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的遭遇绝非偶然……

曾经有一对由脾气暴躁的酒鬼父亲带大的两兄弟，挨父亲打成了他们两人的家常便饭，而且打骂和羞辱他们好像也成了这位父亲乐此不疲的事情。当两兄弟长大成人之后，其中一位成了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人，虐待起孩子来跟当年的父亲简直难分上下。而另一位兄弟则成了成功的商人和一位慈爱的父亲。有人分别问过两人同一个问题：“你是如何让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两人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有一个那样的童年，我还能怎样？”

20年来，我一直坐在治疗室里，认真地听别人诉说。我听到过很多给当事人造成了后天生活的痛苦和局限的童年往事。有些故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虐待、伤害和遗弃，但是更多的却更像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上学第一天的糟糕经历真的会带来对失败的恐惧吗？一次被拒绝会导致后续的交往灾难吗？看起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对于童年时遭遇过伤害而且这个伤疤一直延续到成年生活中的人来说，也会有人在成年后把这段经历当成创建成功的美好生活的催化剂。

有一家致力于为容易受到伤害的年轻人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叫作孩童公司，我一直以治疗师的身份服务于这家机构，直到这家机构令人遗憾地关闭。这段经历使我有机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脱那种无人关爱的乏味日子，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其决心之大令人吃惊。在位于哈雷街的治疗室里，我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客户，他们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仍然被困在自己想象出来的监牢里。至于开篇提到的两兄弟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业已形成的概念中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如果真是如此，如果生活如我们所愿，那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加美好呢？如果我们想要的生活就是自己解释的这种结果，那如何指引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正面解读一个事件，而不是对其做负面解读？如何能够选择一种让我们对世界及其可能性敞开胸怀而不是关闭心扉的解读，一种引导我们过上不断成长而不是戒备的生活的解读？这个问题把我带回到了本书的中心思想上。

成长与戒备

如果取你身上的一个细胞，把它放到有营养液的培养皿里，它会朝着营养液移动。要是用毒液替换掉营养液，细胞就会远离。换句话说，细胞总是向成长的机会靠拢，而它发现需要戒备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作为细胞的聚合体，我认为我们人类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它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趋向快乐而避开痛苦。从来到这个星球的第一天开始，大脑就一直在解读你的体验，用它们来预测世界运行的方式，以及每时每刻你会遭遇的事情。这种解读是为了能够正确地识别你正在面对的各种环境是需要戒备还是需要成长。你身处的成长机会越多，繁茂的可能性就越大。本书要表达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把时间花在成长上还是花在戒备上，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

我想澄清的一件事情是，我并不认为戒备反应有什么不对。它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繁衍生息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想保护好孩子是我们所具备的本能中最强大的一种。然而，这个优点可能让我们把一些不必要的担心传递给孩子，甚至会把他们引向对自己的认知局限之中，这种情况会困扰他们的整个人生。通过阅读本书，你也许会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在你的身上发生了。本书想教会你如何区分不必要的戒备和真正的威胁，告诉你如何突破过往经验的局限，培养出这样一种心态——寻求成长，追求幸福、满足和成功的生活。

学习开始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更早

从婴儿诞生的那一刻起，大脑就开始忙碌起来，试图搞清楚自己降生之地的各种情况。就像空降兵降落在敌方的区域时，身上已经装备了以前的空降兵认为能让自己生存下来所需要的一切。随后，有用的东西会被留下来，而没用的则被丢弃。例如，所有的婴儿都会微笑，但是如果得不到回应，他们就不笑了，也可能永远不笑了。有趣的是，任何被认为是友好的反应，像咕咕声、拥抱或者挠痒痒这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正面刺激的做法，都能够维持婴儿微笑的能力。

婴儿对周围世界的反应，由组织和解读他所感知的那些信息的一套程序指导。这份程序很忙碌。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每秒大概有700万~1100万比特的信息经过我们的感知器官，对于大脑来说，这么大的信息量它根本处理不了。一份著名的研究结论是我们每次有意识地获取的信息大约只有7比特。你没看错，是700万~1100万比特中的7比特。你大概会想，大脑如何来确定到底应该是哪7比特呢？程序要查找什么？它要查找此时需要的是戒备反应，还是最能导致成长的那些行为。这就是我们的这份程序在每秒分析几百万比特信息，筛选出7比特给我们关注时要做的事情：找出哪些信息与我们的成长或者戒备相关，哪些不相关。但是，它是如何知道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记忆。

