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论语》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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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的前言,照例要回答一些与书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论语》堪称为儒教文化的“圣经”。自其面世以来,注释者解读者不知道有多少。那么,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呢?简答之,我们是用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

据钱德洪《年谱》,正德三年(1508),阳明先生龙场悟道,悟到“知行合一”。他认为自己得到圣学千年不传之秘,异常兴奋,“不觉呼跃,从者皆惊”。他以自己所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钱德洪:《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4页。。虽然没有提到《四书臆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王阳明记“四书”比“五经”更熟,有所悟,必先印证于“四书”,然后才涉及“五经”。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便如是说:“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钱德洪:《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4页。众所周知,《论语》是“四书”的核心。因此,我们用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于理有据。

用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会有很多收获。其一,可以解读出一些新意。如第2.9章:“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既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又特别推崇颜回,那么颜回应该是做到了“知行合一”。孔子对颜回的这番描述,正可以用“知行合一”来解读。颜回听孔子讲课,这是他的“行”。从“不违,如愚”可知,孔子讲到哪,颜回就明白到哪,这是他的“知”。上课时颜回做到了“知行合一”。下课后,颜回遇到什么人和事,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也做到了“知行合一”。故而孔子考察颜回私下的行为,都会受到启发。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解读这一条语录,一方面,可以把握颜回“好学”的本质;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知行合一”的内涵。

其二,可以发现一些被忽视的问题。如第5.20章:“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有关这条语录的主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孔子批评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主张思考两次就可以行动。至于孔子所主张的是怎样的两次思考,古往今来的学者均含混带过。但是,这个问题不能错过。如果不搞清楚孔子所说的是怎样的两次思考,就会像涩泽荣一那样,得出来这样的观点:“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有时候三思都不够,不得不进行五思十思。与此相反,有些事情连再次考虑的必要都没有,必须马上做。”涩泽荣一:《<论语>言习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照涩泽荣一这样的说法,孔子的这一条语录没有任何意义。

《传习录》有一段材料,引导着我们来理解孔子所说的是怎样的两次思考。周道通曾向阳明先生请教:“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王阳明回答说:“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他们师生对话涉及人的两种思考:脑之思与心之思。脑之思进入人的意识,我们都熟悉并习以为常。心之思不进入人的意识,是不思之思,是人的本体之思,也被称为“觉”,也就是“良知”,与其相近的是人遇事时的第一感。周道通所说的“遇事来感”或“有觉”,是用心思考一次;后来“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是推理了一番,用脑思考一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两次思考,即人面对一件事时,全身心投入其中,生命自然会给出第一感,这是第一次思考;在此基础上,再用脑去做逻辑推演,这是第二次思考。如果两次思考相互吻合,“觉得事理当如此”,那就应该采取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对周道通的两次思考,既肯定又嫌不足,这与孔子说“可矣”也是同一个态度。朱子解释《论语》中的“可”字时,说:“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孔子与王阳明对两次思考采取同样的态度,是因为他们的理想都是要达到圣人境界。在王阳明看来,圣人纯用“良知”。在孔子看来,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用心”做事)。周道通“用心”以后,又“用脑”推测一番,“未免有出入”,这说明他的工夫还不够,在他的层次上也只能如此用功。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两次思考,是针对一般人而言。我们搞清楚了孔子所说的是怎样的两次思考,就明白了孔子这条语录是希望一般人做事,要将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提高思考的质量和效率。

其三,可以圆融地疏通《论语》中的一些死结。《论语》有一些语录,向来被人称为是难解的死结。如第8.9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不少人据此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但是,孔子说民“既庶”之后,还要“富之”、“教之”(13.9);他还说“不教而杀谓之虐”(20.2);孔子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 3)。《论语》中的这些材料都说明孔子没有愚民的意思。其实,我们用阳明心学来解释这条语录,解释起来简单、直接、明了。这里的“由”就是走的意思。“民可使由之”,就是让百姓自己走自己的路。人人都有“良知”,遇到具体的事,普通百姓也可以致自己的“良知”,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百姓要致自己的“良知”,也只有自己去体认,自己觉悟才是真正的“知”。当官者要教化百姓,也只有激发百姓身上本有的“良知”,然后才能发挥作用。任何人都无法将自己思想灌输到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不可使知之”,是要让百姓自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的家庭责任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能很好地诠释这条语录。土地承包以前,一块地里种什么,怎样种,是上级领导说了算,农民是被迫去种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田地里产出少得可怜。实行土地承包以后,将土地的经营权交到农民手中,土地里种什么,怎么种,由农民自己做主。农民自己知道应该种什么,究竟怎么种。政府只要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不需要多加干涉。这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不正是证明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

