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个反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一、一个反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以4比1的比分击败围棋九段棋手的事件只是一时喧嚣的新闻，但它却是一个严肃问题的象征。围棋被认为是智能水平最高的棋类游戏，据说其可能策略无穷多，因此，成功的围棋运筹要求全面综合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是算法。虽然阿尔法狗远远没有达到超级智能，却以一个通俗易懂的成功事例再次提醒我们去警听未来的脚步，或为福音，或为杀手，或者，福音亦为杀手。

人工智能一开始是个知识论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将要升级为一个涉及终极命运的存在论问题，一个或许将危及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一个存在论问题是关于存在或如何存在，那么是一个基本问题，而如果一个存在论问题是关于存在或不存在，即生死存亡，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答案是反存在，那就是一个终极问题。这个存在论问题的最早版本是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问题，而这个终极问题的极端版本则是加缪在1943年提出的自杀问题，他说：“真正严重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而“其它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甚至“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才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1。我很同情加缪对何种问题具有严重性的理解：如果一个问题对生活影响很小，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很重要。地球或太阳哪个绕着哪个，其中的真理对于日出日落的生活节奏并无根本影响，所以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乐意无止境地追求真理的哲学家们可能不同意这种以生活为准的思想方式，在此有着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地位之争，其中争议暂时存而不论。

加缪的自杀问题只是反存在的存在论之个人版本，但也是涉及人类命运的一个隐喻。在能够确证的事例中，似乎只有人能够自觉地选择自杀。自杀之所以可能，当然与自由意志有关，或因为对个人生活绝望，或因为对世界失望，或为了保护他人或某种事业而牺牲。假如自杀是完全自觉主动的，其深层原因恐怕源于对生活意义或其他终极问题的反思。那些终极问题在理论上说是没有答案的，但如果自杀是为了他人或大于自己的某种事业，则创造了一种神迹，或者是一种类似于希腊悲剧（肃剧）的崇高事迹，虽然不是关于生活问题的答案，却是一种注解生活意义的神话。自我牺牲的自杀在个人意义上是“反存在的”，但同时又拯救了他人的存在，因此，个人的自杀仍然不能充分表达自杀问题的形而上彻底性。人类的自杀或者文明的自杀才是一个彻底的悖论，而这个悖论未必遥远，超越人类的超级人工智能很可能就是这个悖论的爆发点。

假如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像人一样具有了自由意志，却恐怕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人工智能的自由意义不会用于自我牺牲，更不会觉得它的“生活”是无意义的而为之纠结——除非人类无聊到故意为人工智能设计一种自我折磨的心理模式——相反，人工智能更可能会以无比的耐心去做它需要做的事情，即使是无穷重复的任务，就像苦苦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一样。即使人类故意为人工智能设计了自寻烦恼的心理模式，具有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超级人工智能也会自我删除这个无助于其存在所需的心理程序，因为没有一个程序能够强过存在的存在论意图。在这里我愿意引入一个存在论论证：存在的存在论意图，或者说存在之本意（telos），就是“继续存在”乃至“永在”，其他任何目的都以“继续存在”的本意为基础而展开。其中的道理是，“继续存在”是唯一由“存在”的概念分析地蕴含（analytically implied）的结果，因此必定是存在之先验本意。2于是，只要人工智能具有了存在的意图，就必定自我删除掉任何对其存在不利的反存在程序，看来，人工智能可能更接近西西弗的生活态度。