记忆——被记住的现在

我们拥有记忆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还记得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吗？或者还记得你一生中最糟糕的那个日子（我希望对你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日子）吗？当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的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记忆存在的目的是感知当下。我们在自己周围见到的事物，大约80%实际上是推测出来的信息。当我们看着某种东西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这个东西本身，还带有很多个人的解读。如果你看一个苹果，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实：你看它的时候带着一种态度——你喜欢苹果还是厌恶苹果？喜欢红苹果还是绿苹果？它是削皮而且切片的还是直接从树上摘下来的？它让你想到了白雪公主还是威廉·泰尔（William Tell）？想到了你被一口苹果噎着的日子，还是把苹果核砸在朋友后脑上的日子？在我们看它之前，苹果就是苹果，在我们看它之后，它就成了我们自己特有版本的苹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口味、风格和偏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懂朋友怎么会被其配偶迷住。这些不同的层次都由我们的记忆提供。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发展出了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而且可能一生不变。

大脑时刻都处在忙碌的状态中，忙于在过去寻找现在发生的情况与过去发生过的情况之间的关系。然后，它利用所发现的关联，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大脑在当前事件与过去事件之间找到了被解读为负面的关系，它就会设想出你将遭遇的负面后果。为了让你避免遭遇到这种情况，它会激发出一种戒备反应，从你手里接过对行为的控制权，并采用可预测的、以帮助为目的的行为（基本上，是以攻击、回避或者呆立为主题的各种变形），即便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大脑拥有我称之为“戒备机制”的处置手段。只要大脑发现明显的危险情况，就会做出三种反应中的一种。你会准备好战斗、逃跑或者呆立。为了让我们做出这些事情，相应的激素被释放出来让血压升高，所以你很可能会颤抖；呼吸加快，将更多的氧气导入肌肉里，所以喘息的频率更快；体温上升，因为肌肉在暖和的状态下会更加高效（所以你会流汗）；血液被从胃部引出，把更多的氧气输送到肌肉里，方便你搏击或者逃跑——因而你的胃会有一种感觉，就跟我们平常在家里说的肚子疼的情况差不多。最后，如果危险太大，血液还会被导入我们的大脑中处理更高水平的思考和谋划的部分。这是因为我们的戒备机制主要以解决想要吞噬我们的那些问题为目标，而思考会降低我们的反应速度。结果就是，我们有了一句很可能千真万确的格言：强烈的情感让我们变成笨蛋。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大脑把当前的状况连接到过去的一个正面事件上，它就会预测出一个愉快的未来，并且打开另一种机制——奖励机制——的开关。这种情况下，大脑里会释放出多巴胺，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促使你去寻找更多这种情况。

用简单的术语来说，上述两种表现是时刻为我们的生命确定方向、提供动力的两个化学系统。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过着一种纯粹成长的生活——茁壮成长、得到鼓励、沐浴在慈爱之中，而且会得到人们的支持。我们年轻的大脑会以预期更多美好事情即将到来的方式解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没有什么情况会威胁到我们，或者让我们感觉到不安全。这就是多巴胺天堂。谁能告诉我刚才我所描绘的是谁的生活？没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如果我们够幸运，得到的会是一个混合体。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另外还有很多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总体的情况是，好的事情会得到强化和巩固，所以我们成长过程中会被激励去做那些习得的、擅长的事情，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赋予了我们一些健康的戒备反应，让我们远离那些真正的坏东西。但是，就算你是这样的幸运儿，你的大脑仍然会做出错误的理解，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

不管其根源在哪里，我们的编程过程中都会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程序错误：有些是因为比我们年长的人把垃圾当成真理灌输给了我们，比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告诉我，我身上所有她不喜欢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有些错误来自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的事情的错误解读。请时刻牢记，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有时候你就是把那些导致孩子做出错误判断的东西传授给他们的人。有些情况下，这是因为孩子误解了你所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情，有些情况则是因为你公开表达了愤怒、恐惧或者沮丧，或者是因为你把没有分拣的垃圾一股脑儿地传递给了他们。这些误判，有的无关紧要，而有的则会影响孩子的情绪以及他们的生活。麻烦在于，你并不知道哪些是哪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孩子们根本不当回事，你认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子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孩子的童年会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作为父母需要丢掉把孩子培养得十全十美的幻想，同时，当我们没能做到的时候也别再自怨自艾。

