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家》：战国时代的变法图强

《魏世家》记述了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兴衰史。魏国也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个称雄的国家。

三家分晋

拉开战国历史序幕的两起标志性历史事件，一是“田氏代齐”，二是“三家分晋”。其中，尤其是“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真正奠定了战国时代七雄并立的历史格局。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述关于“三家分晋”的历史。

晋悼公十四年（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列国，他来到晋国，见到了当时执政的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魏献子（魏舒），在了解了晋国的政治状况后，他预言道：“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在赵氏、韩氏、魏氏这三家手中。”临走之时，他又对晋国执政叔向告诫道：“晋国国君奢侈，优秀的臣子太多，晋国的政权迟早要落在这三家之手，你言行正直，务必要顾虑自己的安危。”[110]

仅仅三十年之后，也就是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延陵季子的预言就部分地应验了。晋国的祁氏和羊舌氏被灭，国政落入六卿之手。叔向就出自羊舌氏，他的家族最终没能逃过此劫，在这一年被彻底灭亡。

又过了十七年，即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晋国发生了“范氏、中行氏之乱”，晋国六卿之间酝酿已久的矛盾全面爆发，兼并斗争持续了八年，最终以范氏、中行氏出奔而结束。

随着范氏和中行氏的出奔和被废，晋国六卿顿时变成了“四卿”，即智伯（智瑶）为首的智氏、韩康子（韩虎）为首的韩氏、赵襄子（赵毋恤）为首的赵氏、魏桓子（魏驹）为首的魏氏四家。其中，以智氏实力最强，野心也最大。

智伯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他要求赵、魏、韩三家出让土地，赵襄子不同意，智伯便联合韩、魏两家发起了对赵氏的进攻。赵襄子利用韩、魏两家对智伯的不满，派使者暗中游说，最终说服韩、魏两家，三家联合起来对智伯发起反击。智伯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最终战败被杀，智氏也就此退出了晋国政坛，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

赵、魏、韩三家灭智伯之后，开始了对智氏的瓜分和清算。赵氏占据了晋国的中北部，韩氏占据了晋国的东南部，魏氏占据了晋国的西南部，并且进一步削夺晋君的领地，最后晋君只剩下了曲沃和绛两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

虽然此时赵、魏、韩三家已经和诸侯无异，但是名义上的“三家分晋”还要再过五十年。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三家正式跻身于七雄之列。自此，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述历史的。

不过，春秋和战国的时间分界线十分模糊，史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

比如，通用的教科书所采用的分界时间是公元前475年，而将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结束之年。这一年是周元王元年，也是《史记·六国年表》中所说的战国起始之年，这代表了司马迁的观点，即战国起始之年是公元前475年。后世因循司马迁的观点，郭沫若也持此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观点。

再比如，春秋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其实是来自鲁史《春秋》，而《春秋》中所说的春秋截止之年是公元前481年，以此作为春秋和战国的时间分界线也十分合理，钱穆和吕思勉都持此说。

再有，就是司马光的看法。《资治通鉴》开篇就讲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被周天子册命为诸侯，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述历史。“三家分晋”代表着“七雄并立”格局的奠定，因此，这是一个最为讨巧也是最为简明的划分方法。

除了以上三种看法之外，还有其他几种看法，在此我就不多作介绍了。

不管春秋和战国分界时间的划分方法有多少种，但把“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始的标志，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不会有什么异议，这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公认的看法。

魏文侯的霸业与战国的变法之风

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最先在七雄中称霸的就是魏国。而魏国得以称霸，和魏国所实行的变革息息相关，这就是李悝变法。而魏国的这场变法，更是直接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变法之风。

在晋国时代，魏氏家族在众多公卿贵族中是比较低调的一家，不显山不露水，不太为人所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略显跑龙套的角色，最终却逆袭成功，成了诸侯。可见，有时候低调未必是件坏事，强出头反而更容易招致灾祸。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氏是得利最多的，领土也最多，魏氏和韩氏都相对少一些，然而魏国却成了战国首霸，这离不开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的努力。

“三家分晋”之后不久，魏桓子去世，其子魏斯继位[111]，这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继位伊始，赵、魏、韩三家仍暗中内斗，他不断地调停三家之间的争斗，联合赵、韩一致对外。也正因如此，魏文侯成了三晋的盟主，成为晋国的正卿。

与此同时，魏文侯开始了他的强国之路。他的强国之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变法，二是养士。

