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重识市场：市场社会结构

时下，“市场”一词成为最常用的话语之一，但真要从学术上对市场进行麻雀解剖式的学理研究，着实有难度。

中国老百姓口头表达的“市场”更多地指向延续人类市场发生史中指称的“商品市场”，如农贸市场、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等，历史上也曾开辟专门的奴隶交换买卖的奴隶市场等。随着时代进步，人类交换产品的品类进一步扩大，甚或按照社会学研究，人们不仅可交换有形物品，也在交换情感、利益、权利等。同时，因“物品”本身的时代属性定义不同，交换方式与交换目的也存在不同，如从“物品”变为“商品”、借贷市场变为“资本市场”，等等。

按照斯密的看法，交换市场的扩大是其背后分工体系逐渐完善的结果，也是人类逐渐步入商品时代的开始。沿着这个思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了“市场交换”的机制问题，亦即商品交换的作用方式问题，于是“市场”主要被当作一种“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提上议程。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生产多少资源”可以用来进行交换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以及交换的方式，如强调资源交换的价格公平性、自愿性等。显然，在主流经济学视角下，市场的有形性、地方性、历史性、文化性、制度性及意识形态性被剥离了，即只被作为一种价格合成机制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由此必然导出市场价格能够自动地调节市场行为而无需政府干预的政策导向。

按照目前一般的经济学理解，市场可被划分为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有形市场即指商品市场，无形市场则是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买卖交换关系。陈林生博士从“市、场”的汉语本意出发，认为“场”表示固定的有形市场，而“市”不仅有固定场所之意，也能表示交换的过程性与实践性。如“股市”，不仅是“股票市场”的口语缩语，其背后也蕴含着股票市场的有形性+无形性特征。更妙的是，“市”“场”的原初含义就已包含交换行为须吻合“天道、人道”的古人智慧。进而，他从市场具有历史实践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近的本体论哲社思潮转向、复杂性科学研究、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和复杂经济学等研究共识中，重新厘定了市场本体、市场本质是“实践关系”这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问题。

另外，除主流经济学把市场主要理解为价格机制之外，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也对市场进行了深层次思考。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制度。市场既然是一种人类自创的制度，自然要更多地考虑“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拿来交换”“谁占有资源”“资源者占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更深层次的市场问题。由此，必然引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边界”等制度性大问题，即在人类资源配置这个问题上，政府与市场是主要的资源配置者，政府通过政策、法律法规配置资源，而市场则通过市场参与者自动寻找资源实现资源的配置，同时也引发出一个自发交换背后的资源垄断问题。

由此，到目前为止，对市场的理解主要关乎三个方面：市场是一个交易场所，市场是一种价格机制，市场是一种制度。当言说者说“市场”一词时，背后语义一般指向这三种理解中的某一种，或是交易场所，或是价格机制，或是市场制度。而把这三个方面统合起来形成一个“聚集体”来理解，并从学术性意义上给予分析，恰是陈林生博士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或者说，他意欲并正在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理解框架，以全面理解“市场是什么”的学术问题。

据我所知，陈林生博士从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市场问题，其硕士论文主要从博弈论视角解析市场合作须引进“道德”这个因子才有可能实现的学术问题，其博士论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借助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法国经济社会学学派的观点并结合社会学主要分析工具“社会结构”对市场场域作出中国本土化的理解与运用。在逐渐形成其特有的理解市场方式的基础上，陈林生博士在其博士后论文中更详尽地提出了“市场社会结构”这个与经济学“市场结构”相对应的学科术语，并逐渐形成自己理解市场的市场社会学学术理论框架。甚幸，陈林生博士在每个研究阶段都能获得纵向课题的支持，如相关研究曾获得教育部、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浙江省哲社规划办的立项支持，相关著作也曾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省政府颁发的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从学理上而言，陈林生博士把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分析社会的工具、认知框架和分析逻辑，是延续社会结构的本意。当然，学界为便于分析社会事实，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社会结构的实际关系，如城乡结构、人口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显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认知框架与分析逻辑，社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经过社会学长期以来的发展，更显复杂和具有包容性。于是，他延续涂尔干以来对社会结构主要被理解为“集体表征”和“集体关系”这两个方面——集体表征是制度性的结构存在（制度结构），集体关系则是社会关系性的存在（关系结构），并结合吉登斯、布迪厄和福柯等的努力。同时，陈林生博士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更具强解析力。基于此，陈林生博士把这种结构与行动相互内蕴、相互建构的关系称为“实践结构”，并以此对应于“制度结构”与“关系结构”。至此，“社会结构”就被陈林生博士刻画为三个维度/层级，即“实践结构”“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并强调，实践结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即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虚拟秩序存在于实践结构之中，实践结构是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介中心，也是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底层架构。也就是说，实践结构是自为存在的一个层级，但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必须通过实践结构这个基点与介点才能被我们所认知，亦即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是通过实践结构呈现出来的，虽然它们自身也是一种实在。

