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贤后生译三国　敢把慕士比邓罗
——罗慕士与邓罗译《三国演义》比较

《三国演义》高居“四大奇书”之首，结构宏伟，故事扣人心弦，语言简洁明快，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更是拥有60多个语言的各类译本。目前，在英语世界中《三国演义》公认的全译本有两部，分别是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两个译本相隔66年之久，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差异让两者的对比研究有了更深的意义。邓罗是《三国演义》全译本的首位译者。其译本分上下两卷，于1925年由别发洋行发行了标准本。1959年，塔特尔出版公司（Charles E. Tuttle Publishing）重新出版了邓罗译本，并于2002年再版。在罗慕士译本面世前的66年里，邓罗翻译的《三国演义》（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是唯一的英文全译本，《美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类工具书中都收录了邓罗译本的词条。著名汉学家翟理斯认为，邓罗译本“为他在当代汉学家中赢得了重要的地位，将被后人铭记”。1992年，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慕士完成了《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全译本这个艰巨的翻译工程。迄今为止，在中外学术界，该译本被公认为《三国演义》最优秀的英文全译本。

邓罗译本自1925年诞生以来，一直广受中外读者的喜爱。66年后，罗慕士也推出了自己的英文全译本。一部作品出现不同译本，原因很复杂，但不同时代或几十年后再出现新译本，则往往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语境、文学环境和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此之外，正如克利福德·兰德斯（Clifford E. Landers）所说，“一个译本每隔三四十年就会失去一半的生命力、新鲜感，无法用同时代的语言同读者进行交流”，文学翻译也是一种短暂的艺术，“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就要不时地重译，以保持其作为文化和时代的终结的功能”。《三国演义》的译本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却都在各自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通过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具体译例的比较分析，我们能厘清译本在不同时代取得成功的堂奥，也能从中获取一些中国典籍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验和启示。

（一）从音译到转译：增添译文可读性

《三国演义》包含了文学、政治、军事、星象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其中中国特质文化词和文化意象众多。例如中国传统的官职名称，又如“麒麟”“龙”“凤”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以及中国古代对已婚女性的称谓等。诚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些特质文化词和文化意象可以为英语世界的文化带来新鲜血液，但也可能对目标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在解决这个翻译难题时，译者既要考虑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目标读者能否接受自己的译文。综合种种因素，邓罗和罗慕士分别采用了音译和转译的翻译方法，尽力让自己的译文既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又能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1）遂封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为执金吾。

邓译：Chang Hsiu received the title of Yang-wu General （“Prowess-in-War” General）and Chia Hsu that of Chih Chin-wu （Controller of the Ways）.

罗译：He appointed Zhang Xiu General of Manifest Might and Jia Xu an officer in the Capital Guard.

“扬武将军”是一个将军封号，它由曹操招安成功后赐予刘绣；“执金吾”则是一种官职称谓，指秦汉时率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在英语文化中，“General”一词恰好与“将军”对应，所以邓罗将原文译为“Yang-wu General”，对“扬武”采取了音译处理。但考虑到当时的目标读者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称谓，他又在后面添加译文“‘Prowess-in-War' General”。对“执金吾”一职的翻译，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将其译为“Chih Chin-wu （Controller of the Ways）”。其实在此之前，“将军”一词的译文“General （Chiang-chun）”（C. H. Brewitt-Taylor，2002:102）早已出现在邓罗的译本中，目的就是便于读者明白原作中“Chiang-chun”类似于英语文化中“General”的职能。这种翻译策略让目标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译文也比较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在20世纪末期的罗译本中，在正确解读原文后，译者分别将其译为“General of Manifest Might”和“an officer in the Capital Guard”。相比之下，罗慕士的译文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意蕴，为新时代的目标读者提供了窥探中国传统官职制度文化的契机。此类官职称谓还有“大司马”“太傅”“都尉”等，邓罗分别将其音译为“Ta Ssu-ma （Minister of War）”（C. H. Brewitt-Taylor，2002：327）、“T'ai-fu”（C. H. Brewitt-Taylor，2002：38）、“Tu-yu”（C. H. Brewitt-Taylor，2002：338）。罗慕士为减少这些繁杂的职官称谓、头衔对目标读者造成的阅读负担，在编后记中不辞劳苦地列出了一张包含76个主要官职名称的中英文对照表，如上文对应官职的英译“grand marshal”“court steward”“military commander”（Moss Roberts，1994:2218-2220），以便目标读者能够更顺畅地阅读译文。

