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阳明学的经典之作《传习录》

在中国文化的悠久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传诵不绝的经典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传习录》这部作品便是体现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心学思想（又称阳明学）的经典之作。

《传习录》不仅是阳明学的思想宝库，而且后来逐渐成为儒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传世经典，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点不仅是阳明学的智慧结晶、重要理论，而且业已构成儒学传统中最富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因此，为了更好地阅读《传习录》，有必要先了解阳明生平事迹及其主要学术观点。

1 阳明主要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

少年立志：学做圣贤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成化八年（1472）农历九月三十日出生，初名云，后改为“守仁”。1482年，阳明随祖父一同北上京师，直到16岁，阳明随父亲等家人在北京生活。

阳明来到京师繁华之地，眼界大开，性格更为旷达，喜好侠义，研究兵法，骑马射箭，出入于佛、道、相、卜之间。这些行为自然令父亲颇为担忧，为教化阳明，12岁那年，父亲便为他请来塾师，希望他能收敛身心，专心向学。

生性豪迈、顽皮的阳明喜欢提问题，有一天问私塾老师“何谓人生第一等事”，私塾先生回答“读书登第”，即读书做官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阳明却不以为然，指出“读书学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可见，在少年阳明的心目中，已然萌发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便是成就像圣贤一样伟大的人格。自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以来，立志成圣是儒者的共同追求，阳明亦不例外。

格竹失败

十五六岁时，阳明开始学习朱熹[1]格物之学，立志格尽天下之物。这是因为按照朱熹的为学路径来做成圣成贤的工夫，就必须首先经过种种学习，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了解和把握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事物之理，然后才能一步步成就圣人、君子的伟大人格。

青年阳明便遵循这一为学成圣的工夫路径。有一天，他与一朋友相约，来“格”面前一片竹林，企图获得有关竹子的道理。结果那位朋友格了三天病倒了，阳明格了七天七夜，也以失败告终，而且大病一场，这便是阳明生命历程中著名的“格竹事件”。这一失败导致阳明对“读书学圣贤”萌生灰心之念，他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疑问便是，向外逐物以求其理的实践，果然能解决心与理“判若两截”的情况吗？即使格尽天下之物，与自家身心又有何关联？可以说，阳明在很长时间内为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所困扰，“格竹事件”无疑是阳明后来思想转向的直接“导火索”。

直至1505年，阳明在北京授徒讲学，昌明“身心之学”，由研习诗词文章之学转向追寻圣人之学。同年，阳明与湛若水[2]相识定交，相约一起昌明圣学；徐爱[3]也在这年进京，拜阳明为师，为阳明门下之“颜回”。可见，此时阳明思想趋向已定，这无疑是阳明“龙场悟道”的预伏期。

龙场悟道

1506年，即正德元年，明武宗初政，然朝政仍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南京科道官戴铣（1464—1506）等上疏批评时政，被捕入狱。阳明为维护正义，率先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希望朝廷宽宥言官，并建议摈除权奸。结果，阳明也被捕，入锦衣狱。随后在午门外被杖打四十（一说“五十”），并被贬为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驿丞。正是在龙场“万山丛棘”“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艰苦环境中，阳明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大彻大悟，史称“龙场悟道”。

阳明身处环境恶劣的贬谪之地——贵州龙场，思忖圣人如果处在此地会怎么做（“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样的灵魂追问。他终于彻底解决困扰他良久的“格物致知”问题，意识到“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思是我以前向外面的事物去追求道理，这种做法完全错了；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八个字浓缩了阳明无数次的思想苦难及其人生磨炼。他最终悟出了成就理想人格的依据就在于“吾性”（实即“吾心”），而不在于书本知识的追求、积累。可见，“龙场悟道”实质上就是“心即理”。这场彻悟意味着阳明学的正式确立，表明阳明已将问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内心”这一点上。“心”的问题在其思想中凸显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他从此开创出一个与朱子学不同的思想世界。

“心即理”与“心外无物”

