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雪雨时节···

今晨一早，就看见立山上已有落雪。

一股透骨的寒气在我的全身游走。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汤灌和纳棺的工作。

答应接下这个活儿后，我犹豫了两三日，但既然应承了人家，也不好反悔。我咬咬牙决定硬着头皮干吧。

所谓“汤灌”，是指清洗尸体。可不是真的伺候死者沐浴，而是用酒精把尸体擦拭一遍，再穿上叫“佛衣”的白色寿衣，为之梳头整理遗容，把两手摆放在胸前，并在手上戴上数珠，等等。“纳棺”则是指将“汤灌”之后的尸体装殓。

我第一单生意的对象，是一个七旬老人的尸体。我时运不济，老人是个大块头。他生前是个木匠，喝了酒后，从酒馆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摔倒了，头撞在路边排水沟的沿儿上，因而死亡。

我入这行以来，一直只看别人干这些汤灌、纳棺的活儿，虽说见识了不少，但亲手来做却难得要领，全身较劲，满身大汗。尸体的胳膊大都僵硬，很难顺利地穿上寿衣。系腰带时，我如果不像拥抱一般紧紧搂着尸体，根本无法完成。

我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死者的二三十个亲戚朋友都屏气敛声地观看。

我一开始对死还抱有些许恐惧和厌恶，渐渐地，这些情感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焦急和极度紧张，最后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捣鼓一番地干完。

尽管如此，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虽然守夜的诵经已经开始，但丧主还是亲自送我到大门口，跪坐下来双手触地，朝我深深施礼，诚恳道谢，这情景让我觉得有些奇妙。

回到家，我打开热水器，放水洗澡，妻子对我的举动满脸惊讶。

在这一带，直到今天，为死者清洗身体、装殓盖棺的，一般是死者的叔伯兄弟或外甥侄儿等男性亲属。

他们一般有两三人，在村镇的老人或殡仪馆的人的指导下，极不情愿地做着这些。

他们在装殓之前，要进行特别的穿戴打扮，比如把用旧了的围裙翻个面穿上，用粗麻绳束在袖子或腰上，等等。等到一阵忙乱后终于要干活儿了，却又用大碗猛喝酒，胡乱地大声起哄，根本就不想开工。当然，这也跟“内行”指导者太多、不停地下达指令有关。

我想，所谓“汤灌”，就是为了让长期卧病后死去的人，以干净的身体上路才兴起的一种用热水为死者擦洗身体的习俗。现在很多人死在医院，所以改用酒精为死者擦拭身体。而在这个地区，如果有人在家里死去，就还沿用过去的习俗，用在凉水里掺上热水的“阴阳水”为死者擦拭身体。

一来是乱发指令的人多，二来是并非心甘情愿干这活儿，那些喝酒壮胆压抑恶心的外行，总是手忙脚乱。他们为换衣服而把尸体剥个精光，或者把尸体扶起躺下来回折腾，使得血水从死尸的口鼻流出，其状不忍多看。众多不得不面对这些的亲属，既为死者哀叹，又嫌恶死尸、恐惧死亡……各种感情掺杂交错，反而越发亢奋。

今天倒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地方使用“坐棺”给死者装殓下葬。

这里是富山市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说是四五年都没死过人了。虽然市里已经建成了供全市使用的新火葬场，但是这个村子的人坚持沿用专为焚烧坐棺而建的设备，为死者举行火葬。

我顺利地为尸体清洗并穿上寿衣，但是纳入坐棺时，却必须折叠尸体。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当我手足无措时，一位像是村中长老的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第一次遇到把尸体纳入坐棺的情形，并主动帮我。

他拿来了带子、绳索和白布，说是要用这些把尸体的腿折过来，再和上身捆绑在一起。硬邦邦的尸体很难弯折，可是不把尸体嘎嘣嘎嘣地折叠起来，根本就放不进坐棺。

好不容易折弯绑好了，却见这位长老拿起剩余的白布，把老太太的遗体一圈圈地缠了个结结实实。

据说这样缠绕捆绑是为了把死者的灵魂封锁在身体内。

我想起刚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横躺的遗体胸前放了一把守护剑，据说是为了防止恶灵侵入死者的身体。

这些仪式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总之，在殡葬仪式上总是会遇到很多不明就里的事情。

那次坐棺装殓之后，好一阵子没有接到活儿，但最近活儿突然多了起来。

公司接活儿的人开始时对预约的人说：“装殓的事情就请交给我们公司吧，我们有在这方面特别出色的人。”

但是今天却忙不过来了，因为有三个地方同时预约。等我赶到第三家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

走进夜色笼罩下的村子，我一眼就认出了遭遇不幸的人家。夜幕下亮着刺眼灯光的那户，就是我要找的苦主。

那家门前的农用车道上站着五六个人，我刚一走近，他们就冲我嚷嚷。原来守夜仪式被迫推迟了两个小时，诵经的僧侣为此苦等了三个小时，他们积压在心头的怒气可想而知。公司派来布置灵堂的同事被押作人质。

我赶紧在榻榻米上屈膝跪坐，叩头谢罪，然后马上进行纳棺。等一切安排妥当，诵经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后来从那位“人质”同事那里了解到，那些前来诵经的僧侣等得不耐烦起来，提议说，干吗不让亲属自行动手纳棺。在场的家属亲友面面相觑，惶恐后退，并反复解释，已经请了“入殓师”，很快就会到场，以此搪塞。