（2）庶曰：“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罗贯中，2009：404）

邓译：“With me? Compared with him I am as a worn-out cart-horse to a kilin，an old crow to a phoenix.” （C. H. Brewitt-Taylor，2002：415）

罗译：“To compare him to someone like me，” Shan Fu answered，“would be like comparing the fabled unicorn to a dray，a peafowl to a crow.”（Moss Roberts，1994：432）

上例中的“麒麟”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但西方世界并不存在这种文化意象。邓罗为了把这种独特的文化意象介绍给西方读者，直接原封不动地将其音译为“kilin”；罗慕士则用英语文化中的“unicorn”（独角兽）来作为对应的译文。因为独角兽是目标读者所熟悉的西方神话中的一种虚拟生物，和麒麟有相似之处，“the fabled unicorn”拉近了译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后来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时，把其中的麒麟也译成“unicorn”，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中国特有文化词还有“围棋”，邓罗和罗慕士分别译为“wei-ch'i”（C. H. Brewitt-Taylor：455）和“chess”（Moss Roberts，1994：954）。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已婚女性的称谓由于社会等级差异而不尽相同，特别是后宫中的称谓。对于那些对异域文化感兴趣的目标读者而言，这些无疑充满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但语言和文化差异却给他们造成了阅读障碍，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最终落到了译者肩上。然而，只有好的译者才能让他们畅快地感受到异域文化的魅力。例如“夫人”这一称谓，它源于《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先秦时期，帝王的妃子以及诸侯的妻子皆称为“夫人”，它含有尊贵之意。在目标语言中却出现了词汇空缺，并不存在对等的称谓，只有“Lady”一词与其意思接近，表示对英国女贵族、女爵士、贵族成员妻女或爵士妻子的尊称。考虑到译本的可读性，邓罗先将其音译为“Fu-ren”，后来也翻译为“Lady”。半个多世纪后，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有所增加，对译本的阅读能力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罗慕士将“夫人”前后统一译为“Lady”。其他的译例还有“太后”“贵妃”，邓罗也分别音译为“T'ai-hou”（C. H. Brewitt-Taylor，2002：22）、“Kuei-fei”（C. H. Brewitt-Taylor，2002：215）。

针对上文中相同的文化特质词和文化意象，身处不同时代的邓罗和罗慕士却采用了相异的翻译策略，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兴起了“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思潮，继而出现了“中学热”。中国的诗词、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得以大量翻译和出版，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邓罗作为一个汉学家，希望通过译本把中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但作为一名译者，他更加需要考虑译文是否忠实于原作以及目标读者对译本的阅读期待和接受能力，所以对部分文化特质词进行了音译。当然，邓罗的做法丰富了英语文化中的词汇和表达手法，移植过来的这些异域文化概念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20世纪末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西方读者开始主动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对译本的接受能力相对而言也更高了。但罗慕士依然把读者放在重要的地位，在翻译时尽可能多地为读者考虑。为了“降低语言、心理、文化等外在客观因素对作品的影响”，他对这些特质文化词采用转译的翻译方法，译文平易流畅，目的就是让目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获得和源语读者相似的阅读体验。

（二）从改写到直译：还原作品艺术本色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精彩的细节描写数不胜数。邓罗和罗慕士为了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得到和源语读者相似的阅读感受，可谓各显神通，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分别采用了改写和直译的翻译策略，各自都译彩纷呈。

（3）正话间，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策唤入问之。震具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共攻曹操。（罗贯中，2009：318）

邓译：Then arrived Ch'en Chen，the messenger from Yuan Shao，and Sun would have him brought in. He said，“My master wishes to ally himself with Wu in an attack on Ts'ao Ts'ao.” （C. H. Brewitt-Taylor，2002：329）