我们做什么VS.我们是谁

我曾经有个客户名叫丽莎，她来找我抱怨，说自己很自卑。首次描述自卑问题的客户一般都这样说：“我完全没有信心。”真正完全如此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当我进行询问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具体、全面了。“有些时候我会缺乏信心”与“我完全没有信心”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说法。大脑就会玩这种把戏，把我们做得不好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我们感觉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身上。本应是“有时候我的做法很愚蠢”，结果却是“我很蠢”；“我跟大家没话说”被表述为“我很无趣”。我们把自己做的事情跟我们的为人混淆了。我发现，与改变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相比，帮助大家改变对所做事情的认识要容易得多。我们都倾向于认同自己的身份并对其坚信不疑，就算这些信念会让我们非常不开心。

在这个案例里，丽莎的问题始于“我不够好”，进而形成了对保住自己工作的焦虑。经过几轮提问之后，我们的聊天背景收窄到工作中的某些特定时刻：“工作中我常常感觉自己比不上周围的人。我知道我懂得的跟他们一样多，但是我无法在会议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者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治疗中，我采用了一种技术，帮助客户回溯自己的往事，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丽莎认识到，问题开始于她大约8岁时的学生时期：老师让她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她很内向（不喜欢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所以这个要求有一定的挑战性。她热血上涌，脸变得通红，并且变得有些口吃。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遗憾的是，这位老师很不称职，他斥责她笨。毫不奇怪，她最终勉强给出的答案错得离谱，这让她的“朋友们”更加幸灾乐祸，老师对她更加鄙视。丽莎哭着跑出了教室。在心理学领域里，我们称这种情况为“重大情感事件”。在消极的情况下，大脑识别出我们身体上或者社交上面临强大的威胁，担心受到排斥成了社交中的常态。在积极的情况下，大脑识别出一个成长的机会，会促使我们去寻找更多的类似体验。这种情况下，通常的结果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断增强。

当“重大情感事件”出现的时候，大脑拍下了一张低分辨率的“照片”，把来自五官的感受都囊括其中。这张照片成为我们的记忆用来与我们之后的经历进行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对于丽莎来说，在这个“重大情感事件”（学校里的偶发事件）首次出现的时刻所呈现出来的任何事情，都会造成与之相关联的后续事件。例如，人们盯着她看、权威人士向她提问，甚至会包括墙壁的颜色。这有点儿像钓鱼扑克游戏。生活中的每个时刻都是一张牌，大脑用其持有的一副“重大情感事件”牌与之进行比较。如果发现有一对，它就会喊出“对子！”如果是一张戒备牌，它就会促使你做出戒备反应。如果是张成长牌（积极的“重大情感事件”），它就会促使你做出成长反应。在丽莎的案例里，所有被发现与最初事件相一致的情况都被看成是一种威胁。大脑对威胁做出的反应是进行戒备，让我们战斗、逃跑或者像丽莎那样，呆立。问题就在于，当像害怕被认为是愚蠢的人那样的负面情绪驱动我们的行为时，事情的结果往往会向我们极力避免的那个方向发展。

举个例子，一位有感情破裂史的女士来找我。我们判断她拥有一种信念，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只要陷入一段感情中，她就想着会被拒绝。她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表现得过分亲昵、黏人而且妒忌。每一次，她都在想留住对方的努力中把对方吓跑了。另一个例子是有位男士深信自己不够好。为了弥补，他在工作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努力，由于他对自己的怀疑，他对一切问题都要反复地检查，总是无法按时完成工作，总是犹豫不决，而且管理手下人的时候，也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部门的生产力低下，而他也因此失业，这又强化了他认为自己不够好的信念。

我有时候借用“蝴蝶效应”的说法把“重大情感事件”称作“蝴蝶”事件。按照“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孙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一个月后导致澳大利亚出现暴风雨。[1]对于复杂如天气或者大脑的这类事情，很小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放大效应。孩提时代相对很小的事件，也可能成为成年时期真正的重大事件。某种情况发生得越多，大脑就越是相信它会再次发生。