1510年，阳明离开贵州龙场，先到江西吉安庐陵县任知县，随后回京任职。1511年，阳明与湛若水比邻而居，自此与湛若水、黄绾[4]三人常常聚会讲学，切磋学问。

在整个宋明理学史上，“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哲学问题之一，“心即理”无疑是阳明学的第一命题。1512年，阳明与徐爱乘船从京杭运河回绍兴老家，一路上讨论“格物”“知行合一”“心即理”等问题。徐爱所录语录距阳明离开龙场约两年，大致反映了阳明在龙场悟道后不久的思想观点。

在这数条语录中，阳明详细阐述了作为道德法则的“理”不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身上，忠、信、仁、孝这些道德原理都存在于行为主体的心中，并由此批评朱子学的理在事物的观点。可以说，阳明面对的直接对话者是徐爱，而隐秘的对话者却是朱子的“即物穷理”说。

阳明晚年在《答顾东桥[5]书》中，更集中表述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思想，认为朱子“心与理”说法开启了后世学者分心与理为二的弊病，主张“心与理”在本体意义上的同一性，而不是在工夫论意义上“心与理”可能为“一”。所谓“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的反问，其意便是说明心理原本为一，针对程颐（1033—1107）“在物为理”说，提出“此心在物为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阳明所谓“此心在物为理”之“理”并不是指自然界客观规律意义的“物理”，而是特指人的道德意识所指向的道德活动。也就是说，其所谓的“理”是人间伦常之“理”，具有实践的、人文的意味，是心之活动所指向的对象。这才是阳明强调“此心在物为理”以及“心即是理”的真实意涵。可见，阳明所说的“心即理”，是一个属于道德哲学领域的命题。从道德行为的角度看，道德原则存在于道德主体身上，而并不存在于外在的对象物身上。

再者，对阳明来说，所谓“心，不是那一团血肉”，也就是说，心不是血肉躯体的那颗心脏之心，也不是只知痛痒的感官知觉之心，而是本体意义上的良心或本心，阳明称之为“真己”。这一“心体”或“心之本体”意义上的“心”乃是指“知善知恶”的道德知觉，这一点应是阳明心学体系中有关“心”的根本义。

“知行合一”

龙场悟道次年（1509），阳明在贵阳龙岗书院提出其思想历程中第二个著名的命题——“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其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与朱子“知先行后”说形成鲜明对照。

徐爱因尚未领会阳明“知行合一之训”，前来请教。按照常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知而不行的情况，知与行难道不是两件事？阳明首先指出此种情况是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此处“本体”是指“本来意义”。所谓“知行本体”，是说知行本来如是的状态，而知行本体的丧失乃是“私欲隔断”的结果。如知道孝顺父母，便是要做孝顺父母的事，才是真知孝顺。之所以说“知行合一”，正是为了对治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弊病，即认为必须先做知的功夫，必待真知，然后才去行，于是造成的后果就是不知也不行。

晚年在《答顾东桥书》中，阳明论述了“知行并进”思想，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两句话是阳明“知行合一”的重要观点，旨在表达：行的过程必须有知的参与，知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而不可分离。阳明还根据其“致良知”的心学立场，指出“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也就是说，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工夫实践，其实就是“致其本心之良知”的工夫，因此说“知行合一”乃是“圣门之教”，也就是说“知行合一”才是儒学的真正教义。

后世对阳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等说法提出批评，认为是“以知为行”（张岳，1492—1553）、“销行以归知”（王夫之，1619—1692），这些批评固然不无道理，但若说阳明心学忽视“力行”却又非公允。因为在“知行合一”论述中，阳明颇强调“行即是知”，极力反对“知而不行”现象，这反映了其心学思想中的力行主义的特色。总之，“真知力行”是阳明心学的一大特色，在“知行合一”理论中强调道德行为是最终实现道德生活的决定因素。

江西平乱，阐发“致良知”

1516年，阳明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在平叛、安民的同时，阳明仍不忘授徒讲学。1519年，宁王朱宸濠（1476—1521）叛乱，阳明倡议起兵，不久攻克南昌，击败宸濠先后遣来的敌兵，领兵攻九江、南康，擒获宸濠，平定宸濠之乱，创立赫赫大功。

1520年，陈九川[6]来虔州问学，阳明阐发“致良知”学，提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又说：“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良知”的概念来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阳明继承并发展孟子这一思想，指出良知为“心之本体”，将孟子的良知观念提升到本体论高度，形成了独特的良知本体论。所谓“良知本体”，是指在阳明思想中“良知”具有形上本体的意义。1521年，阳明致信邹守益[7]，写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这是说，阳明越来越相信“致良知”真是儒学中的第一要义。

