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581—618)

隋代儒学的贡献

在时局动荡的南北朝，佛道盛行，儒学虽总体上仍保持其正统地位，但衰微之势亦显而易见。即使有诸如北魏献文帝、孝文帝等帝王施行过若干重视儒学的举措，但没有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儒学的复兴实为艰难。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南北分裂得以结束。这个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隋朝的两代帝王也都为之做出了很多努力。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曾下劝学行礼诏，倡导儒家道德和礼仪。《隋书》载，开皇三年四月丙戌，文帝“诏天下劝学行礼。以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秋七月，“壬戌，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开皇九年夏四月壬戌，文帝又诏倡导学习儒经，谨遵儒训。隋炀帝即位，亦十分支持儒学的发展，大业元年春正月，下诏巡省方俗，宣扬风化。“戊申，发八使巡省各地风俗。下诏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又复开庠序，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炀帝此番举措，使得“国子、郡县之学，胜于开皇之初”。

尽管隋代两位皇帝在即位之初，都曾有意大力弘扬儒学，事实上也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惜的是，此种局面却是昙花一现。公元618年，隋朝覆灭，仅仅存在了短暂的三十七年。隋文帝晚年崇尚佛道思想，《隋书·儒林传》载：“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最典型的表现，文帝由崇诚与孝到废太学、四门、州县学。《隋书》载，仁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文帝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同年六月，“乙丑，诏曰：‘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对此诏令，刘炫上表陈述废学校之弊，情理甚切，亦遭到文帝拒绝。隋炀帝统治后期，穷兵黩武，统治残暴，儒学更无生机。自身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失误以及隋末大乱，导致“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

《隋书·儒林传序》云：

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

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发展在历代都与政权的稳定、皇权的属意有关，而隋朝虽终结数百年来南北的分裂，但旋即又陷入新的破碎和混乱当中，这也导致了有隋一代儒学之不昌。一方面，隋代大一统以及隋文帝、隋炀帝等尊崇儒学，有利于南北学融合、儒学自身的发展，《隋书》对此给予了肯定；但隋代皇权动荡，末期社会混乱，大肆征伐，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的传承遭到破坏，《隋书》亦对此予以指斥。在隋朝短短37年的历史中，虽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然仍取得了较大成就，尤以“二刘”和王通为代表。

“二刘”是刘焯、刘炫的合称，二人交往密切，经学思想相近。其经学著作佚失严重，今仅存的部分见于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二刘”在经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曾受教于刘轨思、熊安生等北朝大儒，对儒家经典十分精通。史书载：“（刘焯）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尝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二刘的经学功力非常深湛，开皇年间，二人就曾受命共同考定《熹平石经》和《洛阳石经》。

炀帝继位初期，复开庠序，“二刘”在儒学的恢复和传承中贡献极大，“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南北朝时期，南学与北学相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刘焯和刘炫才识深广，贯通南北之学，改变了这种分裂状况。“二刘”的影响很大，刘焯在京时，曾“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这里提到的何妥、苏威、房晖远等人莫不是南北学的名家，而刘焯能让这些人佩服，由此可见其对南北学的熟稔。故而，刘焯在乡里教授著述期间，“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

“二刘”对初唐孔颖达经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孔氏在《毛诗正义序》有：“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孔颖达《尚书正义》也以“二刘”稿本为据，他认为在对《尚书》进行过疏解的前人中，“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

王通，字仲淹，讳通，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县）人。逝世时年仅三十五岁，有二子：福郊、福畤。死后，门中弟子私谥为“文中子”，后亦被人尊称为“王孔子”。王通相关事迹仅散见于新旧《唐书》的王绩、王勃传中，《隋书》《北史》均未为王通专门立传。

王通自幼天赋异禀，有“神童”之称，十岁时便能发出此种议论：“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其胸襟和学识令人惊叹。

开皇十八年，“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丰富的求学经历为王通奠定了深厚的儒学基底。仁寿三年，王通中秀才，“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向文帝献奏了《太平十二策》，论述“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深得文帝之心。

王通在朝不得志后，遂退居故里，在河汾之间开馆授徒，著书讲学，“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王通治学授徒的盛况，造就了“河汾道统”的学术美誉。明代高启有诗句“河汾旧业传”，便是对王通传道授业功业的赞许。

王通历时九年撰成《续六经》，今仅存其中的《元经》部分。而真正记载了王通儒学思想和成就的是《中说》一书，又名《文中子中说》。“《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该书是由王通弟子汇编而成的一部笔记体著作，对其讲学内容进行记录和整理，有意模仿《论语》的语录体体例。共包括十个篇章：《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王通《续六经》的全貌如今已不得见，然而通过《中说》中的相关言论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我们亦可大略观其经学思想。