我就是这么开始被称作“入殓师”的。

回到家，我翻查字典，并没找到“入殓师”一词。

自从立山落雪以来，北陆地区迎来了冬季。艳阳高照的晴天和淅淅落雨的日子交替反复，每两三天一个周期，今天就是个雨天。

也许是因为下雨，天黑得格外早。

落下的雨也是一场比一场冷。

就在这么一个夜幕低垂、飘着冰冷雨滴的傍晚，一个十多年没见面的远房叔父突然登门造访。一开大门看到叔父那张脸，我就知道来者不善，马上把他带到附近的饮茶店去谈。

果然不出所料，他质问我：“为什么偏偏干这一行？！”

我干这一行还不到十天，就连妻子和朋友都不知情，怎么一个远房的叔父却知道了呢？想必是哪一次在丧主家工作时，碰巧我家的亲戚也去吊唁了，因而认出我并张扬开去。

叔父一开始只说有好工作介绍给我，但是没说几句，话头就转了，说什么我们家族可是几代以来都很体面，责问我这直系本家的长子，竟干起入殓师的工作，成何体统？！还说我们家族出过很多教师、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也很多，说我是家族的耻辱，等等。

最后放出话来，如果我不辞去现在的工作，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只好答应会考虑考虑怎样辞去这份工作，才打发他离开了，但我心中却开始赌气。

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跑来提醒我，我知道亲戚都在从事什么工作。从我刚刚懂事起，就背负着长子的重担，我早已不堪重负，一次又一次跌落失败与绝望的深渊。更令我气愤的是他还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来往了。

我还想说，那些当医生、护士的人，甚至警察中的法医鉴定人员，不是比入殓师更频繁而彻底地接触尸体吗？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叔父的反应背后还有个社会成见的问题。殡仪馆的社会地位很低，从事纳棺或操作焚尸炉之类工作的人，难免会被人们嫌恶，就像人们对死和死尸抱有嫌恶之情一样。

看来，我入了犯忌讳的一行。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心生不安。

然而，当叔父问我为什么会干这一行时，我回答不上来。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从事了这项工作。我只知道这么做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如今回想一下，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引导我走向这一行。

我四岁时，被母亲带着远渡重洋去了中国东北。战争结束时，我才八岁。

在当地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等不到撤退，相继去世。母亲当时因染上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我记得是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一起，把妹妹和弟弟的尸体火化。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十月，母亲奇迹般康复，和我一起回到日本。父亲却被调往西伯利亚，从此音讯全无。

当我们回到位于富山县的黑部河冲积地、我出生的旧居时，偌大一栋房子就只住着祖父和祖母两个人。

村子由五十余户散居在广阔的水田间的人家组成，村中一大半人姓同一个姓，而我家是这个姓氏的直系本家。我家祖孙几代好像都是地主，以往殷实的生活境况，由于“农地改革”而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

后来不得不靠变卖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我的祖父母却仍不肯靠劳动赚钱，两个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要死撑面子装出优雅富足的样子。

我母亲原本就和祖父不和，为此才去了中国，因此回国后没过多久就搬出去独住，在富山市的黑市上找到了工作。

我就在自家的大宅中度过了少年时期。等到我上大学时，祖父卖掉了最后一间仓库和一部分家屋，为我凑够了学费，这也意味着我那延续了二十八代的家族从此彻底没落。

我进入大学，正是一九六〇年反《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狂潮席卷大学校园的时期，每天都休讲停课。我终日感到莫名的愤怒，不知不觉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

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我无所事事。这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于是赶回了富山。实际上，母亲是盲肠炎误诊，很快就治愈了。我却在帮母亲打理小酒馆期间定居了下来，再也没返回大学校园。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酒吧式咖啡馆。当时喜欢写点诗，我的店就成了诗人和画家聚集的场所。

我身为经营者，却经常请客，陪客人畅饮。当时在我们那种小地方，店里这种特别的气氛还挺吸引客人，生意相当红火。

有一天，作家吉村昭先生不期然地出现在我的小店里。我们隔着吧台，是酒保和顾客的关系，但我对他说，我在写诗。他问：“你写小说吗？如果你写了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就寄来看看吧。”说完就走了。

这件事就此没了下文。终日沉溺于酒色的生活使我渐渐应付不过来。与诗人画家的交往当然写意，酒馆的经营却日趋艰难。我原本就没什么生意头脑，加上总这么交游玩乐，酒馆出问题理所当然。

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吉村昭先生的话，试着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祖父在战后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还在自家庭院里悠然自得地侍弄柿子树的情形。

我把文稿交给了吉村先生，他说可以登在《文学者》上。后来果真有一本《文学者》杂志送到我手里，里面刊有那篇题为《柿之炎》的小说。随书送来的还有一张便条，邀请我出席此期杂志的合评会。

一直到参加合评会之前，我都不知道《文学者》是丹羽文雄先生主办、聚集了一群著名文人学士的同人杂志。合评会结束后，我跟吉村先生到新宿的酒吧喝酒，后来还厚着脸皮住到了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