就之后的整个战国时代来看，无论是变法还是养士都成了一种时代风尚。而其开创者正是魏文侯，他开创了列国变法和养士之风的先河。

如何变法呢？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主持了一系列变法活动。

首先是在经济方面，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法”。

“尽地力”主要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保证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如何增加土地利用率呢？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种办法就是大规模推广铁器工具，这是从春秋到战国的一个历史大趋势；另一种办法就是鼓励农耕，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而“平籴法”则是国家在丰收之年采购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和防止谷价大跌，到了灾年则开仓放粮，平抑粮价，避免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这可以看作国家在经济上的一种宏观调整。

其次是在法制方面，制定出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经》。《法经》分《盗》《贼》《网》《捕》《杂》《具》六篇，主要是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法经》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典，它的问世，为后世法典的制定提供了蓝本，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开始走向成熟。[112]而从之后的历史来看，李悝的《法经》也成为之后吴起在楚国变法和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效仿对象，李悝也堪称先秦法家思想的鼻祖。

还有就是政治方面，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废除贵族特权，任用有治国才能的优秀人才。魏文侯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吸纳，后文中对此会有详述。

魏文侯除了任用李悝进行变法之外，还任用吴起进行军事上的改革。魏国处于韩赵之间，西接秦国，南邻楚国，是真正的“四战之地”。而要在乱世之中立国，最关键的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吴起被魏文侯启用之后，在魏国推行“武卒制”。“武卒制”的精髓其实就是精兵战略，为魏国打造出一支超级兵，故而其选拔标准、训练强度、纪律要求以及武器装备上，都比普通士兵要高出很多，同时配以极为优厚的待遇赏赐，作战能力自然非同一般。

吴起在魏国效忠了三十年，“武卒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魏国自此拥有了一支极为凶悍的“特种部队”，史称“魏武卒”。这支武装部队也一度成了秦国的噩梦，在吴起主持军事改革的三十年间，秦国丧失了函谷关以及黄河以西五百里的“西河之地”。吴起夺取西河之后，魏国再次设置了西河郡，吴起也被任命为西河郡守，挡住了秦国的东进步伐。

中国古代的儒家理念，对君主的德行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其中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礼贤下士。在儒家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得到皋陶的辅佐，商汤得到伊尹的辅佐，周文王得到吕尚的辅佐，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这些君王都是因为做到了礼贤下士才成了有为之君。而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魏文侯，也是礼贤下士的典范。

魏文侯的手下，可谓人才济济，光是见诸《史记》中记载的就不下九人。除了刚提到的李悝和吴起之外，还有包括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子、翟璜、西门豹、乐羊等人。

其中，子夏是孔子的门生，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113]，段干木是子夏的学生[114]，吴起既是曾子的学生[115]，同时也授学于子夏，而主持变法的李悝也授学于子夏。

可以看出，魏文侯手下的贤臣超过一半都是孔门弟子，而魏文侯本人其实也是子夏的门徒。换句话说，子夏可以算作魏国的国师了。反观孔门的其他弟子，乃至孔子本人，都从未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事实上，子夏作为孔子的经传弟子，来到魏国西河之后，就在此讲学授徒，他的门下学子遍布整个西河和魏国。后世将子夏和他的门徒称作“西河学派”，这里俨然成了儒学的圣地。

对此，梁启超说道：“儒教始大行于西河。”[116]可以说，这是儒学第一次成为显学。

魏文侯虽然尊崇儒学，但他却绝非单纯地以儒治国，而是采取了“王道”和“霸道”并重的治国理念。这和后来汉朝所实行的“以霸王道杂之”[117]的国策非常相似，魏文侯也堪称王霸政治的先驱者。[118]

我们可以看看魏文侯所重用的这些贤臣。李悝虽受学于子夏，但他的思想其实代表了之后的法家一派，他也是法家思想的鼻祖；吴起和乐羊都是兵家思想的践行者，吴起还著有兵法《吴起兵法》流传于世；魏成子和翟璜是政事型人才，魏成子被任命为相国，翟璜则为魏文侯举荐了一大批人才，二人共同参政议政，为魏文侯出谋划策；西门豹代表的是实干型人才，他把邺城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民不敢欺”而天下闻名。[119]

可见，魏文侯采取的是多元化的人才观，外儒内法，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吸纳人才。