阳明在江西平乱近五年，创下盖世奇功。兵戎岁月，不忘授徒讲学。由阐发“诚意之学”到发明“致良知”学，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成熟圆融。特别是平叛后，在阳明的谈话和文字中，充满了对良知的赞叹和发现“致良知”的喜悦，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居越讲学

1521年，阳明回到绍兴。王畿[8]来受学，不久，钱德洪[9]率两位侄子和余姚士子来受学，王、钱为阳明晚年两大重要弟子。

1522年，父亲去世，阳明在家守丧。王艮[10]驾小蒲车北上京师，沿途聚讲，轰动一时。阳明遣人送信命其速归绍兴。有御史上书攻击阳明“异学”，希望禁“叛道不经之书”。“学禁”自此兴起。

1524年，王艮又来绍兴问学，请筑书院，是为阳明书院（前有新建伯祠）；南大吉（1487—1541）任绍兴知府，偕弟弟、侄子来受学，修建稽山书院，聘阳明主讲。1525年，王艮偕王襞[11]等子侄一同来绍兴受学。时四方学子来绍兴受学者众多。

阳明居越守丧期间，门人益进，他常常与门人弟子阐述“致良知”等心学思想。

“万物一体”

1525年，顾东桥来信质疑阳明“致良知”学。在回信中，阳明系统阐述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思想。其中，阐述“万物一体”思想的文字即《拔本塞源论》，长两千余字，纵论古今，气势磅礴，痛快淋漓，一气直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奋不已。

“拔本塞源”原意为拔起树根，塞住水源，比喻防患除害要从根本上着手，在阳明这里，是指揭示如何从根本上拯救人心、重整秩序的道理。“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在阳明看来，就心的本来意义而言，每个人与圣人一样，均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从中可以看出，《拔本塞源论》立论基础是“心体同然”这一心学观念，而且在中国“三代之世”原是万物一体，没有人己之分、物我之别，人人同心一德，彼此犹如一家之亲。可见，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既是有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论建构，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具体而言，“万物一体”论是阳明建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类共同体这一远大理想的一项重要理论表述。它既是一种哲学观念、价值关怀，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实践理论。

出征思田，揭发“四句教”

1527年，广西思恩、田州爆发叛乱。鉴于此前阳明平定匪乱、宸乱的武功韬略，朝廷再次任命阳明出征。

启程前夜，应钱德洪、王畿的请教，在天泉桥，阳明详细阐述了“四句教”思想，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天泉证道”。“天泉证道”缘起钱德洪与王畿的争辩，后者认为四句教只是“权法”，所谓“权法”是指这是阳明针对一时一地的权宜性教法；而前者则坚持认为其为“定本”，所谓“定本”，是指这是老师的最终的定论性说法。而就阳明自己而言，他指出四句教乃是即无即有、即上即下、即顿即渐的“彻上彻下”之本体工夫论系统，不能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所以一再强调这是他的“四句宗旨”，不可更改，并告诫王畿，就本体上“一悟尽透”的方法，就连颜渊和程颢这样聪明绝顶的人都不敢自许，故绝不可轻易示人，否则有可能导致悬空揣摩本体的严重弊端。

阳明出发经过严滩，钱德洪、王畿追送至此，阳明阐发“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史称“严滩问答”。这一次不仅是天泉问答的继续，而且具有定论的意义。可以说，在严滩四句中，阳明不是把“无”，而是把“有”放在首要地位，体现出阳明关于“有无”问题的思考，是以“有”为实体，以“无”为功用。如此一来，有与无或者说有心与无心，就不再是佛教或老子哲学意义上的空、无或假有，而是强调在儒家的立场上实现两者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既表现为工夫境界层面的“有无合一”，同时也是心体（本来意义层面上）的“有无合一”。

阳明去世后，关于“四句教”的争论更是聚讼纷纭。其实，据朱得之辑《稽山承语》记载，1526年，阳明与门人论良知心学，便首次揭示“王门四句教”，言：“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这是最早的“王门四句教”的记载，比“天泉证道”早一年。可见，“四句教”绝非阳明在“天泉证道”之际的偶发之语，而是他晚年屡有言及的重要教法。