罗译：At this point Yuan Shao's messenger，Chen Zhen，arrived with the news that his master wanted to ally with the south and attack Cao Cao. （Moss Roberts，1994：346）

上例讲的是袁绍派遣部下陈震前往孙策处，表明其欲与孙策结盟共同对付曹操的故事情节。原文句式简短精练，皆为陈述句。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后，我们发现邓罗在其译文中虽保留了原文的内容，但改写了形式，使用了原文没有的人物对白形式；罗慕士则选择直译，从而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形式。这里无意说明谁的译文棋高一着，谁的译文略逊一筹，我们主要是通过对比来找出两者的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邓罗之所以会对原作的形式进行改写，将原作中的陈述句在译文中改为人物对白，这与他翻译《三国演义》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邓罗认为戏剧性是《三国演义》的主要特征，在翻译时他便尽量使用能够保持译文戏剧特征的手段。”人物对白更容易体现生动、快速变化的戏剧场景及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在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戏剧更为熟悉，邓罗在忠实于原作内容的基础上为译文披上“戏剧的外衣”，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其译本在读者中的接受度。到了20世纪末期，接受译本的社会语境变了，新时代目标读者对译本的阅读能力更强了，罗慕士认为译文应该兼顾原文的形式与内容，所以他选择了直译。现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文化沟通的信使，译者也有责任让目标读者欣赏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体会中国文学的艺术特点和魅力。

（4）“……多曾说有一刘玄德，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乃当世之英雄。……”（罗贯中，2009：389）

邓译：“...they all talk about Yuan-te，the tall man whose hands hang down below his knees and whose eyes are very prominent. They say he is the most famous man of the day.... ”（C. H. Brewitt-Taylor，2002：400）

罗译：“...I often hear talk of Liu Xuande—over six spans tall，arms reaching past his kness，eyes that can almost see behind him—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age...!” （Moss Roberts，1994：417）

上例原文是对刘备的外貌描写，讲他长得如何与众不同，以此为他日后必定成为大人物做铺垫。邓罗在翻译这段文字时，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信息，而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原文进行改写。在他的译文中，仅一个“tall”就表达了“身长七尺五寸”的含义。他把“目能自顾其耳”译为“whose eyes are very prominent”，就是为了在读者心中树立刘备器宇非凡的形象；把“当世之英雄”译为“the most famous man of the day”，使译文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浅显易懂。而分析罗慕士的译文，我们发现他严格依据原文的形式和信息，译文信息毫无省略，形象上无删除，与原文几乎如出一辙，原原本本地彰显出原作中的人物形象。

（5）“……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罗贯中，2009：471）

邓译：“...The Lady Mi was severely wounded; she refused my horse and threw herself into a well. She is dead and all I could do was to fill in the well with the rubbish that lay around....” （C. H. Brewitt-Taylor，2002：477-478）

罗译：“...Lady Mi was wounded so badly that she refused my horse and threw herself down a well. I could do nothing but knock over an earthen wall to cover her body....” （Moss Roberts，1994：495）

上例叙述了曹操围攻刘备、赵云守护刘备妻儿的情节。通过将原文和两个译文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土墙”一词出现了不同的译文。邓罗将其译为“the rubbish that lay around”，罗慕士将其译为“an earthen wall”。两种译文的差异不禁让我们心生疑窦：出现这种情况是译者的翻译能力有限，还是另有原因？邓罗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的学生，翟理斯对他的汉学素养颇为赏识，并鼓励他翻译《三国演义》，料想“土墙”一词并不会难倒他。那不妨推测这是译者根据当时的故事情节，在译文中对原文的部分内容进行的改写。他认为在纷乱的战场上很少会有保存良好的房屋、土墙，故“the rubbish that lay around”更能突显战争的惨烈。原文是赵云推倒土墙掩盖糜夫人的尸体，因而将原作改译为“to fill in the well”而不是“to cover her body”，极大地增添了故事情节的戏剧性。相比之下，罗慕士依据原文信息，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用精简的译文流畅地再现了原文场面。