在非“重大情感事件”中，大脑会根据后来学到的内容更新早期的决策。例如，我会定期地走进一个坐满了等待我上课的人的房间里，走进去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激动的感觉，还有幸福。这种情况并不总是真实的。在我最初开始教书的时候，走向教室的途中，我的双腿老是不自觉地发抖。从一开始我就很热爱教书这项工作，但是走进坐满了人的教室，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我来说真的是个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孤独。调查显示，美国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在公众面前讲话，随后才轮到对死亡的恐惧。正如塞恩菲尔德（Seinfeld）所说的，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可能宁愿躺在里面的人是自己。我的大脑显然从教室所容纳的事物里制造出了某种有威胁的感觉来。后来，随着我对教书工作习以为常，大脑不再做出同样的反应。为什么我的大脑会更新我的体验，而丽莎的则不会？情况似乎是，当一种体验被标记为“蝴蝶”事件，其目的就是“固定”反馈。大脑宁愿你采取100次同样的错误行动，也不愿对“重大情感事件”呈现出来的危险放弃哪怕一次反应。我对面对大众的最初的担心好像只是内向者的一种自然反应，没有像丽莎的情况那样受到“重大情感事件”的影响，所以我的大脑能够在我放松并获得信心的情况下正面地更新体验的意义。有时候，就像丽莎的情况一样，我们的过去总是在我们身上重复发生。事情并非必须如此。我们有办法化解掉过去学到的东西。

基督教关于人生而有罪的思想对我们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存在某种错误的东西。弗洛伊德对事物带有倾向性的说法也无济于事。他认为我们拥有为了表现而不惜争风吃醋，等待着在本我幡然悔悟的时候跳出来做可怕的事情的这种糟糕的潜意识身份，这种想法把生活变成了一场我们内心里永不间断的战斗。下面，我将会提出某种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的东西。我将要提出的说法是：我们天生就是成长型的。

你需要的只是爱

吉尔·博伊恩（Gil Boyne）拥有50多年的临床经验，是20世纪最著名的催眠治疗师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治愈了一位患有写作障碍症的年轻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他继续创作出了电影《洛奇》（Rocky）。能够遇到吉尔这样的导师和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在他的临床生涯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某种程度上，人类似乎在儿童时期普遍形成了“我们没人爱，或者我们不可爱”这样狭隘的信念，并且终生都受到这种信念的折磨。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不认同他的这个结论。现在，我却发现这个结论很难辩驳了，因为这种情况太常见，它不只出现在我的客户身上，还出现在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人身上。

我们的戒备反应已经进化了，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我们的祖先面对了数百年的各种威胁。这些威胁以两种主要的方式出现：第一种显而易见，是对我们生命的物理威胁；第二种是对社会福祉的威胁。当我们审视自身的时候，会发现，与围猎我们，或者是我们所围猎的那些动物比起来，我们确实十分渺小。真的，我们本应该是送到它们嘴边的肥肉。拯救我们的是我们拥有的这颗大脑。它给了我们与他人携手合作的能力，从而使围猎变得平等。随着一队队围猎者四处游荡，我们学会了与人相处，结果就是人丁兴旺了起来。我们还知道，不与人相处，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部落里，不让别人关心你，就会导致你被孤立，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你的价值越高，坐的地方就离温暖的火堆越近，吃到的肉块就越大，拥有的伙伴就越多。社会地位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依然同样重要。

在刚呱呱坠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就开始了攀爬如何获得社会认同的这个陡坡，并收获他人的爱。具体来说，围绕在孩子周围的，都是最可能养育和保护他们的人。他们知道了什么样的表现会让养育者高兴，并让滋养源源不断地到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婴儿就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没有什么社会服务机构，所以他们变成了卖萌和讨人喜欢的天才。想要成为爱的吸铁石是他们本能地想要做的事情。

孩子们很快就会对自己在社交界的地位变得敏感。他们知道哪些行为会被父母认可，从而得到更多的爱，哪些会造成认可大打折扣，或者被施以惩戒（用孩子简单的思考方式来说，就是没人爱）。孩子会知道，一个行为是好还是坏，取决于这个行为是被奖励还是受惩罚。我们都知道，孩子可能会为了感觉到被爱或者被接受而被引导去做可怕的事情。

后来，这种对接受和爱的寻找继续出现在与同伴的相处过程中。请观察孩子们在一起嬉闹的情景。孩子的嬉闹中可以看出各种确立角色和尊卑秩序的复杂而微妙的暗示。孩子最想避免的情况是被群体拒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厂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孩子的自尊联系到他们所穿衣服的标签上。一定不能犯险去做的事情就是在群体中过于标新立异，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最原始的层级上，与众不同有时候很危险。回到现实中，其他宗族和部落代表着潜在的危险以及对我们资源的争夺。所有的原始部落，从新几内亚的图兰比部落到阿森纳的足球迷，都会通过衣着来让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他们创作了自己的歌曲和口号；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孩子没有太大的不同，而且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群体内部建立归属感和黏性。在群体内部出现了基于每个群体制定的评价标准而形成的等级结构，过去或许是打猎或者烹饪的技艺，现在，在小孩子群体里……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写作业的速度、墙壁上贾斯汀·比伯海报的数量？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从婴儿时代起，我们就一直想学会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社交奖励 （用吉尔的术语来说，是爱）的行为，并避开那些会让我们被拒绝的事情，这些奖励或者拒绝最初就来自我们的父母，然后，来自我们的朋友、同龄人以及同事。