王通儒学立场的基础便是“宗周孔”：

子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乎！

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王通多次拒绝朝廷的征用，而专心致力于治学传道，其内在动力便是此当仁不让的“绍宣尼之业”的追求和担当，以振兴发扬周孔思想和学说为己任。与“宗周孔”相应的是王通的“仁政”主张，“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德为本，刑为末，强调仁义道德，推崇王道政治。王通之所以重视周、孔之王道，是因为他目睹南北朝和隋朝的动乱，希望借推行“仁政”建构一种任德不任刑的王道政治。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集中体现着他理想的政治图景：“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在自然观上，王通抨击了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他对“天、地、人”的认知是：“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在伦理道德观方面，强调行“中道”，把儒家的“五常”置于“中庸”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通十分重礼，认为：“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也。”

在哲学义理上，他以儒学立场为基础，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在王通看来，三教是可以融合相通的，对统治者皆有用处，长期的思想争斗并不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驳斥三教盛而亡国的说法。“《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玄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另外，王通还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道方法：“穷理尽性”和“推诚主静”。在“穷理尽性”方面，《中说》记载：“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这里的“穷理”，主要指穷尽《周易》之理，“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中说校注·立命篇》卷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2页。“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中说校注·立命篇》卷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3页。通过此种途径，可以洞晓人之命、性，因为二者内在是一致的。《立命篇》和《关朗篇》的写作初衷也是源于此。“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王通的“穷理尽性，乐天知命”的修道境界，无疑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推诚主静”方面，《中说》记载：“子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子谓贾琼、王孝逸、凌敬曰：‘诸生何乐？’贾琼曰：‘乐闲居。’子曰：‘静以思道，可矣。’”唯有心静、心诚，才具有了思道、修道的基础。在王通这里，“推诚主静”即是不杂有名利之争，自得其乐，同样，这些思想精髓也被宋明理学家所吸收。

在文学思想方面，王通亦是秉承孔子的文艺观，“美哉乎艺也！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重视文章中的政教和义理之用，崇尚文章中的君子之风，“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相比同时代的一些儒者，王通对佛教和道教的评价也比较平允，他以较平和的心态肯定各教均有利有弊，承认佛、道与儒学一样具有“使民不倦”的社会功能，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他虽然承认佛教为西方圣人之教，但认为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有与中土风俗相悖之处，故入“中国则泥”。虽然如此，王通认为佛教自有其意义和价值，借用政治和暴力废除佛教，并不可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反对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那样依靠暴力来废除佛教。王通以北朝二武灭佛的经验教训为例，认为强硬废除佛道二教，只能适得其反。除了佛教思想之外，王通还大量吸收了道家思想。《天地篇》记载与温彦博论“坐忘”之理，表明其受到了佛道影响。不过，王通认为儒士不应修习道教长生神仙之术，指出追求长生而不修仁义、不重孝悌，是一种贪得无厌的表现。

王通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既拒斥释道的虚诞，以及与儒学传统格格不入的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又承认其价值与意义，肯定释道二教的独立存在，而不是盲目排斥，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规约佛道二教，如此三教于是可一。王通认为统一王朝需要有思想文化统一，且面对佛教、道教的迅速发展，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不振局面。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智慧资源，最终达到儒学的复兴与重振，从而实现“三教归儒”，以重建儒学的新体系。当然，王通的“三教可一”并不是简单将三教归为一教。事实上在承认三教各有长短的同时，他更多地强调以传统儒学为主体，“通其变”，发挥各家之长，而不是“执其方”，固守一家之门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通的思想贡献体现在既坚守儒学的价值立场，也承认了佛道二教本身的价值，从而开启了吸收佛道思想反哺儒学的历史可能性。

王通儒学功底深厚，学术知识渊博，自隋至唐，不惟儒学，兼及政治、社会、军事、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甚至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启，王通都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说来，有隋一代，尽管儒学并未实现质上的发展和复兴，但分裂战乱的终结，短暂的国家统一局面下，还是出现了一批如“二刘”、王通那样不可多得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一方面，南北学得到了重新的融合和发展；另一方面，隋代儒学也为初唐儒学的振兴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例如，王通在河、汾间讲学，很多人不远千里而来，前后到此受业者的数量竟达到千余人，其中不乏很多大家，皆为“河汾门下”，如京兆的杜淹，后来做了唐太宗时期的宰相；雍州的李靖，是唐初文武兼备的大将，不仅骁勇善战，战功赫赫，而且撰就了多部军事著作，文采卓著；清河的房玄龄，文才上博通典籍，军策上运筹帷幄，成为赫赫有名的良相；还有犯颜直谏的名相魏徵；以及隋末唐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温大雅等。可以说，相比起历朝历代而言，隋代儒学虽然并不算昌盛，但却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