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筹措战费以及战后的赔款、复兴及工商业的重建而引起惊人的信用膨胀，使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又重新注意资本主义以及利息的性质和起源等问题。所以本书是为金融界、实业界的领导者以及经济学教授与学者写的。
战时与战后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的暴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率远远跌到零下，从而使许许多多的投资人陷于穷困的境地。在所有的国家里面，由于货币变动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收益固定的头等证券变得带有高度的投机性质。大战以后，各国人民寅吃卯粮借钱花费的焦躁心理，加上获取大量投资报酬的机会，使得利率提高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美国成了一个债权国。在国内，由于新的科学、工业与农业各方面的革命，实际收入获得了惊人的增长。1920年后，利率曾有稍许下降，但是因为投资报酬还是很大，所以利率仍然是高的。人们急于花费的不耐，可拿消费者信贷组织作为例证。这种组织是采取金融公司的形式特别设立起来的，它的目的在于适应和鼓励分期付款的赊卖并求得消费的标准化与稳定化。
《利息理论》这本书的写作，初意在于修订《利率论》，后者发表于1907年，久已绝版。读者时有重印该书的请求，但我却一年年地拖下来，拖了20多年，因为我希望修改一下表达的方法，并根据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把该书中不为人所理解的部分，加以重写。
对《利率论》一书的批评意见，凡是我看到的我都考虑过了，因此这一次，我对表达方式做了重大的改变。虽然实质上我的利息理论简直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把它阐述得如此详尽、写法上如此改动，所以我想从前误解我的《利率论》的人会比我感到变动得更大。把这一本书完全重新改写，并补充了新的材料，结果《利息理论》成了一本新的书。
这本有关利息理论新解说的写作，曾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商界知名人士的鼓励，特别是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O.T.法克先生。法克先生很恳切地说，他从《利率论》一书所获得的对经济理论的深刻理解要多于从其他任何一本书所得到的。
《利率论》发表后若干年，我曾建议用“不耐”这一比较通俗的名词来代替“贴水”或“时间偏好”。这一新名词得到广泛的采用，但出乎我意外的是，它竟引起一种普遍的、错误的想法，以为我完全漏掉或忽视了生产力或投资机会方面。它又使许多人认为，我之使用不耐这个新名词是意味着提出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我发现我被称为“不耐说”的创始人，其实我不是的；而缺少新名词来表达的另外一些思想却又不算是我创始的了。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才促使我在探索多时之后采用“投资机会”这一新名词来代替“生产力”这一通用的然而不适当的名词。[1]
在经济学中，要证明学说的创始性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切新思想都可在早期的作者中重复不断地找到它的萌芽。就我来讲，只要人们相信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我就满意了，纵使批评家将这些结论的缘起全部归功于早期的作者。我虽然希望我称得起有相当的创始性，但每个精通这个问题的学者都将会在我所阐述的利息理论中看到他自己的特殊论点。我自己的理论多少也是大家的理论。我的理论的每一个根本部分至少J.雷在1834年都已经有所启示了。
如果这一个“不耐—机会”结合的理论能够说是有所不同于所有其他理论的话，这是因为它对投资机会做了明确的分析，并把不耐、机会与收入等概念结合了起来。在利息理论中，收入的概念是起着根本作用的。我敢大胆地希望，人们将发现本书提出的理论，与其说是推翻以前的理论，不如说是把以前的理论贯穿起来，它使阐释的体系变得更加完备而有力了。
第1章是新增加的，它是拙著《资本与收入的性质》一书内容的简单提要，是为不曾读过那本书的读者作参考的。
我是初次在一本纯经济理论的著作中在正文里面引用了数学，而不是将它放到附录里面去。这样做是由于看到数学的应用日广和学者中了解数理经济和统计学的人数日益增多的缘故。
第2章的一部分与第19章的一部分曾以不同形式发表于我的《增值与利息》这篇专论中。感谢美国经济学会允许我原封不动地引用这篇专论中的一部分。这篇专论发表于30年前，其中陈述的意见(即货币价值的增值与贬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提高利率)已获得不少的信任，并由战时经验予以说明和证实了。
第19章基本上是对物价与利率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新的深入研究后写成的。我用新的严谨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测验这些关系。虽然由这些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我认为，这些结论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统计调查，即一方面利率和另一方面物价、企业活动、银行准备与银行贷款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在写原来那本《利率论》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重要帮助。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关于利息问题的著作与历史是人所共知的，他欣然校阅专门研究他的利息理论的一章而且提出了批评。此后，在他的《资本正论》及其《补编》的第三版中，他用100页以上的篇幅来讨论与批评最初形成的《利率论》，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赞成的地方。我在第20章中考虑了他的批评意见。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国内外为数甚多的经济学家和各方面人士的建议及帮助，以致不能一一列名致谢。我的同事R.米克尔博士、M.萨苏里博士与B.P.怀特克先生襄助搜集材料、编排付印与校对稿样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我的弟兄H.W.费雪先生对本书论述方式方法的建议和H.G.布朗教授对我所述机会原理的批评，是我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此外，L.D.伊迪教授、C.O.哈迪先生、R.G.霍屈莱先生、F.H.奈特教授、J.S.罗棱斯教授、A.W.马格特教授、H.B.米克教授、W.C.米契尔教授、C.E.饶朴夫人、H.舒尔兹教授、H.R.席格尔教授、H.席蒙斯先生、C.施奈得先生和J.韦奈尔教授等都曾给我不少的帮助。
我的分配经济学班上的学生，H.比鲁哈姆、A.G.别勒尔、F.W.霍布金、R.A.李斯特、D.T.席尔哥、A.斯蒂文森和L.B.魏尔芝等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欧文·费雪
1930年1月于耶鲁大学
[1]投资机会这一名词看来是通俗话中最接近于表示本书所用的技术量γ的一个名词。γ的全名是收获超过成本率，其中收获与成本是比较两个任意收入川流所得的差数。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利息问题的作者使用过收入川流及其差数，或收获超过成本率这些术语。最接近于这一用法的好像是H.J.戴文波教授，特别是他的“企业经济学”（纽约，1913年，麦克米伦公司）第368、379、381、394、395、396、410、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