫁给我父亲，那时父亲已经决定成为一名牧师。父亲继续留在村里传教，但几年后，他开始去更远的地方，包括越过边境进入今天的卢旺达。在他们婚后头几年，父亲长期在外，到卢旺达和刚果边境一个瑞典人办的传教使团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于1949年在布卡武安定下来，同年，我母亲来投奔他。
他是布卡武的第一个刚果牧师，最初在其他新教徒同伴家里工作，有一段时间还在当地一位法官的家中做礼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开始来到公共场所，在一个黑人郊区的树荫下做礼拜。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准许，建了一座教堂。
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那个时代都很艰难。父亲的薪水很低，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他都努力工作赚钱供我们所有孩子上学。他还被卷入1960年后刚果独立初期的混乱局面之中。
1961年，我还是个6岁的孩子。我记得当时我和母亲及姐妹们坐在父亲的教堂里，全副武装的军队奉当地官员之命打断了礼拜仪式，把我父亲的一位瑞典同事拖了出去，那位官员想尽快赶走在此定居的欧洲人。
我仍然记得军靴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那位瑞典牧师脸上惊恐的表情，以及他们离开时我因为太害怕不敢回头看他们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暴力。几天后，爸爸被逮捕，在警察局被人用枪顶着头。
三年后，也就是1964年，反政府叛军占领了布卡武，在教堂的院子里枪杀了几个人。再三年后，白人雇佣兵又占领了这个城市，迫使我们再次徒步逃到乡下避难。
这两次弃家而逃对我父母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我记得，我先是担心我们的安全，接着担心我们离开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回去。1967年，一架刚果空军飞机误炸了我们的房子，炸死了我们的两个年轻朋友，13岁的利亚（Leah）和20岁的约伯（Job），他们当时正在我房间里睡觉。
这些事件为我后来流亡时期进行撤离做了准备，因为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很多次。我很早就不抱有这样的幻想：以为我父母或我们社区，更不用说刚果政府，可以保护我远离危险。如果说那些事件教会了我什么积极的品质，那就是它让我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我所爱的人的健康和安全。也许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对积累财富从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财富随时都会失去。
在和平时期，爸爸发现自己身处宗教斗争的旋涡中，还差点让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丢了性命。一些天主教徒视父亲为威胁，我至今还记得孩提时代的恐怖：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从外面扔来的石头会砸在教堂的铁皮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有时，教堂大门会被猛地推开，人们会向会众投掷石块，迫使我们躲到粗糙的木制长椅下面寻求庇护。失窃也经常发生。
我在布卡武上的小学是瑞典传教士开办的，学校要求穿蓝黄相间的校服，这是瑞典国旗的颜色。这样一来，别人一眼就认出我们是新教徒，我们成了当地天主教男孩的目标。回家就像是经受一场考验——侮辱、威胁，有时更糟——出去跑腿成了英勇的表现。如今，这种日常对立已成为历史，但是偏见依然存在。在我的一个女儿决定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时，我还不得不与我社区中根深蒂固的保留意见作了一番斗争。
我的父亲并不像一些现代教堂和电视上看到的那种火力全开的传教士。他说话轻声细语，神情严肃，而且很有灵性。他的权威来自他对经文的理解，以及他对他人的同情树立的榜样。他能自如地在公共场合向众人讲话，私底下给人们建议，而且还是个细心的听众。
小时候我会尽可能多地陪父亲去教区，尤其是在星期天。除了在他的新教堂主持仪式外，他还被允许在布卡武主要军事基地的一个小教堂为一些新教士兵做礼拜。他收到严格指示，凌晨4:30开始，6点结束，届时天主教弥撒开始。
我们俩会在凌晨3点左右摸黑起床，步行8千米到城市另一端。之后我们会去警察局大院再做一次礼拜。我总是与父亲形影不离，或是坐在前排长椅上抬头听他布道，或是在我们行动时背着他的棕色皮包。
他总是衣着得体，穿深色西装，打领带，而我总是穿短袖衬衫和短裤，脚上是擦得锃亮的皮鞋。走路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有时他会把他的《圣经》递给我，我会把它紧紧夹在腋下。
一个繁忙的星期天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早上做完礼拜后，爸爸经常会到布卡武走一圈，拜访老弱病残。我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他会鼓励病人，让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也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康复能力有信心。