魏文侯尊儒重礼，礼贤下士，广纳贤才，这让当时的魏国成了人才汇聚之地。《史记·魏世家》借秦人之口说道：“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然后又说“文侯由此得誉於诸侯”。

魏文侯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变法走上强国之路的国君，他无意中为后世的统治者设计出了一套极具典范的政治文明的框架，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顶层设计”。可以说，后世很多变法者和改革者基本都是照着魏文侯的这套模板来进行改革的。

有了魏文侯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战国时代效仿变法者便络绎不绝，但是基本都脱离不开魏文侯的变法框架。我们分别来简要说明一下：

逃难到楚国的吴起在楚国也推行了变法，除了侧重军事改革外，其他变法内容都和李悝变法大致相似；前文中提过的齐国的齐威王改革，他的变法核心其实主要是在纳贤上，广揽贤才；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主要侧重法家的刑名之学，有点剑走偏锋，但仍属于法家思想的变法；还有最成功也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核心，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也是在魏国变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来的；赵国首先有公仲连变法，比较简单，核心还是纳贤和举荐贤人；唯一比较另类的是赵国的赵武灵王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发展骑兵和改革服饰，也就是常说的“胡服骑射”。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赵武灵王改革比较特别之外，其余诸国的一系列变法基本上都脱离不了魏文侯变法留下的这套“顶层设计”。这套“顶层设计”也反映了战国时代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即从公田到私田、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世卿世禄制到军功制的转变。

虽然有很多变法的主张并非魏文侯第一个提出的，有些后世的变法内容在魏文侯变法中也未曾涉及，但是从系统性和精神内核上来说，魏文侯绝对算得上是后世变法的先驱者。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魏文侯的变法对后世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莫大的奠基作用。

魏国的衰亡

经过魏文侯的变法，魏国的霸业前后持续了近一百年。历经魏文侯和魏武侯，魏国到了第三代国君梁惠王时期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可能有人会感到好奇：魏国的国君怎么会叫梁惠王呢？这是因为梁惠王时期把魏国的都城从黄河以北迁到了黄河以南的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当时魏国也被称作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作梁惠王。

魏国的衰落和魏惠王时期的两起战争有关，一是桂陵之战，二是马陵之战。

魏惠王时期，魏国仍然是七国中的第一强国。魏惠王一改魏文侯时期和赵、韩联盟的国策，重新燃起了统一三晋的念头，于是先后对赵国和韩国发起了战争。就在赵、魏、韩三家开战的时候，齐国在齐威王的统治下开始壮大，并任用孙膑为军师。在孙膑的建议下，齐国先后驰援赵国和韩国，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发生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大战都是以齐国大胜、魏国惨败而告终，魏国大将庞涓也被孙膑擒杀。

这两场战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故事，这就是“孙膑斗庞涓”。据说他们二人同是鬼谷子的门生，庞涓后来到了魏国，他嫉贤妒能，设计陷害孙膑，孙膑被挖去了髌骨流落齐国，开始对庞涓实施报复。不过，故事虽然精彩，但很多细节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尤其是马陵之战的不少细节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在此就不赘述了。

这两场战争之后，魏国彻底失去了其中原霸主的地位，却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和孙膑的大名。

魏国的衰落，直接给了秦国崛起的机会。由于魏文侯、魏武侯时代任用吴起为西河郡守，挡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秦国一直没在魏国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但是从魏惠王开始，秦国就加速了东进的步伐，西河之地也落在了秦国手中，这令东方六国十分胆寒，历史也进入了合纵连横的时代。

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军水淹大梁，魏国自此灭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魏文侯以纳贤而闻名，但是魏国衰落和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比如，担任西河郡守的吴起，他正是遭到了魏武侯的猜忌，才被迫投奔楚国。再比如，后来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曾被公叔痤推荐给魏惠王，但魏惠王却并未重视，不被重用的商鞅最终投奔了秦国。

而且即便是近在咫尺的贤才，在魏国也郁郁不得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窃符救赵”，却得罪了魏国的君王，在赵国滞留了十年不敢回国。后来即便信陵君回到魏国，他也无法得到君王的信任，无法施展一腔抱负，结果只能日日与宾客宴饮，沉溺酒色，郁郁寡欢而死。

在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崛起，他们经常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社会思想十分活跃，人才流动非常频繁，“朝秦暮楚”的现象也很普遍。但是，魏国的人才流失却是列国之中最为严重的，它原本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最终却落得人才凋零终至亡国的局面，这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