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汉南越国是广州以至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西汉南越国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在中国考古特别是秦汉考古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8月，“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0月，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麦英豪先生和王文建女士合著的《西汉南越国寻踪》于2011年出版，成为学术界和考古爱好者研究西汉南越国历史、了解南越国考古故事的重要文献。如今10多年过去，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之际，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对本书进行改版，以《西汉南越国》为书名重新推出，可谓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西汉南越国寻踪》初版引用的考古材料大致在2006年前后。过去10多年来，西汉南越国考古发现和研究又不断取得新成果。值此本书再版之际，对有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新成果进行梳理，很有必要。
广州是南越国都番禺城所在，近年来有关考古发现比较丰富。2006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南越国宫城北墙基址，东西向，方向268度，东西长17.6米，南北残宽3.8—4.8米。主要保存有墙体北基槽、南基槽、南侧护墙坡和散水等，从而确认了南越国宫城的北界。属于南越国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关于南越国都番禺城的范围，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城墙遗址发现。但是根据考古发现的东汉及以后各历史时期城墙，以及南越国宫署遗址周边区域，大致可以明确番禺城的范围：东至旧仓巷，北到越华路，西界在华宁里—流水井以东，西南角在龙藏街中段，向东经北京路再向东北至长塘街和中山四路交界处西南角。番禺城的平面为不规则四边形，总面积不到30万平方米。在番禺城近郊，今中山二路一带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水井、灰坑，农林下路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瓦片坑，珠江南岸的海珠区西北部也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灰沟。特别是中山二路、农林下路一带发现了比较密集的南越国时期的水井、灰坑和瓦片堆积，为探索南越国时期的砖瓦烧造业提供了重要线索。
广州新发现南越国时期的墓葬约280座，集中在南越国番禺城的东郊、东北郊、北郊和西北郊。总体上看，高等级墓葬在番禺城东郊和东北郊的数量相对多一些，带柱洞二层台、底铺石子、带腰坑或带腰坑底铺石子等越人特色墓集中分布在番禺城的西北郊，但是两者并没有截然分区。墓内随葬器物既有以汉式器物为主的，也有以越式器物为主的，还有汉越两类器物并存的，是南越国“和辑百越”政策的实证。
在番禺城以东的增城浮扶岭、黄埔陂头岭等地，也发现了一批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的墓葬。浮扶岭M51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底铺石子墓，其形制和随葬器物都带有岭南地区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早期的典型特征。陂头岭遗址也发现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高等级越人墓地。这些发现都为西汉南越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广东境内其他地方的西汉南越国考古发现，以五华狮雄山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2010—2013年的第五次发掘，发现了环壕、壕沟、建筑基址和灰坑、陶窑、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瓦、陶器，还有封泥文字“定揭之印”“定揭丞印”“蕃”等，其年代在秦至南越国时期。对于遗址性质，虽然仍存在城址和“长乐宫”的不同认识，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近年来，在徐闻、乐昌、英德、揭西、揭东、博罗等地，也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遗址或墓葬。
广西境内发现的汉代城址数量比较丰富。东北部桂林地区发现一批秦汉城址。2018年在武宣发现中留秦汉故城，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高台是衙署区，发掘者推断该城址就是秦汉桂林（郁林）郡所属中留（溜）县故城。此外，在贵港、合浦发现南越国时期建筑遗存。这些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南越国时期的考古材料。
随着西汉南越国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全面公布了南越国宫苑的材料，《五华狮雄山》详细公布了狮雄山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成果，并对遗址进行分析讨论。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主办“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收录了多位学者关于西汉南越国的研究成果。黄展岳先生《南越国考古学研究》是第一部西汉南越国考古研究专著。郑君雷、富霞出版《合浦南越国遗存研究及相关问题研究专著》，对广西合浦的西汉南越国遗存做了较全面的梳理。除此以外，多位学者分别就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南越国都番禺城范围、罗泊湾汉墓墓主身份、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海外文化因素，以及南越国陶器、青铜器、玉器、木简等文物进行专题研究，发表学术成果。
可以说，过去10多年，西汉南越国考古又迎来一个新高潮。
岭南地区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历来较少受到史家关注。有关南越国的历史，正史记载很少。麦英豪先生曾经统计，《史记·南越列传》2408字，《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关南越国的记载3002字，两传合计不足5500字，这对于历五世、立国93年的南越国来说，实在是太过简略。所幸，考古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南越国的大门。随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以及岭南地区各地南越国城址、生活遗迹和臣民墓葬的不断发现，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汉南越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及对外交往诸领域的历史图景必将日益清晰、更加生动。
西汉南越国考古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公认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秦汉时期。南越国所在岭南地区南邻大海、北通中原，具有发展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乳香、原支非洲象牙，是直接来自海外的舶来品；金花泡、“蜻蜓眼”玻璃珠，以及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青釉瓦、石构建筑构件等，是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些遗存，反映了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等地已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西汉南越国考古是中国秦汉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重要时期。岭南地区地处中国南疆，先秦时期，百越民族在此聚居，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百越文化，同时又与黄河、长江流域等地进行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秦统一岭南，特别是南越国建立后，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南越、骆越、西瓯等越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交流，最后融入华夏文明体系。随着考古材料日益丰富，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岭南地区“中国化”的历史图景将变得更加清晰、生动。
麦英豪先生是西汉南越国考古的主要开拓者和亲历者，主持发掘了南越王墓，指导了南越国宫署、南越国木构水闸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并促成了这三处南越国重要遗址原址保护展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南越王宫博物馆（现已合并为南越王博物院）的建设也凝聚了麦英豪先生的心血，体现了一位考古学家对于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厚情怀和远见卓识。今天，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重要考古遗产，已经成为现代化广州的重要历史文化地标。
2016年11月28日，麦英豪先生辞世，驾鹤远行。今天，先生开创的西汉南越国考古和广州考古事业，后继有人，并且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先生泉下有知，必感欣慰。《西汉南越国》再版，也是对先生很好的纪念。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易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