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芝加哥学派与关于控制的科学

威廉姆·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自然的大都会》（Nature’s Metropolis）中惟妙惟肖地写道，19世纪末，芝加哥已经发展成为中西部的铁路枢纽，乃至通向东部的门户。1芝加哥成了“世界的屠宰场”“硬汉之城”（teemingtough among cities），广阔的西部边疆成了芝加哥的腹地。2 1933年9月踏上北岸火车前往芝加哥之时，西蒙与大量的原材料一起，来到这个新兴的大都市，为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而接受改造。

铁路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带进城市里，既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从内陆地区带入到这个城市里的一切。它促成了新的生活图景、更高水平的相互联系与依赖，以及新型的多元文化。单是听听数字就够让人震惊的了：1840年，在密歇根南部，中部铁路把芝加哥与纽约连接起来之前，这座位于密歇根湖西南岸的小镇有居民4,470位；1880年，居民数量超过了503,000人；1920年，居民数量超过了270万人。31833年，新组建的芝加哥城仅比泥泞中的小堡垒略强；1933年，300万芝加哥人在他们向世界推介的一座座摩天大楼里庆祝“一个发展的世纪”。4西蒙的故乡密尔沃基也不算小村庄，但是身处芝加哥，他就像卡尔·桑德堡①（Carl Sandburg）一样，发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立在矮小脆弱的城市中”。5

芝加哥从边疆小镇急剧成长为大都市，意味着城市生活的所有特征，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向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所有痛苦转型，都被凸显出来。6跟别的城市不同，芝加哥似乎没有历史或者传统的遮羞布来掩盖其本性。这个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没有被隐藏，或者说似乎没有被隐藏。实际上，对于1904年到访这座城市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来说，芝加哥就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各器官的工作状况清晰可见。7芝加哥是城市生活的素材，而芝加哥大学与这座城市一样，也是一个拥有无限野心的新生事物，对于这所学校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完美的实验室，很适合用来研究现代人和现代人建立的社会。

“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这座城市看作现代生活的极佳典范，并因而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极佳的关注焦点。然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威廉姆·I.托马斯（W. I. Thomas）、查尔斯·梅里亚姆，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其他社会科学家，都很把城市比作实验室的隐喻当回事。结果就是，他们比同时代的所有其他学派都更想把最具有现代文明特点的知识产品——科学，应用到最有特点的社会形态——城市里。8

把科学应用到城市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巨肩之城”（City of Big Shoulders）也是问题巨大的城市。芝加哥自吹自擂的座右铭是“我会”（I will），而且一个世纪以来它也确实做到了。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贪腐，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这座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少了很多可供夸耀的东西。比如，西蒙1933年来到芝加哥的时候，新任市长爱德华·凯利（Edward Kelly）刚接过安东·塞马克（Anton Cermak）的宝座，而前市长被一颗射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子弹夺去了性命。9凯利接手的是一座濒临破产的城市，一个因萨缪尔·因萨尔（Samuel Insull）毫不掩饰的行贿丑闻而声名狼藉的政府，以及大量渴望工作的民众。这些显然对凯利不利；尽管他不像“大比尔”（Big Bill）汤普森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但是“凯利老板”很快就证明自己在掌控政治机器方面更加炉火纯青，颇具芝加哥风范。凯利老板的崛起，加上伴随大萧条而来的社会解体，对西蒙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以及老师来说，这座城市不仅鲜活得令人兴奋，而且“暴力第一、垃圾最深；喧闹、无法无天，一点都不可爱”。10

西蒙和他政治学专业的同学很快就发现，芝加哥政治属于最初级的形式。这让学者激动，而让改革者沮丧。城市光明的前景与肮脏的现实相碰撞，在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那10年间，西蒙的很多老师放弃了这座令人作呕的城市，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对联邦政府的理性改革上。于是，此类研究者兼改革者将目光从地方转向国家，寻求一种更艰难、更纯粹、更坚定的社会科学。然而，这场标榜科学至上主义的运动，不是要否定社会科学与改革相联系的传统。它不是从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中退出，而是重新确定努力的方向，对它进行改革。这种把研究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新的道路，将把社会科学——也包括西蒙——带领到一个预想不到的地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