嘉靖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历1529年1月9日），阳明在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铺。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一代大儒谢世，其功业足以彪炳史册，其思想更是朱子学之后的第二大高峰。陈荣捷曾说：“有明王学展播全国，支配国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为我国哲学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讼数百载，火尚未阑。”此言诚为不虚！

2 《传习录》结构

“传习”两字出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传习”大意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授和学习。《传习录》便是阳明与其弟子之间的论学记录。在十余年间，就儒、佛、道等各种思想学术问题进行对谈的“实录”，显示出阳明与其弟子的思想互动。

《传习录》上、中、下三卷分别代表《传习录》成书的三个时期。上卷刊刻于正德十三年（1518），中卷刊刻于嘉靖三年（1524），下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按照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条目统计，上卷共129条，其中徐爱录14条，陆澄（1517年进士）录80条，薛侃（1486—1546）录35条。

《传习录》中卷是阳明弟子、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新增九篇（《王文成公全书》本称八篇）阳明给门生或友人的书信，与上卷合并刻行，又称“续刻传习录”。只是《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中卷后经阳明大弟子钱德洪的增删，已非南本旧貌，并新增《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两篇附于末。阳明曾亲见这部“续刻传习录”，表示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共明此学于天下”，这表明阳明很看重这部书。

《传习录》下卷共收142条，记录者有陈九川、黄直[12]、黄省曾[13]等阳明弟子，记录的时间大致为1519—1527年，主要反映了阳明晚年的思想观点，其中“致良知”“万物一体”“四句教”最为著名。

将上述三卷合并，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之际，又将阳明在正德年间撰写的《朱子晚年定论》（刊刻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附在卷下之末，这便是今天看到的《传习录》全本，至此《传习录》的结构最终形成，今天流传的各种注释本的祖本都是《王文成公全书》本。

3 关于选录的底本及相关说明

本书在《传习录》选录基础上的导读，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为底本（《集评》本），校本则是中华书局《王文成公全书》、邓艾民《传习录注疏》（《注疏》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因此次选读按照阳明学的主要思想命题分类撰写，每类别重新分别编序。同时为便于读者查询，在每条选录文本后面标出《集评》本条数，而且为了便于阅读，将过长条目适当做了删减。

名词解释主要参照《集评》本，现代汉语翻译参考了《传习录全译》本（见“参考书目”），并尽量做到精简，赏析与点评部分主要参照《〈传习录〉精读》《传习录》《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意在适当点出阳明思想的精髓所在，帮助大家进一步领会阳明学的奥义。

4 主要参考书目

·《王文成公全书》（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修订本），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

·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吴震：《传习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于民雄注、顾久译：《传习录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注释

[1]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是理学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为朱子。

[2]湛若水（1466—1560）：字民泽，又字元明，号甘泉，晚号默翁，学者称甘泉先生，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与阳明为友，创立“甘泉学派”。

[3]徐爱（1487—1518）：字曰仁，号横山，浙江省余姚马堰人，为阳明早期弟子之一。

[4]黄绾（约1477—约1551）：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省黄岩县洞黄（今温岭市岙环镇照谷村）人，为阳明好友兼早期弟子。

[5]顾东桥（1476—1545）：名璘，字华玉，号东桥居士，世称“东桥先生”，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寓居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少负才名，工诗，与刘元瑞、徐祯卿并称“江东三才”，与陈沂、王韦、朱应登并称“金陵四大家”。

[6]陈九川（1494—1562）：字惟濬，号明水，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抚州府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

[7]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县北乡澈源（今江西省安福县连村乡新背老屋里村）人，阳明的高足与良友。

[8]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为阳明后学“浙中王门”的代表性人物。

[9]钱德洪（1496—1574）：名宽，字洪甫，号绪山，在阳明弟子中，与王畿齐名。

[10]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是阳明后学“泰州王门”的代表性人物。

[11]王襞（1511—1587）：字宗顺，号东崖，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省东台市）人，有《王东崖先生遗集》传世。

[12]黄直（1500—1579）：字以方，别号卓峰，江西金溪人，阳明弟子，嘉靖二年（1523）进士。

[13]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著有《五岳山人集》《西洋朝贡典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