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富民强兵
郭元振只能拧着头出列道：“圣上，公输不能加于绳墨，圣人不能加于礼。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
木匠切割木材不能超越墨线的规则，圣人行事不能超越礼制和法度。礼制法度，众人遵循它，却有人不明白它，圣人遵循礼法，而且能理解礼法，礼法是治理国家的规则。
李祎出列到：“圣上，大唐立国以来，编撰有《武德律》，后有《贞观律》《永徽律》，合成《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条。”
“管子曾言：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意思是，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政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执行，是因为政令没有其合法性；合法性的政令不能贯彻执行，是因为起草政令不够慎重周密；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李祎说完道：“贩卖箭矢铁器给吐蕃，必是通奸买国，按律当斩，罪不容赦，家人不检举，视同罪，充入宫中为杂役，圣上应按律而行。”
李隆基听到此处，大声道：“大唐因何而起，为何而立国，不就是天下动乱，民不聊生，太祖起兵太原，不到四年就平定中原，靠的是武勋悍不畏死，文臣鼎力相助，还有百万士兵和千万乡民的支持；太宗皇帝能平西域，征高丽、南伐交趾，北控突厥，成为“天可汗”，最大功劳是那百万的将士，是那些百万将士不计生死，热血奋战，才成就各位将军一世英名。”
“大唐强，强在精兵，但不忘记天下之乱悲惨景象两汉相争“时三辅大乱，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人口不足百万户。三国之乱：屠城无数，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再之后“八王之乱”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关东大饥，又见人相食。神蒨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遂为定灭”。“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辖2000万人口，到时人口仅900万。”
“大唐现在西有吐蕃虎视眈眈，不断掠夺边镇土地人口；西北有突厥回鹘不断侵吞大唐安北；东北有契丹、高丽不断反叛，西南有南诏国每年不断扰边；东南海盗劫掠大唐商船。”
“此等时候，竞对外番买卖箭矢兵器，是想让大唐千万百姓再次陷入血流千里、尸骨如山、家庭破碎，为奴为婢吗？”
李隆基说着看着下面道：“各位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为臣者为君分忧，各位可有良策？”
众臣一时愣神，大唐立国武德充沛，只是武周后期，“二张”乱政，后有韦后和安乐公主祸乱朝堂，又有太平公主强势矫政，才造成今日情景。可你能给皇上说，是皇帝自家人乱，才形成今天的结果。
可朝堂就有一人有这个胆子，谁啊！宋璟。
头铁的宋璟出列道：“圣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意思是：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百姓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李隆基看着宋璟，“自黄帝历法已有二千余年，轩辕黄帝观天地星辰和四季变化，撰写历法，百姓依历法而耕种，自此富农是治国首要之一，很好，宋卿继续。”
“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意思为：历代的君主，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百姓便无法游荡求食，百姓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百姓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百姓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李隆基听到“，治国要想富国强兵，朕愿以身作则，为百官表率，倡节俭，禁奢侈。”
宋璟继续道：“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意思是：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国君对逃跑的人处刑也不能制止流民散失，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李隆基道：“《唐律》对高利有明律，可遵守甚少，三倍利者多，既要富民就不能让百姓负担如此沉重四债。”
宋璟继续道：“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意思是：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百姓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李隆基听到这里，不悦道：“宋明公，你这的富民就是乡民只能务农吗？此话朕认为不妥，治国需要天下百业兴盛，百业兴盛才能万民富裕。大唐府兵多为良家子，按律府兵户家有百亩良田，兄弟三人抽一人为府兵。”
“宋明公，如今大唐在册有70万府兵，府兵人均有百亩良田乎？”
宋璟此时没法回答，李隆基正色道：“空谈误国，要想富民，就必须国家安定，朕可以遵从律法，依法判处这些人死罪，不涉及子孙三代，刻碑立传，但如无强军保国，何谈治国富农。”
李祎道：“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意思是：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百姓除害兴利，所以天下百姓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百姓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百姓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百姓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百姓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
李隆基道：“那就先正律法，富民强兵，先杀奸逆。”
“郭相，廷议暂缓，午时快到，众卿要前往观斩，敢通番叛国者，朕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