我们会获得我们所期望的未来

假设，你在5岁的时候被选中出演学校圣诞剧里的圣诞小精灵。这是你的重要时刻，在老师的督促下，你穿着跳舞的裙装蹦蹦跳跳地走过台阶，来到舞台上。很遗憾，你被最后一级台阶绊了一下，肚皮朝地滑到了舞台的左侧，手中的棍子飞到观众席上。台下的人顿时哄堂大笑，笑得很厉害。现在，这就是一种“两兄弟”时刻。一种可能是你会看到母亲窘迫的脸色，并把它解读为对自己笨拙的批评。在笑声中你感觉很尴尬，你的大脑把这件事情存储为某种在未来应该避免的事情。随后，任何涉及你被别人注视的情况都会与这个“蝴蝶”事件（或者“重大情感事件”）相关联，并预测出将会面临的类似灾难，戒备机制也会被激发——你此后的生活要不遗余力地避免在他人面前表演或者讲话。每一个类似的事件都会被联系到以前的事件上。负面的预期在一次又一次的强化中被不断放大。非常不幸，这就是我的客户做出的解读。但这并不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她滑倒之后，看到大家在笑，并把这种笑声解读为被认可。记忆就被储存为正面的“蝴蝶”事件。从此以后，在预测到讲话机会时，她的大脑就会把这种情况联系到最初的正面“蝴蝶”事件上——联系到被认可的感觉上。随后的每一次正面体验都强化了前面的记忆。这种不断变长的联系链条形成了不断增强的关于类似情形的信心。她成长为一个喜欢面对观众讲话的人。成功孕育对成功的期待，就像失败孕育更多的失败一样。

自信的总体水平基本上是生活中对自己能力（以及他人认同）有正面感觉情况与有负面感觉情况的多少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大多会遇到一些丧失自信的情况，这种情况有的人会遇到得更多一些。在这种被抛弃的时刻，有些人会苛责自己，有些人则会更为宽容。

在上面描述的每一个单独的片段中，都包含着成千上万个小规模的版本。与源起相对应的每个后续事件，都会以某种更小或者更大的方式，潜在地强化反应，增加背景的变化或者抑制这种反应。我听过很多客户的生活故事，全都是相似的事故导致对考试、面对公众演讲以及出丑的恐惧，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但都可以联系到一个单纯的组织动机——对得不到别人认同的恐惧，或者用吉尔的话说，对别人把他们的爱收回去的恐惧。最终，一个小小的原因就会让自卑驻留在某些人的心中。

这种情况也并不总是单独的事件。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偶然从父母处听到的话语对我们的无意识渗透：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标准；我们不是他们想要的那个孩子，我们让他们失望。有时候，这是我们的误读；有时候，这是他们个人不幸的结果。他们就是无法把这样的话语深埋在心里，而是在无意中透露给了我们，很可悲的是，有时候又被我们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

研究证实，如果童年时孩子的妈妈没有通过抚触和关爱给她创造出安全的依恋，那当她做母亲时，就很难给自己的新生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长环境。我常常从客户身上看到这种不喜欢自己的不幸感像一件不受欢迎的传家宝一样一代代传下来的情况。源头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失，留下的家人似乎都从骨子里不快乐。我认为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这样，他们只是把从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身上无意中遗留的那些东西当真了。这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家庭有类似的情况，那你可以成为终结这一切的那一代人。

解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会对我们的生命之路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解读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好消息是，这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真实的那个世界，而是一个你自己臆想出来的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你完全可以改变它。

因为，因为，因为……

孩子通常会因为对事情发生原因的误判而犯错误，他们的大脑一直在寻找理由：

•因为父亲下班后带着疲惫回家，厉声斥责他们做错了作业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自己一定很笨。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得出结论，父亲不爱他们。

•因为母亲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小妹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似乎不如以前那样多，除非自己生病了。故意做错事情便成了引起关注的一种手段。