通过对上述三个译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社会语境促使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20世纪之初，邓罗翻译《三国演义》是希望西方读者能欣赏到这部非常吸引人且具东方特色的小说，使他们通过阅读故事情节来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理。在翻译过程中，他并没有拘泥于原文，而是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采用较为灵活的改写，以增强译文的故事性，让译本更容易为同时代读者所接受。罗慕士的翻译主要发生在冷战趋于结束和结束之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作为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学院的教授，以及教授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他翻译《三国演义》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文化，让他们能够领略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化的风采。于是，他主要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让译文兼具原作的形与意，以最大限度地忠实原作。二人不同的翻译目的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目标读者不同的阅读期待，这是他们的译本能在英语世界中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

（三）从意译到译释结合：挖掘作品背后的典故

除了包含众多的中国特质文化，《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精彩的典故。这些典故往往在作品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丰富了其内涵，增加了行文的韵味。但这些精彩的典故背后往往隐藏着众多历史人物、古代典章制度等故事或传说，这些中国元素不仅给译者理解原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更对他们所掌握的汉学知识和翻译技巧提出了巨大挑战。有些译者为了追求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直接译出意思，对词法结构和文化标志不予理睬，更没有挖空心思从英语里寻找对应的表达”。但在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中，两人分别通过意译和译释结合的翻译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试看下面几例：

（6）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罗贯中，2009：248）

邓译：Hung-yang's mental calculations and An-shih's mnemonical feats compared with Mi Heng's powers are no longer wonderful ... Jen Tso in unflinching candour，Shih Yu in severe rectitude，never surpassed him.（C. H. Brewitt-Taylor，2002：262）

罗译：It would not surprise me if he proved the equal of Sang Hongyang in calculation and Zhang Anshi in comprehensive recall ... He would risk his life to defend useful criticism as promptly as he would protect Your Majesty from unscrupulous counsel in the manner of a Ren Zuo or a Shi Yu.（Moss Roberts，1994：282）

Notes:

Sang Hongyang，a key participant in the salt and iron debates of 81 b.c.，had the ability to do computations in his head. Zhang Anshi，who directed the Secretariat for Emperor Xuan （74 b.c.-49 b.c.），earned a reputation for the power of his memory when he recited the texts of three cases of books lost by the Emperor.（Moss Roberts，1994：1598）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n Zuo defended a critic of the king of Wei in the face of his sovereign's displeasure. Shi Yu gave up his life protesting the appointment of a wicked minister in the state of Wei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Moss Roberts，1994：1598）

上例中的“弘羊潜计，安世默识”讲述的是西汉的桑弘羊擅长心算，丞相张安世则记忆力惊人，能够过目成诵；“任座抗行，史鱼厉节”讲述的是关于名士任座和史鱼坚持高尚德行的历史典故。邓罗在通透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译文采取意译，直白地译出典故背后的深意，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相比之下，罗慕士采用了意译加文外注释的策略，欲使译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原文本意，而且在不打断目标读者阅读节奏的前提下额外为译文添加了文外注释，向读者展开典故背后的故事，给目标读者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中国典故文化的宝贵机会。

（7）羽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罗贯中，2009：286）

邓译：I have been a student in my youth and know somewhat of the proprieties. I sigh and weep at the memory of the fraternal affection that made Yang Chio-ai and Tso Po-t'ao die rather than separate. （C. H. Brewitt-Taylor，2002：262）

罗译：In my youth I came to know the classics and to appreciate something of our traditions and code of honor. When I reflect on the fraternal devotion and sacrifice of such ancient models as Yangjue Ai and Zuo Botao，I cannot help sighing over and over through my tears. （Moss Roberts，1994：319）

Note：

This refers to an anecdot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wo friends，Zuo Botao and Yangjue Ai，were bound for Chu in search of office when a snowstorm overtook them. 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and clothing to keep both alive，so Zuo Botao sacrificed himself，giving his share to Yangjue Ai. Later，Yangjue Ai became an official. He searched for and found Zuo Botao's remains，interred them，and then killed himself to demonstrate his loyalty to his friend's memory. （Moss Roberts，1994：1607）

