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良渚遗址”的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古的江南被视为“化外”之地，“吴越以前的事迹茫然无所知”。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卫聚贤、何天行等200多位学、政界名流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由蔡元培任名誉会长，以研究吴越古文化为宗旨，以江浙考古和吴越古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为己任，先后在江苏、上海、浙江发现大量印纹陶遗址与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会的考古活动是江南史前考古的开始，填补了江南考古的空白，推动了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其中，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实践直接激发了施昕更、何天行发掘和研究良渚遗址的考古热情。

1935年，当时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年轻人施昕更参与发掘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时，敏锐地发现出土器物中的有孔石斧，与家乡杭县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施昕更猜测古荡和良渚这两个地方存在关联性，之后到良渚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终于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报请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936—1937年，施昕更团队先后三次在杭县对良渚、安溪、瓶窑一带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1938年，施昕更几经周折出版了五万余字、收录百余张图片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考虑到当时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小地名为名，施昕更也仿效了这种做法。“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之洲也；良者，善也。”后因战争吃紧，他暂停考古工作，在抗日救国中因病早逝。1936年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后来被认定为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成为良渚遗址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开端。

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个展柜中，展示着施昕更名为《良渚》的考古报告。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认为，远古时期吴越地区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源流之一：“杭县为浙西平原地，亦钱塘江下游滨海冲积平原……河流罗织，人烟稠密，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在古代能孕育很早的文化，有它地理上的因素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该报告是历史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