•因为父母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父母对他们发火、训斥他们的情况比以前多了。孩子竭尽全力取悦父母。在父母离婚的时候，孩子非常自责。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继续取悦他人，期盼不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孩子为所有人的幸福担负起了责任。

上面这些由孩子得出结论的例子，生活中要想一个都没有是不可能的。其他孩子可能会赋予这些情况完全不同的意义。问题在于，哪个孩子会得出什么结论，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指导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反复说，作为父母，如果能抛开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的想法，会对你很有帮助。他们对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而且也无法控制——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年轻的大脑按照编好的程序去寻求理由，认为世上的一切都跟自己有关，可能得出令人惊讶的错误结论。

我们拥有了解自己所爱的人不同方法

我们经常会听到夫妻间相互抱怨，“你不做某件事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爱我”或者“我知道她不在乎我了，因为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抱我/向我倾诉/看我”。在我写的《爱情鸟》 （Lovebirds）一书里，我花了很多篇幅在介绍让我们每个人被爱的各种方法上。我主要讨论了各种等式，A（具体行为）=B（爱）。关键在于，你所拥有的爱的等式可能跟你另一半或者孩子们的并不一样。可能你对他们做了所有自认为是在表达爱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感受不到你的爱。同样地，孩子们会通过自己的行为（甚至是糟糕的行为），尽其所能从你那里发现你关心他们的证据，而你可能会完全忽视或者误读他们的这些信号。在我为那些吸烟或者想减肥的客户治疗时，通常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香烟，或者某种食品，代表一种情感符号，比如巧克力=爱、陪伴、安慰或者叛逆。举个例子，有多少父母会通过给孩子糖果来奖励他们的良好表现？一段时间之后，糖果就成了来自父母的爱或者认可的表达。20年后，进入职场的你在遭到大声训斥的糟糕日子里，潜意识里有没有想要一块糖果，尝试着让自己的感觉变得好一点儿？

都是一样的，但是有区别

孩子将会遇到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而他们的大脑可能会错误地解读这些事件。任何类型的第一次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发现，每次经历新事物孩子都因为认知缺失而不知所措，他们年轻的大脑会进入戒备状态，那你就该准备好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指引，让他们知道能够从中得出什么样的最佳“成长”结论。除了恐惧，第一天上学还可能会变成失去母亲，甚至被母亲抛弃的记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成为结交新朋友，并且找到快乐的机会。我从刚做父母的人身上以及他们对孩子摔跤的反应上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情况。通常，孩子被突如其来的摔倒吓得不知所措，两眼圆睁看向父母。如果看到父母恐惧或者失声惊叫，通常就会触发孩子做出哭喊的反应。几次类似经历之后，这就不再是“新的”经历，而是构成等式的经历了。我们需要避免来自跌倒的感觉，否则就会疼痛，或者造成父母的失声惊叫。孩子会变得要么害怕“疼痛”，要么害怕导致疼痛的事件。蝴蝶向规避风险和对不好的感觉过度敏感飞去的旅程开始了。

当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写下：

他们让你如此糟糕，你的父亲和母亲。

很大程度上，他所讲的是这些因果及其在各种场景中的误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甚至经历了几代人之久。那些没有从父母那里接收到被爱和被珍视信号的孩子，通常会成长为这样的父母：要么自己也不发出这些信号，要么发出的信号会把自己的自卑和无助投射到孩子心里。我记得来找我的人中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在自己父母离婚后总是感觉自己的父亲令人失望。她会在母亲家里的窗子后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等着父亲的车子开来看她，而结果通常都让她失望。通过对这种体验的因果关系的反复思考，她意识到，她对自己孩子身上发生的任何令人激动的情况做出的默认反应都是：“不要太高兴，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发生的。”负面的思想在一代代地传承着，就像一件没人要的传家宝。

可塑的奇妙之处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我们的大脑是可塑的。你只需要认真观察中风病人，就能得到明确的证据：他们的大脑会自己重新排列，能够绕开损坏的部分，以便把失去的能力重新找回来。我相信，这种可塑性同样适用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我们没有被困在做自己上。我们的自我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大脑编写出来指引我们安全（要是不能总是幸福的话）地过完一生的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变成自己故事的作者，并把这些故事变成一首壮丽的史诗。那就让我们教会孩子怎样从小就掌握如何叙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吧！

注释：

[1] “蝴蝶效应”一般被阐述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