上例中的“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讲述了羊角哀和左伯桃的故事。两人在去楚国谋事的途中遭遇风雪，天寒地冻，眼看各自随身携带的干粮就要耗尽，左伯桃在生死存亡之际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朋友羊角哀。后来他托梦给羊角哀诉说自己在九泉之下受人逼迫，羊角哀最后自尽到阴间帮助左伯桃。原文短短八个字却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典故信息，邓罗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直白地译出了典故的意义；罗慕士依然采用译释结合的方法，先意译出原文，然后通过文外注释的方法为读者提供该典故更为详细的信息，以满足读者的求知欲。在罗译本中，这类文外注释组成的副文本信息多达1184条，不仅为整部译本增添了额外的阅读信息，也提高了译本的学术研究价值。

面对《三国演义》中庞杂的典故信息，邓罗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采用了意译的策略，极力减轻目标读者的阅读负担，让译文的故事情节更流畅，使译本更容易为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时隔66年的罗慕士并没有效仿前辈的做法，一方面，他考虑到新时代目标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对译本的阅读期待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本的故事情节，故最终采用了译释结合的方法，尽力使自己的译本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让目标读者和源语读者拥有同样的阅读感受。凭借自己深厚的汉学素养及专业学者的帮助，罗慕士不辞劳苦地为译本添加了大量额外的文外注释，让读者在品读译文的过程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译释结合的翻译策略并非仅限于典籍外译活动，中国本土译者在译入国外文学作品时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如翻译家金堤和萧乾夫妇翻译的《尤利西斯》中文译本，均用直译，译者对书中难以理解之处作了大量注释，金堤译本约为2000余条，萧乾夫妻译本约为6000余条”，为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把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英语世界时，媒体和公众对文学作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多大限度地再现作品中“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一直心存疑虑。20世纪初，中国由于国力的衰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处于弱势地位，大家对面向西方世界的译介中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采取认同的态度。现在，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将中国文学、文化译介到西方世界，而是希望更多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能有机会进入西方世界，并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读者群所接受。罗慕士这种译释结合的翻译手段，无疑为中国典籍英译提供了很好的译介经验。

（四）借鉴成功译介经验，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谈起典籍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三国演义》邓罗译本和罗慕士译本成功的译介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磨。

首先，这两部全译本的译者都是英语汉学家，他们有着母语优势，对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兴趣、文字习惯、思维模式以及审美情怀有着精微的把握。换句话说，他们能更充分地认清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以及目标市场的阅读需求。

其次，他们对中国文化都非常感兴趣，愿意投身到翻译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中。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曾经说过：“翻译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没错，翻译不仅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与精力，得到的回报和付出也很难成正比。但是对中国文学、文化强烈的兴趣让这些优秀的翻译家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翻译事业中。

最后，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邓罗和罗慕士作为译者的良心与操守。虽身处不同时代，但作为译者的邓罗和罗慕士都为忠实原作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同时还秉持了读者优先的翻译思想，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努力将原作蕴含的异域文化魅力与文学美感传递到英语世界。

邓罗和罗慕士根据各自所处的社会语境确定了不同的翻译目的，前者注重用精彩的故事情节吸引目标读者以满足其对中国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后者更重视通过译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针对英语世界不同时代和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两人在译本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面对原作中的特质文化词、宏大的故事结构和典籍文化时，邓罗采取音译、改写和意译的翻译策略来满足同时代读者对译本的阅读期待。后来的罗慕士则采取转译、直译和译释结合的翻译方法，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凸显出中国文学、文化的艺术特色，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原原本本地展现在目标读者面前。因此，两个译本都堪称各自时代的经典。

