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物经济的兴起

在21世纪，生物技术被视为最有前景的科技之一。人们对此充满希望，期望生物技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变社会。比如，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迈向2030年的生物经济：政策议程》战略报告，将生物技术视为一种新的“生物经济”(bioeconomy)，即“在一个社会中，利用生物产品和工艺的潜在价值，为公民和国家带来新的增长和福利的经济运行的集合”。在2000年之前，仅有少数几篇文献提到“生物经济”；从2005年开始，“生物经济”一词和相关术语在文献中急剧增加，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和经济区域（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的政策和战略文件中。由此可以推断出，生物经济不只是技性科学(technoscientific)或经济项目，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项目。

近年来，生物经济的概念逐渐被规范化，但仍处于不断演变和发展之中。文森佐·帕沃内(Vincenzo Pavone)和乔安娜·戈文(Joanna Goven)从三个视角概括生物经济的概念：第一，作为生物技术创新经济的生物经济，强调当前和未来的生物技术的潜在价值，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作为生物质(biomass)经济的生物经济，生物质可代替化石燃料和其他不可再生的无机资源，生物质的增加和创新推动了一种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第三，作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新形式的生物经济，学术界在理论上探讨了生命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关注通过生物技术对组织(tissue)、有机体(organisms)和身体的操纵而建立起来的经济。

前两点的共同特征是，基于当前的紧迫性和未来的广阔前景，将发展生物经济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1)增加对科学及其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并鼓励其商业化；(2)加大对私营商业行为者的公共支持力度，包括高度重视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3)确保监管满足创新者和商业化者的需求；(4)开发新的环境管理指标并鼓励私人环境监管；(5)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特别是为新的生物产品创造市场；(6)政府积极提高公众对生物经济活动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学术界试图将生物技术与其资本化之间的关系理论化。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生物概念”(bio-concepts)，比如，生物价值(biovalue)、生物资本(biocapital)、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在这些概念中，最早出现的是“生物价值”这个术语。凯瑟琳·沃尔德比(Catherine Waldby)提出，新的生物技术和材料会产生“生命力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of vitality)，生物的生命被转化为“生物价值”。

“生物价值是指，生物再生成技术给生命过程带来了生命力。生物技术试着赢回生命过程，使它们沿着特定的路线增加或改变它们的生产力，加强它们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的能力。生命过程的增强通常不是在身体的宏观结构系统中进行，而是在细胞或分子片段、信使RNA、细菌、卵子、干细胞上进行。”

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在讨论“生命本身的政治”(politics of life itself)时提出，在生物价值的驱动下，“生命政治变成了生物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代生命政治中，生物经济，即生命力的经济(economies of vitality)，在重塑医学和政治的观念和实践；生命力已经被简化为商品的形式，可以被冻存，跨越时间和空间，在不同的情境和企业中进行交易，并且服务于不同的目标。

考希克·桑德·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将生命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进一步理论化，基于生物产品的市场潜力，提出“生物资本”的概念，将投机价值(speculative value)视为生物资本的构成要素；生命科学领域普遍存在允诺的(promissory)实践，生命科学研究充斥着愿景、期望、炒作(hype)的话语，吸引了大量投机金融(speculative finance)，也可以说，投机金融满足了允诺的生物科学；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生物资本”，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

这些生物概念也招致了批判。基恩·伯奇(Kean Birch)和大卫·泰菲尔德(David Tyfield)认为，价值、剩余价值或资本无法使资本关系发生重大转变，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才是生物经济的关键问题；只有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技术垄断才能创造这种资本。伯奇之后又进一步提出，生物经济中的价值不是生物物质固有的，而是在“金融化、资本化和资产化”这三个政治过程中实现的，具体而言，生物技术是生命科学公司持有的资产，这些资产本身通过金融投资和实践进行估值。

其他学者也注意到，在允诺的生命科学中，投机金融推动了一系列生物经济活动。允诺的话语在新兴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比如干细胞研究、个体化医学、神经科学、医疗大数据中尤为突出。很多文献也和期望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以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为例，在澳大利亚，允诺的话语吸引了大量研究资金和风险投资，推动了干细胞研究，但这种生物技术创新的期望与机遇、风险共存。在英国，媒体和商业部门过度炒作再生医学，使得患者对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充满过高的期望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为此，疾病研究慈善机构试图起到中介作用，管理和调节患者的期望，明确再生医学可预期的适应证，以及将来可能成功的方案。

在生物经济中，和主体性(subjectivities)相关的概念也不断涌现，比如“生物社会性”(biosociality)、“基因公民身份”(genetic citizenship)、“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这些概念用来描述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一些患者组织在分子层面共享一些基因信息和身份，以及对疾病的身体体验；他们自发建立一些社区，团结互助，挑战传统的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模式，游说科学家、企业或国家，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也在重塑自我、亲属和社区的概念。在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中，遗传层面上的自我实际上是相连的自我，即一个人的遗传风险/疾病意味着与其血脉相连的家属或族裔有同样的遗传风险/疾病。为了遗传责任，个人应主动管理自己的遗传风险，积极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患者组织和社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生物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