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古代传统的学问拥有其自足自洽的体系，在本源上都是围绕天展开的，其核心关键在于理顺天人之间的关系。天称道，亦称理，亦称心。称谓不同，学者的思想体系建构也有差异。学者烟火接续，以最高序令为基础，设计出兼容允洽的思想体系，以更简捷合理的路径通往最高序令。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所有学问都是关乎天的学问，天命观就是其思想根脉。儒家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两句话在总体上尽述其思想主旨和方法路径。尽管古人承认天为绝对、唯一，但又认为天奉行以人为本的观点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认为将自己的事情做好便是守住本分。万物承续天命而彰显自性，人以己为器率己之性、尽己之性便是呈显天道。其外在的实际体现就是各归其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其实，道家也倡导天人合一，只是主张从天出发，无为而无不为，将人为外加之力去掉，顺服于天之道、自然之道。佛家以自我为本体，采用否定隔绝的方式呈现人的自本性，不言真理却能觉悟真理。思想体系就是方法论。因有理的存在，故而万事万物皆能贯通。天理是固有先在的，人尽性行事是天理的直接体现，这便是知行合一。古人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恰恰是因为它为个体通往真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并使个体呈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的学问万变不离其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就是客观的事实存在，这是一切学科的本源性基础。因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性情根底迥然，兴趣爱好有别，观察认知不尽然相同，由此个人研究的旨趣、方向、维度呈现诸般差异。在古代，图书以“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由此便可从整体上窥观古代学术体系大端，以小学（文字学）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历史、文学呈其大观，兼及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该体系一直延续，传至晚清，其突出优点是本末清楚、纲张目举，归于一统。因此，中国古代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学术思想观念，当下的诸学科门类知识都能从根本上循到源头，只是没有所言及的学科名称而已。美学、传播学等现代西方舶来学科也概作如是观。如：美的第一层次是客观美的存在，第二层次是人的审美觉知、品鉴；传播的第一层次是客观存在、发生的传播事实，第二层次是以人为主体的传播实践；……如此，不一而足。显然，无论美学、传播学，其第一个层次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出现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人既是美的客观事实呈现，也是传播的事实表现。唯一不同的是，在人诞生之后，人的主体能动性便鲜明体现在对客观本来事实的追摹靠近上。至善至美的是天，人以自性固有之美为基础成长，本质上是在传播美。个人因根性不同，在社会秩序中序分高下。古代皇帝的品级最高，直接供奉天，百官奉养皇帝，百姓供奉百官，上下尊卑，节节有序。

晚清以来，清王朝政权崩塌，皇帝承天的制度被推翻了，天人隔绝。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接纳西方的知识体系，通过现代化的知识和信息来教化大众，致力于对国富民强之路的探索。事实上，追溯西方学术的发展渊源，西方自多神教时代到一神教确立以后，理性主义观念传统影响至为深远。文艺复兴以来，强调重新发现人的力量，人以理性路径通向最高序令。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拓展着人的感性认知，在此基础上科学主义渐成潮流。理性主义要求把感性主义的范围对象涵括在内，科学主义则激发着以实验实证的方式持续拓延着人的认知。近代以来，西方的学科知识谱系便是主要在这几股力量的交织中形成的。西方学术在理性主义发展路径下，从中世纪以前的神本主义发展到近代的人本主义后，从本体论开始转向认识论，到现当代又转向了语言论的分析。西方学术发展历程已然表明，单纯依循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并不能解决学问的本体问题。即便是实证主义分析也只能得出相对的准确事实，最终又回到了语言学的基础性指向性研究上。汉字与西方的拼音语言符号也有本质性不同。汉字的起源是“天垂象”，西方的拼音语言符号起源目前却难能解释清楚。这实际上又回归到了本源问题进行思考。

所谓学科，便是分科之学，是人认识世界广化、深化、细化的体现。西方学问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之后，现象性的分科研究日渐门类界限清晰、丰富而细密，远超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走在了世界前列。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便深受西方影响，无论是美学、传播学皆趋步于西方学术研究的后尘。既然学术体系已然发展到了如此阶段，我们自然不能舍弃几百年来学科发展的优秀成果，而应在分科学术体系的现状下，从本源上对其进行接续推进。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当下的学术、学科知识体系已近齐备，在诸多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继续沿循西方的学术发展路径显然不能体现自己的固有特色。前边我们说过，中国古代学问以人为本，当下也是一以贯之。无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关乎人的研究。我们无法全知全能，多是依据自己的环境，基于自身的天赋状况、兴趣爱好做出有限力的探研。学科只是研究的方向有别，学科手段也是基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性，进而采用合适的解决问题方式。学术研究从本质根源上讲，都是在追求真善美。故而，接续中国固有传统，从各学科维度追溯本源，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恰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在。很显然，客观的事实本身是全部学科存在发展的基础，故而真善美是客观存在的。探索中国美学的独有发展特色、中国美学的发展路径便是美学研究的任务。

邱伟杰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美学研究工作，他基于实践与体悟心得，提出了“本来美”的学术观点，开创出美学研究的新范式。“你本来是美的，你的美还需要成长”，奠定了普及美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学科带头人，邱伟杰围绕“本来美”开展普及美学学科建设，成就突出。首先，他厘清了西方美学概念中“Aesthetics（情感认知）”与中国美学中“品质学”的内在意涵，认为中国美学是一门关于“品质学”的学问，中国美学是东方艺术哲学的分支。其次，邱伟杰积极探索普及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实践，将普及美学与经济学相结合，提出了“快乐经济学”的前瞻性观点。他认为以追求快乐为生活目标，以本来美为基础的兴趣、爱好带来的满足将激发新的需求，这也成为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模式参照。由此也激发出他对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交叉拓展的构想。

邱伟杰的学术成就鲜明体现在《美的人》《味的人》《普及美学原理》等著作中。他的理论著作《普及美学原理》系统阐发了普及美学的核心理论，并在总体上勾绘出了普及美学学科建设的规划蓝图，于当今美育事业颇具开创性意义。他认为，美普存于万物中，能贯通一切，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应坚持自性本美的成长发展。其实，将美作为本体，便为“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提供了本源性发展依据。传播学的发展亦不离人的自性本美基础。本书便是在普及美学学科整体架构下的探索与尝试。在此，我们也期待将来有更多关于普及美学研究的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