其四,可以证实阳明心学是孔学正宗。《论语》中有些语录,用心学可以更好解释。如第15.29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章历来被人们认为难以理解。杨伯峻先生说:“孔子的真意何在,又如何叫做‘非道弘人’,很难体会。”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从心学的立场来看,这条语录很好解释。心学主张“心即理”。“心”是人的内在生命,贯注人的全身。人遇事时,如果能够让自我生命自由自在地绽放,生命自会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绽放。生命本身就有条理,这便是“心即理”。只要“致良知”,每个人都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道,这就是“人能弘道”。反过来,理学却偏要人向外探求,去穷万事万物之理,用外在的事物之理来填充人的生命,这正是被孔子所否定的“以道弘人”。由这一条语录,我们可以看出,心学是孔学嫡传,而理学是孔学旁枝。

以上几例足以证明,用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确实可以获得一些新解。我们在解读《论语》过程中,发现阳明心学与《论语》高度契合。接下来有第二个问题,本书是以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但为什么却很少采用阳明先生的原文?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是以我们所理解的阳明心学来解读《论语》。

阳明先生的文集中,只对少量的《论语》语录做过讨论。我们要来解读整部《论语》,不可能照搬阳明先生的原话。就是对阳明先生解释《论语》的原话,现代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是根据自己对阳明心学的理解来解读《论语》。去年1月份,我们出版了一本小书《<传习录>问答》张实龙、张星:《<传习录>问答》,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其中记录了我们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在我们看来,阳明心学是有关合理发挥人的生命潜力的学问。阳明心学的“心”,不是指人的心脏,也不是指人的心理,而是指人内在的整体生命。老天爷赋予每个人一条生命,人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合理地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这是人的“天命”。阳明先生要我们“发心”和“尽心”,就是要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人在遇事时,自有感应,将周围事物都融入自己生命之中,这便是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具体情境中,人如果能本体地知行,做到“知行合一”,自然会按合理的方式去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这合理的方式就是“天理”,知道这合理的方式是人的“良知”。人生命中本来具有“天理”,所以说“心即理”。现实中人或受外物引诱,或受内欲汨乱,不能本体地知行,说话做事难免或有过或有不及,出现千差万错,但人的“良知”未尝不在。人依据自己本有的“良知”,去做“致良知”的工夫,时时让自己的“良知”作主,让自己走在成圣的康庄大道上。

以上是我们所理解的阳明心学。显而易见,其中有不少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根据阳明先生的指示,我们读古代经典,不仅要“记得”、“晓得”,更重要的是要“明得自家的心体”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看书不明白的地方,阳明先生教我们:“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因此,我们解读《传习录》也好,解读《论语》也好,都注入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中,也融入了他人对《论语》的解读。他人对《论语》的解读对我们有启发,都被吸收到自己的生命中,作为我们解读《论语》的支撑,这些我们在文中都尽可能做了注释。

第三个问题,按照常规,注解《论语》先要介绍孔子的时代、生平、思想以及《论语》的版本,最好有一个学术史上的梳理。至于解读具体的语录,也应该将每个人每件事都讲清楚,对每个字每个词的解释都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本书没有知识性的介绍,注释也非常简单,最大的特点是针对《论语》语录提一些疑问,然后做一些解答。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其实我们是有意而为之。

本书是要为社会上的一般读者服务。一般读者来读《论语》,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要从中汲取营养,为的是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人们在实践中的操练,得到的指令越简单越明白越好。阳明先生是坚决反对烦琐的章句之学,他曾说:“凡工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守仁:《寄安福诸同志》,《王阳明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因此,本书没有专门介绍孔子的时代、生平以及《论语》的版本,这些知识,网上均可以轻易查到。有关孔子的思想体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没有必要将自己观点强加给读者,来一个先入为主,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在阅读《论语》中去把握。书中的词语解释都力求简切。给每一条语录做现代汉语翻译,是一件极其无趣的事,无非是给读者一个大概的表面的意思,并不能揭示语录的深意。本书最用心的地方在问答。针对每条语录,我们站在现代人立场上,提出一些问题。这也是遵照圣人的做法。孔子希望人提问,颜回“不违,如愚”,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11.4);朱子也说过,读圣人书,“见得他意思如当面说话相似”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页。;王阳明也希望人提问,学生“少疑问”,他就责怪学生“不用功”王阳明说:“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我们对每一问都提出分析,这不是要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促进大家思考而已。

回答完以上三个问题,下面就带着读者走进《论语》的世界,来领略孔子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