他会坐在他们身边，带领他们祈祷。他会握住他们的手，或者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头顶上，轻声又坚定地说话。他会恳求他们找到自己内心的勇气，寻求上帝的帮助。
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常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来我们家的人从未被拒之门外，请求帮忙的人也从未被拒绝。他总是有求必应。必要的话，他会在凌晨三四点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有病人的家庭提供支持，或为他们举行最后仪式。
然而在某个时候，正如所有男孩对父亲的感觉那样，我意识到，父亲有人类的局限。对于伤寒、疟疾、黄热病、小儿麻痹症或霍乱这一系列当时和现在给人类带来痛苦的疾病，祈祷的力量是有限的。
在我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附近一个贫困地区有个人叫我们去他家里一趟。我们被领到一个砖木结构的狭小建筑里，只有一个居住空间。里面很黑，很难看清。黑暗中，我们发现一位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病得厉害，这一点连年幼的我也能看得出来。
我记得那呜咽，还有焦虑和悲痛的紧张气氛。我记得我被那令人痛苦的声音打动，对这个无助的孩子充满了强烈的同情。这一幕让我想起我刚来人世时的病痛。我迫切希望父亲出手相助；我希望他让痛苦消失。
父亲听了那家人的话，给孩子做了检查，和往常一样提了建议。诊所已经关门了，但他建议他们早上去请个护士。他与这家人一起祈祷，对他们加以安慰。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沿来时的路往家走去。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充满了对孩子的懊悔，同时对我目睹的一切感到不解和失望。
“爸爸，你为什么不给那个孩子一些药，就像我生病时一样？”几分钟后，我问道。我的话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自从离开那户人家，我们都没说话。
父亲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我抬头看着他，附近的路灯照着他的面容。安静的街道上只有我们俩拉长的身影。
“我做我知道怎么做的事，那就是祈祷，”他回答道，“负责分发药品的是‘穆甘加’（mugangas），他们受过专业训练，那是他们的工作。”
我不知道医生或护士如何工作，也不懂什么是处方。“工作”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在诊所见过那些身穿白大褂的修女，她们在我或我的兄弟姐妹发烧时给我父母开药。在我出生后的几年里，各种信仰的人都更欢迎她们了。在刚果东部最常用的语言斯瓦希里语（Swahili）中，人们叫这些修女“穆甘加”，意思是“照顾病人的人”。
“那我以后就当一名穆甘加。”我有点生气地对父亲说。
“太好了，”他微笑着回答道，“那我们俩就可以作为一个团队工作了，你负责发药，我为病人祈祷。”
感觉就像我们在路上那个地点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到家时，我冲进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我不记得她当时是什么反应了。也许是觉得我迈出了实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她微笑了。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她曾经祈祷我能成为一名医生。从那一刻起，我有了人生目标；每当我有所动摇时，母亲就会提醒我。
注释
[1]利文斯通内陆传教团（Lvngstone Inland Msson,LIM），一个福音传教团体，于1878—1884年在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运作。
[2]Van Reybrouck,David.Congo: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NewYork:Harper Collins,2014,47.
[3]尼拉贡戈火山（Mount Nyragongo），非洲中东部维龙加山脉的活火山，位于刚果靠近乌干达边境的维龙加国家公园的火山区内，海拔3469米。
[4]九重葛树（bouganvlleas），也叫叶子花，热带攀缘植物，开红、紫、白或粉色花。
[5]蔚蓝海岸（Cote d'Azur），位于法国东南部，临地中海。
[6]戈马（Goma），北基伍省省会，在基伍湖北岸，近卢旺达边界。
[7]卢蒙巴1960年6月上台执政，9月被推翻。
[8]刚果法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流通货币。刚果法郎在比属刚果时期和刚果独立到1967年期间发行过；1967年被扎伊尔替代；1997年后再度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流通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