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市场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论、韦伯的“市场斗争”说、帕森斯等提出的市场内卷化结构观，以及格兰诺维特借助波兰尼“嵌入性”概念发展出的市场社会网络学。但具体运用并明确提出社会结构作为研究市场的分析工具则是瑞典的斯威德伯格，并称之为“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以及将布迪厄场域理论运用于市场分析并提出“市场场域”的一些欧洲学者。显然，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者因对社会结构存在不同理解导致了各种对市场理解的碎片化，或者说这些研究只是从社会结构内涵中的某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这与社会结构这个术语长期以来无法明确界定从而导致泛化使用相关。基于此，陈林生博士在框定社会结构的理解上，即在“社会结构=实践结构+关系结构+制度结构”这个认知框架中对市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解方式，那就是“市场社会结构=市场实践结构+市场关系结构+市场制度结构”(MSS)的市场理论分析框架。

“实践结构”“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这三个层级/维度之间应是怎样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被框定在社会结构分析框架中的三个层级/维度应如何被刻画？社会科学常用宏观、中观与微观来具体类别化被我们感知的外在世界。若按此划分，“实践关系”对应于微观层面，“关系结构”对应于中观层面，“制度结构”对应于宏观层面。但如何解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而言，主要可用还原论和涌现论（整体论）来解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机制与关系。还原论采信的是“下向因果关系”的分析方式；而涌现论则采信“上向因果关系”的分析方式。具体而言，近现代以来，这两种方法论分别取自牛顿力学的机械还原论与量子力学的系统涌现论。显然，主流经济学是按照牛顿力学的方法论来认知人类世界的经济现象的，主要表现为通过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中观层面的价格机制，以及微观层面的人的行为（是从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推导而出的），如此这般才有可能应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逐层下向因果关系分析。而涌现论则是根据复杂性科学研究表明微小粒子在互动场的相互影响下体现出非线性、非均衡性、不确定性的方式逐级构成上一层级，同时又承认上一层级具有其自身独特属性的规律，并且层级之间是一种“脱耦”与“耦合”的辩证统一关系。“脱耦”性表征的是各自层级具有稳定健壮性——鲁棒性；“耦合”性指的是层级之间具有“同根性耦合关系”“中介环节耦合关系”和“微扰涨落耦合关系”等相互作用机制，如此，研究方法论上则是采取“上向因果关系”的分析方式。在本书中，陈林生博士着墨颇多地进行了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市场研究具体运用，并结合“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实践结构←+→关系结构”的层展结构嵌套关系理论分析框架，最终构建了一个“社会结构复杂性市场系统”(CSMSS)演进分析方法模型，并由此重新定义市场：市场是在历时共时性制度建构演化与复杂性经济涌现中，行动者根据交换实践适应性禀性习得的内生实践能力所构建的有其内外部社会性型构关系特征的一种经济社会组织形式。

在经验研究方面，陈林生博士对周宁钢贸商创设的钢材交易市场进行了十多年的跟踪式田野社会调查并曾三年从事该行业。改革开放后，专业市场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经济学学者基于“坐商制度比行商制度优越”这一视角，更多地采用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展开研究。但陈林生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地方性专业市场，基本上是由存在血缘、亲缘、乡缘等关系的人员组成的“簇群式”商品市场，即应从“社会关系”这个基础性社会机制出发理解专业市场这一地方性“领导型企业联盟”市场组织运行方式。钢贸市场的发展演变受国家市场制度转型、钢铁行业性政策、国内外钢铁需求量变化、国内铁矿石进口来源与谈判模式、国内钢铁行业国企与民企结构性问题、钢厂定价模式、钢铁物流模式，以及钢铁行业金融财政政策、中小钢贸企业融资模式、钢铁物流专业市场模式与定位、民间融资法律规范性、地方政府钢贸市场规划性以及钢贸营商人员营商能力、营商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且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因此抓取钢贸市场作为案例研究，具有社会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典型性。案例表明，上述诸多影响因素可框定进陈林生博士提出的市场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关系与实践”三个层级，可见其构建的市场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综合性解析力。

从市场治理视角看，案例呈现出在行业由盛转衰背景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推动中钢贸市场逐渐转型升级需系统治理的问题。陈林生博士撷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性”要素，结合其提出的“市场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嫁接了“结构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源关系，由此用其构建的“社会结构复杂性市场系统”演进方法模型对该案例呈现出的但又不限于案例本身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市场社会结构系统治理体系。按照一般理解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其主要包含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其实暗含着“市场是可以被治理的”的意蕴，也就是承认市场并不是完全按照主流经济学所提倡的“自由市场”观运作的。而且市场治理必然会用到“系统性”“协同性”的思维与施策方法，由此他提出市场系统治理：一个包含市场实践主体、市场关系模式与市场制度，在市场良序运行目标下，各个层级之间相互运作与协同进行结构性协调的系统管理过程，以实现市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市场网络治理体系。具体而言，陈林生博士主要从市场制度结构、市场关系结构和市场实践结构三个层级提出了11条具体的市场系统治理机制与方案，对政府施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田野调查的深描性，因此陈林生博士对市场的研究更加注重从典型性案例中去发现地方性、本土性市场的实践特点。它与主流经济学如经济学实在批判论所批判的那样只对“经验域”的统计数据做推理性研究不一样，它尤其关注更深层次的市场制度、市场权力、市场地位以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机制等议题。正如陈林生博士在这本著作最后的研究反思中所指出的，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市场理论分析框架固然具有全面的解析力，但也易受到批评与挑战。尤其是将复杂性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涌现论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类的研究，这是个当前社会统计学没有办法解决不同世界层级之间量化关系的极具挑战的领域，显然也是陈林生博士目前研究和未来学术工作需继续努力的方向。

是为序。

王桂新

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202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