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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交流的第一阶段，是口语交流的双方肉身在场，谈论那个不在场的事物。

我们用特定的图案、声音描述那个缺席的事物。我们把一株长着各式各样的枝叶，爬着无数小昆虫、栖息着各式各样鸟儿的高大的植物，挤压成一个字——“树”。同样，一条奔涌着无数水滴，裹挟着泥沙、浮游生物和鱼类的水道，被挤压成一个字——“河”。

人类开始言语的那一刻，就是一种对原初世界的偏离，自然实在的事物，被迫变形，我们把具象化的世界，转移到抽象的文字里。

人类交流的第二阶段，由于书写和印刷的出现，一张写着字、画着图的纸，可以随着丝绸之路，从黄河的出海口漂荡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流的双方不必面对面交流，他们可以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交流的目的，他们置身在任意空间和任意的时间中，试图去理解遥远的人留下的文字、图案。不在场的人和我们素未谋面，给我们讲述更遥远的不在场事物。

当语言被书写固化并且传播之后，便与特定情境的口语化日常交流彻底分道扬镳。口语的交流，有着严格锁定的语境，以单一的时间地点事件展开。

在口语的交流中，不存在对象的不确定。然而，书写下来的文字却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配对关系。由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他甚至把书写视作“性行为”，他认为阅读一个文本，就像“进入”和“被进入”的关系。如果此时此刻，我这本书里所写的文字你读出声音来，那便是我对你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是跨越时空的。

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作者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

自从人类走上了书写的道路，这种交流的信息传播方式便被一直沿袭下来。绘画、摄影、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都是这种方向任意的信息发布。

1906年圣诞节前夜，美国的费森登和亚历山德逊在纽约附近设立了一个广播站，并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广播的内容是两段笑话、一支歌曲和一支小提琴独奏曲。这一广播节目被当时四处分散的持有收音机的人们清晰地收听到。你看，广播就这样闯入持着接收机的人们的生活。我们虽然通过广播获取了一则信息，但并不能得知事物全貌。

如果说广播和电视仍然有一定的空间限制，那么自2000年起，第一款WAP手机诺基亚7110让手机和互联网连在一起之后，一部可以随意携带的移动设备让信息的任意性被进一步放大。在移动端观看，不仅空间是任意的、时间是任意的，连心情和状态也是任意的。电影院、音乐会、戏剧、展览等，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专属的“场”，人们需要调整到特定状态之后“到场”。但对于这块可随身携带的手机屏幕而言，人们可以在生活中的任何场合观看它。

语境越发不重要，碎片的材料只要被消费或者作为闲暇的谈资，信息似乎就有了它应该有的意义。至于其背后是否有更深远的内涵，似乎一点也不重要。寻找叙事的封闭和叙事闭环下的意义，这似乎是遥远的中世纪的氛围，而非当代的议题。

当信息丢失了真实的身体在场语境，因而也赋予了信息接收者更大的自由，观众成为重新构建语境的中心，信息提供方无法控制观众对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方式。观众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如同被庞大的巨人压制在座位上不得离开。而现在似乎不一样了，观众完全可以在被窝中、汽车内或者关起门的厕所内这些私人空间，居高临下地处理手机屏幕中出现的一切信息。观众对信息漠不关心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轻而易举地离开。与此同时，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以及小红书这样的短视频平台里，观众的喜好和参与度，是一条视频能否拥有更多推荐量的关键，所有创作者都以获取更大的曝光量为目的，因此便需要进一步地迎合观众，于是便进一步助推着这一切。

信息的对象是任意化的，观众观看的时间和空间的任意化，以及前后语境的缺失，并非让信息化为乌有，而是形成信息的“黑洞”，它闯入猝不及防的观众的生活中，形成强烈的吸附力，吸附观众的认知和想法。一切信息都需要人们从自我的认知出发进行填补，任何一条短视频都依赖观众自身对于信息的整合，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离散知识点的生存在短视频的世界里得以成为可能，拼凑的事件的传播在短视频的世界里得以成为可能，短视频的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充分获得自我论证的快感和自我愉悦的骄傲。

这种信息传播的彻底的“不在场”，摆脱了千万年前权威的说教，召唤起更多人内心的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