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丝绸之路的历史溯源

丝绸之路的形成是在我国西汉时期，而“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的诞生则是在19世纪。“丝绸之路”一词最先出现在著名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所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简称《中国》）一书中。该书第一卷于1877年出版，第五卷于1912年出版，时间跨度长达35年。李希霍芬于1868年9月来到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至1872年5月间，他用将近4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记录下一路上的见闻。回德国之后，他根据对华考察的见闻写成了《中国》这部传世巨作。这部巨作汇集了他4年对华考察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料，对当时及之后地理学学界的研究都有重要影响。李希霍芬在书中谈到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提出“Die Seidenstrasse”（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丝绸之路”）的概念，意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的丝绸贸易线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其所著的《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主张把丝绸之路的含义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去。1915年，赫尔曼在《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自此以后，“丝绸之路”这一术语被广泛运用。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大多把丝绸之路称作“中西交通”;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大范围使用“丝绸之路”一词，“丝绸之路”在中国逐渐成为通行的概念。

研究影像丝绸之路，必然免不了要回顾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发展历史。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位。在刘彻统治期间，为了打击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势力，朝廷派遣使臣张骞带队出使西域，旨在联合西域诸国一起对抗匈奴。在出使西域的路途中，张骞发现了西域的一些国家部落，以及一条早已存在于民间的通往西域部分地区的贸易交流通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记载，张骞在大夏（西域某国）见到了据说“得蜀贾人市”的“蜀布、邛竹杖”，才获知巴蜀（今四川一带）早已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而产自巴蜀之地的名贵布料“蜀布”，实际上就是丝绸。“蜀—身毒道”的记录意味着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内陆地区与西域诸国之间不同路线的民间商贸通道可能就已经存在了。在今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比如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来自中国的有凤凰图案的刺绣。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根据文字记载以及对出土文物的考证，几乎可以推断，中国内陆地区与西域地区早有往来。

当然，官方口径正式开通丝绸之路，是张骞从西域回来向汉武帝禀报了自己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之后，汉武帝刘彻“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史记·大宛列传》），以此去探求更便捷的联系西域的道路。因此，“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中原与西域诸国、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通道正式开启，以国家为代表的官方贸易通道就此打开，并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延伸、拓展。张骞一行所经历的这段前所未有的旅程，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凿空之旅”。《史记·大宛列传》言：“……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凿空”即开通之义。司马迁以“凿空”一词，高度赞扬了张骞的出使壮举。这条贸易通道的开启，不仅促进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繁盛局面，同时也加速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使中国与中亚、印度构建起了紧密联系。

在曾经的世界版图上，亚欧大陆勤劳勇敢的人民，用双脚和船只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从广义上讲，丝绸之路不仅包括陆上丝绸之路，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使者张骞首次代表汉朝廷前往西域各地，当时以长安（现今的西安）为起点，经中国的甘肃、新疆，到达了中亚、西亚等地，第一次打通了当时中国与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在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使用功能的不同以及受沿线国家政治纠纷的影响，丝绸之路也出现了不同的路线。简单概括为四条：①西北丝绸之路，路线是长安—河西走廊—帕米尔高原—西亚—中欧；②西南丝绸之路，路线是四川—云南—印度；③草原丝绸之路，路线是华北—东北—蒙古高原—里海一带；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是广州—东南亚—印度—红海。所以广义上的丝绸之路绝不单单是指陆上丝绸之路，它涵盖了后来从中国境内出发向西、向北、向南的各种贸易通道。

丝绸之路开通伊始，东西方的官方交流更多是以政治联合为主要诉求的，其次才是经济贸易。在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物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东方盛产的丝绸、茶叶、玉石等物产，因为材质新奇、易存放、运送成本相对较低、利润空间足等原因，成为西汉对外贸易中最畅销的商品，丝绸在当时西域诸国尤其受到热烈欢迎。丝绸之路之所以得名，除了丝绸本身在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地位之外，还因为丝绸代表了中国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古代社会，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中国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丝绸远销中西亚、欧洲，一度成为当地人们追捧的时尚织品。同时，丝绸的外销也说明，西汉时期中国的养殖农耕文明在世界上已处于相当领先的位置。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古代货币经济没有普及的背景下，丝绸作为一种方便携带且稀缺的物资，起着国际货币的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丝织产品在世界纺织品贸易总额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丝绸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具有历史的传承意义。因此，若干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这些名字都只能反映这条贸易通道的某个局部，终究不能彰显“丝绸之路”的深刻内涵。

丝绸之路从西汉时期正式开通以后，一直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在中国社会不同发展时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联合西域多国灭掉了北方最凶悍的少数民族匈奴，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与稳定。唐朝时期，开放的国家政策吸引了不少异域人士来到中原腹地，不少国家都派遣了使者到唐都长安进行政治文化交流。佛教、东正教、摩尼教等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今天的广州、泉州等城市，在当时是著名的对外港口，大量从大食国（唐代以来称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来的船只经过波斯湾等海域在此登岸，进入中原地区。中原的造纸术、医术、道教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域诸国。现代考古成果显示，西域诸国的很多壁画、绘画中都蕴含有道教文化元素。到了北宋时期，由于国力羸弱，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陆上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与陆上丝路的衰落相对应的是，由于当时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方面的优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迎来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元朝时，雄厚的军事实力带来了内陆疆域版图的不断扩张，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有过对元大都的记载：“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从商旅居住之所的兴旺，可以窥见元朝时期都城的商贸繁荣之象。到了明朝，欧洲国家开始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中亚地区和东欧国家逐渐崛起，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出现，打破了以往陆上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处于核心统领者位置的局面，陆上丝绸之路受战争等因素影响开始走向没落。但同一时期，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出海航行之举，极大地鼓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丝绸之路的海上贸易渐渐达到鼎盛状态。随着14-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远航技术的进步，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交流网络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亚欧大陆网络，陆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及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对外贸易通道，此时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主动权已被“移交”到西方列强手上，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实际已经衰亡。

从对丝绸之路兴亡史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兴亡历程中也蕴藏着中国历史的走向。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开放的中国需要与更多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丝绸之路的共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条古老的商路正在焕发新生，带给沿线国家和人民更多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