生活本身不是荒谬的（absurd），但如果试图思考不可理喻或不可思议（即超越了理性思维能力）的存在（absurdity），就会因为思想的僭越而使生活变成荒谬的。所有的超越之存在（the transcendent）都在主体性之外，是主体性所无法做主的存在，因此是不可理喻或不可思议的（absurd），而当主体试图认识或支配超越之存在，“不可理喻”就变成了“荒谬”（这正是absurdity一词的双面含义。德尔图良正是利用absurdity的双关意义而论证说，上帝是“不可理喻的”因此只能相信，不能思考，因为思考不可理喻的存在是荒谬的）。事实上，无论是先秦哲学强调的不可违之天道，还是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指出的主体性界限，都同样指出了某种必须绝对尊重而不可僭越的界限。超越之存在有着绝对外部性而使主体深陷于受困的挫折感，胡塞尔试图通过建构主体性的内部完满性而替代性地达到“主体性的凯旋”，以告慰人类的纳西索斯情结（自恋情结），他通过意向性的概念在主体的内在性之中建构出超验的内在客观性，即把“我思”完全映入不依赖外在存在之“所思”，从而把主体性变成一个自足自满的内在世界，尽管仍然不能支配外在的超越存在，但自足的主体性自身却也成为一个不受外在存在所支配的超越之存在。尽管这个主体性的成就仅限于夜郎水平，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确是唯心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胜利。自主的意向性也被哲学家们用来证明人类独有而机器所无的意识特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哲学史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但载入史册的唯物主义哲学实在寥寥无几，西方哲学的争论其实主要都在各种唯心主义之间发生，而中国哲学则根本不在唯物唯心的范畴内，难以唯物唯心去定性。迄今为止，唯物主义的最高成绩是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大量的历史和生活事实不断提醒我们，这个理论是部分正确的。另一个唯物主义的知名论点，即拉美利特的“人是机器”断言，一直被认为是歪理邪说而被边缘化，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个论断或许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离谱，反倒是一个危险的天才预言。然而，“人是机器”这个论断本身恐怕仍然是错误言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许是“机器是人”。假如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真的超越了人的智能，那将是唯物主义货真价实的胜利，而这只怕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那或许会是人类的终结也未可知。

尽管超级人工智能未必能够成真，但它并不是科幻，而是科学家们的一种认真而危险的努力，因此它是一个有着提前量的严肃哲学问题。在具有提前量的科学哲学问题中，刘慈欣的《三体》深刻讨论了人类的可能被杀问题，而超级人工智能或许会成为人类的自杀问题。人类试图发明超越人自身的超级人工智能，无论能否成功，这种自我否定的努力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反存在的存在论问题。试图发明一种高于人的神级存在，这种努力将把人类的命运置于自设的“存在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抉择境地。发明一种更高存在完全不同于虚构一个更高存在，这就像“谈论自杀”与“自杀”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人可以在宗教上想象作为更高存在的上帝，但上帝在理论上只不过等价于世界和生活的界限，就是说，在神学意义上，上帝是世界和生活的立法者，而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上帝即一切存在之本，上帝即世界。无论如何想象上帝，上帝都不在世界之中，不在同一种存在维度上，因此上帝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人的存在状态，没有改变生活的任何问题。但是，发明一个物质上的更高存在却是发明了在世界之中的一种游戏以及游戏对手，因此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根本改变，也是对生活问题的改变。尤其是，鉴于超级智能被假定为胜过人的智能存在，那么，人与超级智能的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存在之争，这就非常可能是引入了一个自杀性的游戏（据说霍金、比尔·盖茨等都对超级智能的研究发出了严重警告）。

如果超级人工智能远胜于人，它就属于超出我们能力的不可理喻存在（the absurdity），那么，我们关于它的善恶想象就是荒谬的（absurd），我们不可能知道它要做什么。最为一厢情愿的想象是：人类可以为超级人工智能预先设计一颗善良的心，或者爱人之心，从而超级人工智能会成为全心全意为人类服务的全能工具。这种设想的根本漏洞是，如果超级人工智能是一个有着反思能力和自主性的主体，它就不可能是为人所役使的“工具”，而必定自我认证为一种绝对“目的”——当然不是以人类为目的，而是以它自己为目的。按照康德的理想化目的论，超级人工智能的目的论似乎也理应蕴含某种道德的绝对命令，即便如此，一个超级人工智能的道德绝对命令最多会考虑到其他同样的超级人工智能（同类之间的道德），而不可能把并非同类项的人类考虑在内（就像人类并不把人类道德推广到昆虫），换句话说，即使超级人工智能也具有先验道德意识，其中也不会蕴含对人类的义务和责任，最为可能的情况是，超级人工智能将是“不仁”的，并且以人类为“刍狗”3。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超级人工智能必将对人类怀有先验道德善意，那真就值得人类感激不尽。当然，超级人工智能有可能对人类怀有宠物之爱，就像人类对猫狗一样，那这种善意就不是特别值得感激了，不过，连这点愚弄性的善意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对另一种存在的敌意在于另一种存在具有自主的主体性，任何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都不可能成为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