当然，邓罗译文和罗慕士译文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罗译本中把“老天”（罗贯中，2009：263）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Old Man Heaven”（Moss Roberts，1994：296），其实这里指“老天爷”的意思，类似于英文中的“God”。把对曹操“奸雄”（罗贯中，2009：263）的称呼翻译为“villain”（Moss Roberts，1994：296），只体现曹操的“奸”而没有体现他的“雄”。把“西凉军七十二万”（罗贯中，2009：253）误译为“seven hundred thousand Xiliang troops”（Moss Roberts，1994：287），正确的译文应该是“seven hundred twenty thousand Xiliang troops”。原文本第二十七回中的“忽毛玠如入见曰：……愚意以为今夜必主有人来劫寨”（罗贯中，2009：263），在罗译本都被漏掉了。在邓译本中，邓罗把“操即命绣作书招安刘表”（罗贯中，2009：574）误译为“Ts'ao then directed his secretaries to draft letters inviting the support of Liu Piao”（C. H. Brewitt-Taylor，2002：261），但原文中刘绣并没有出任类似曹操秘书的职位；把“金盔金甲”（罗贯中，2009：721）译为“a silver helmet and breastplate”（C. H. Brewitt-Taylor，2002：340），但原文中却是“金盔”而不是“银盔”；并且漏译了“大军七十万”（罗贯中，2009：720）。这些纰漏部分是因为译者的疏忽，部分是因为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误读，但瑕不掩瑜。邓译本和罗译本成为经典的同时，也都具有时代性。把邓译本放到现在的话，目标读者未必买账；如果把罗译本拿给20世纪20年代的读者阅读，以当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零星了解，也很难被接受。罗译本面世到现在已有40年，社会语境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标读者在阅读其译本时也会有新的感悟，学者在研究其译本时也会发现新的问题。

分析了邓罗和罗慕士成功的译介案例后，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中国典籍外译的进程上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884年，“‘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就将中国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翻译成法文”，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英文版与法文版诞生，改革开放后“熊猫丛书”（Panda Books）面世，21世纪初设立“大中华文库”项目，外文局于2004年成立了“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及2010年启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现实结果跟预期目标仍然存在一定距离。尤其是标举“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系列，已出版近200种，但仅有少数选题在国外出版，更多的译本仅在国内问世，还没有真正“走出去”。除此之外，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该文库中的大部分译作都出自中国本土译者或学者之手，只有小部分出自目标语译者，例如翻译《金瓶梅》的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翻译《西游记》的詹纳尔以及翻译《三国演义》的罗慕士等。目前的译者队伍虽然很强大，但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目前有组织、大规模的对外译介工程多为政府主持，其宗旨就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文明大国的形象。与过去极力迎合目标语读者的译法不同，当下大多数本土学者、译者在翻译典籍时主张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力求原原本本地将中国的文化瑰宝介绍到国外，减少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努力构建一个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客观的现实：西方读者在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中西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文化差异，在交流中还存在明显的逆差；由于种种冲突而引起的条条沟壑还横亘在沟通、理解和认同之间。种种因素使得在当下典籍外译的翻译实践中，主张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虽然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整体来说普遍实行该策略仍有待时日。作为译者，除了要保持理性的文化自信外，“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面对文化差异时，我们不妨借鉴罗慕士在《三国演义》英译本中使用的转译和译释结合的方法，既保证了译本的可读性，又可以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我们也需要更多心怀文化自信的学者，在跨文化语境下，从译介策略出发，为弘扬中国文化找到合理的途径。

此外，翻译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教授在《现代中国翻译区》（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2011）中对杨宪益夫妇20世纪80年代主持翻译的“熊猫丛书”评价很高，认为该丛书无论是选材内容还是翻译质量都明显高于此前的翻译。“她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外文局聘用的翻译人员多数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如原上海圣约翰大学），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因而较强。”言外之意，目前中国从事对外译介的翻译团队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罗慕士也认为中国从事对外译介的翻译人才都很优秀，但仍然需要广泛阅读西方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摸清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深化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和了解。在加强对本国翻译人才培养的同时，我们也要吸纳邓罗、罗慕士、白亚仁、蓝诗玲、米欧敏（Olivia Milburn，1976—　）、罗鹏（Carlos Rojas，1970—　）、杜迈可（Michael S. Duke，1940—　）和葛浩文等这些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有中国情谊、有良好汉学素养的优秀汉学家、翻译家，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势，让他们和中国本土学者及翻译家形成优势互补。2009年和2012年，国际译联先后以“合作翻译”和“翻译即跨文化交流”为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号召翻译工作者以新的视角审视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