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年6月15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2001年2月9日辞世，享年84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活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岗位上，是该大学的灵魂人物。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令人着迷。

1943年，西蒙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47年，他发表了题为《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的论文，研究方向是公共管理。1950年年末，这本书与他后来的著作《组织学》（Organization）一起，成为商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教材。3《管理行为》现在已经是第4版，堪称20世纪政治学、公共管理和管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本书之一。《组织学》同样保持着社会学和管理培训基础教材的地位。

然而，他做政治学家的时间并不长。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开始了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并以在该领域的成就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开始研究问题求解过程中的心理学；后来，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编写了自己的首批计算机程序，和同事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一起，走上了计算机领域最高荣誉——计算机学会图灵奖（Turing Award）的领奖台。

随着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教席，他的职业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变得顺风顺水。然而，他仍然找出时间，在科学哲学、设计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他的著作清单上的内容有800多条，按学科分类的话，涉及的领域（至少）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管理学；运筹学、系统理论、组织理论、决策理论、经济学（包括公司理论、博弈论、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学）；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多样”这个词甚至都不足以描述他的知识兴趣或者成就。

西蒙创建机构，同时提出思想。他协助建立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率先把行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管理教育。西蒙和同事们倡导的思想和技术很快进入几乎所有的商学院，助力打造了现代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系从一个二流院系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院系。他还是这所大学最负盛名的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他来到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之前，该校心理学系的知名度还走不出匹兹堡。然而，主要得益于西蒙，它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革命的先锋，最近几年，在这个学科的引用影响力方面，它已经排名第一。类似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一直排名全国前三。例如，研发出深蓝（Deep Blue）的团队中，就有好几位成员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这台计算机在1997年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珀罗夫（Gary Kasparov）。

另一方面，西蒙在科技政策领域也很活跃，而且极具影响力。他是某基金会负责行为科学项目的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的主要顾问，也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为行为科学游说的卓有成效的说客，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科技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作为社会学研究学会的会员，他在政策与规划委员会和理事会任职，包括为期三年的理事会主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他还是首位任职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行为科学专家。他利用职务之便，大力推进社会学领域的行为科学革命，并鼓励行为科学专家成为国家科技政策精英。

这些连篇累牍的成就表明，西蒙的影响力横跨诸多领域，遍及多个场所，从政治学到计算机科学，从部门会议到高级委员会。事实上，我最初开始研究西蒙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他职业生涯中唯一恒定的东西就是成功：如此众多的领域，如此众多的项目，如此众多的论文。关于他这个人，我们能提出的关键问题好像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血来潮的举动？这些问题又似乎太个人了，不可能有太大的意义。他就是一位具有拓荒者灵魂的有天赋的数学家而已。这样似乎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了。他的数学才能让他能够为不同领域做出贡献，因为这些领域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数学的严谨性，而他拓荒者的冲动，意味着一旦看到周边的领域有机会冒头，他就准备投入下一个新的疆场。足够简单吧。

不，这太简单了（幸亏如此）。西蒙确实是典型的次子，需要勇敢、标新立异，搞出些亮眼、闪光而且新鲜的东西来，但这不是他最深层次的激情。他的数学才能是杰出的，但他最大的贡献是概念，而不是公式。至于他职业生涯中的那些突然转向，工作中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个问题：“我涉猎广泛这件事情，常常得到别人的赞扬，我想他们是真诚的，（然而）这些赞扬很大程度上让我无法消受……表面上看似乎很分散，其实更接近于偏执。”4

这确实是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像是为了符合未来而重构过去。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但又远不止于此。尽管他的好奇心让他的工作五花八门，但要从复杂的表象之下找出一种模式，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种模式很难一眼看出，因为它不能映射到大众广泛认可的学科结构上。然而，当我们不再削足适履，不再试图把西蒙装入按照现在的学科边界限定的模子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西蒙对单组紧密相连的目标的追求是惊人地一以贯之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确实重新修订过这些目标，所以，他职业生涯的轨迹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但这条曲线是连续的，没有断点。

这条曲线是什么形状的？它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终点开始——不是西蒙命运的终点，因为那是无法预期的，而是他目标的终点，是恒定的。这个基础的目标，这个驱动西蒙所有工作的目标，简单但却远大，那就是把人类思想和行为这个复杂且混乱的世界带入到理性的经验科学的范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