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
——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2009年，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然是对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继承和重建。因此，要建设好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确掌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方向，就需要全面、深刻地认识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和历史意义。
若要全面认识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意义，则必须对近代国学观念的嬗变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并在此总体了解的前提下，对国学概念实际流行的复合层次作出基本分析。而晚近学者对近代国学概念及其讨论的梳理，资料收集甚为丰富，但较缺少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把握。[1]为此，本文将从几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析“国学”的观念意识。关注国学语词之使用所从出发的时代观念及其意识，注重其在早期的变化以及与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结，并将其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阐明“国学”概念定义的几个基本意义。以往学者的国学定义主要在国学的对象范围上着眼，本文强调的是把“国学”作为一个近代研究体系的意义。因为很明显，所谓“新国学”的提法和讨论，当然是指研究体系而言，研究的对象范围则无所谓新旧。第三，区分国学研究体系在近代演进的几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论述到1920年代末期，即整理国故运动的后期为止。第四，关于近代国学大家的几个主要形态，这和国学研究演进的阶段是相对应的。以上的不同分析最后都归向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求呈现和理解其在“国学”领域作为学术典范的意义。
一、国学观念之发生与演进
为了突显近代以来“国学”观念在不同语境的复杂性，以下从三个方面试图加以呈现，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适应，这三个方面展开为三个阶段的发展。
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来至甲午战争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个别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外交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这个总体性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列强贪婪的攫取态势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让步后，有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普遍地被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从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此种形势下，对国学概念的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学”成为当时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其代表即邓实与晚清国粹派。
如黄节提出，“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2]。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国粹派人士认为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就此，他们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
同样，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3]，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4]他还指出，欧洲人殖民主义的老谋深算：“其希望伟，其谋虑深，其亡人过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5]
黄节、邓实的这些提法凸显了他们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按照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有国家而昌盛。
这种观点在当时为不少人所主张，许守微也说：“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6]在这种说法里，亡国的迫切感更为突出，它表现出，面对国家的形势危急，当时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国亡已经难以避免，因此要学习明末顾炎武的想法，通过保学来避免永远亡国，用保学来期待再造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吸取了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保守固有文化，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国学的如此深忧，反映了他们对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惧。这样的“国”与“学”的讨论，不能不影响到“国学”二字的理解和使用。
在这种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自觉之下，邓实说：
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7]
邓实特别强调国学与爱国心的关联，如他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8]，认为一民族之文化是该民族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许之衡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9]。黄节更主张，“呜呼！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10]。梁启超也认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也，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者爱国之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之矣”[11]。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国学就是本其爱国之心，为国家和民生伸张之学，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仁人志士倡导国家大义而影响民心。邓实、刘师培创办《国粹学报》，大意皆出于此，《国粹学报》发刊词便明确声明，“保种、爱国、存学”是该刊的志向。
邓实又指出：
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12]
爱学即是爱国，爱国所以爱国学。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都是建立近代“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13]。所谓国学乃立国之根之论，皆当如此观之。可见，晚清国粹派“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实际是爱国主义文化观的体现。
桑兵指出，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及其使用，始于20世纪初，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学术变化的影响。[14]这是就语词的使用而言。而就观念意识来看，清末国学倡导者的言论，受到顾炎武文化意识的影响匪浅。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常被转换为亡国与亡国学的关联，盖顾炎武所谓天下，本是作为礼俗政教的文化而言。
可见，清末国学之名所起，并不是因反满而立，虽然邓实、黄节都是赞成反满革命的，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主张，不是强调“研究”国学，而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促进国民的爱国心。可见此时国学概念之提出，主要是政治取向的，而不是学术取向的，国学说是当时救国论述的一部分。邓实说：
不知爱吾祖国之文明，发挥而光大之，徒知爱异国之文明，崇拜而歌舞之。呜呼，吾想不百年后，东洋之文明亡，文明亡而其发生出此文明三千余年之祖国亦亡。[15]
我们必须知道，邓实和《国粹学报》的这些人绝不是主张排斥西方文明，而是主张两大文明之融合，所以他们注重保存国学，并不是针对欧化。这一点许守微说得最为明白：“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16]
章太炎也是一样，他从亡国的印度历史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17]。他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主办民报所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18]章太炎是革命党人，尽管革命党人也有倡导欧化、不主张保存国粹的，但他们同样是爱国忧国的人士，因此章太炎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也深有影响。
近代国学的观念，从20世纪初到1920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如上所说，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邓实、黄节在1905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心。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保国意识，即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国粹派虽然强调要保存国学、守护文化，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人都属于革命派的一翼。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对此有清楚的分析。[19]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讨论东西文化，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其代表性仅从傅斯年为其文作附识、胡适写长信与之讨论便可见一斑。毛子水所讲的国故和清末人讲的国学意义相近，他的定义是“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20]。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张珍视国学国故以为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是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21]他更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22]这种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所作的对于国学的评价，与晚清的关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
自然，在文化观念上，与这一时期主流的批判传统思潮不同的主张也同时存在，如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张煊的反驳文章回应，但毛子水的观点是一时的主流，是无可否认的。虽然新文化运动并非以国学为关键词，但其批判旧文化的锋芒，显示出国学仍是主要关切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论是启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要指出的是，重视保守中国文化的学者虽然强调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说他是去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反对“欧化”，并不拒绝、反对西方文化，正如晚清国粹派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革命一样。与《新青年》杂志文化观念不同的《东方杂志》同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文化融合，是人们所熟知的。1920年代前期《学衡》杂志出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接续《东方杂志》的方向，其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先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正式名称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此后1924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研究院国学门，通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某一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19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与成立国学研究院所相关，这时的学术界出现了多种有关国学的定义。虽然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但这些定义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既不是强调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国学的观念在从晚清到1920年代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使命关系的认识。
1920年代，国学的关注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文化启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保守主义并非反对西方文化，而是承认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结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张并非容易击倒。启蒙阵营也分化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但在启蒙阵营，新文学观念与整理国故交杂纠葛，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了多数新派学人，把启蒙与国学对立起来（如吴稚晖），以为要启蒙就必须排斥国学。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真正开花结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学者。
不管如何，此时国学的概念已经与邓实时代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的概念了。“学术国学”论说之发展日渐明显，与邓实时的“爱国国学”论说已大不相同了。
二、国学概念之使用
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应该可以分为几种。作为一个近代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古代教育的设置，“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用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提法，国学可称“中国独有之学”[23]；用刘师培后来的说法，则可称“中国固有之学术”[24]；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提法以国学为“中国原有之学术”[25]。后来1930年代王缁尘《国学讲话》称：“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成为国学。”[26]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等人的讲法，国学之提出，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这个意义的“国学”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论述清华《研究院缘起》中，[27]表达了清华国学院的理解，后来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和经过》中加以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28]吴宓所用的国学概念，定义了国学的对象和范围，是当时各个国学院所表达得最清晰的概念。这个定义以学术形态的文化为主，故称“学术文化”，不包括民俗文化等非学术内容；此外，他重点强调学术文化的“全体”，意谓不能仅以传统学术文化之一种（如儒家或道家）代替其全体。至199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的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
第二种是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和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外延要小于“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往往无所不包，而前者侧重于学术形态的文化而言。当一个概念提出之后，其意义就会不断地扩张，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的使用。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泛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还可以将不是学术形态的文化包括在内。不仅是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样的“国学”概念就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了。新文化运动聚焦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所以这种以国学指中国文化的概念，其使用与当时文化论争的焦点是有关系的。如范百诲讨论东西文化时就说：“国学是什么？便是东方全部文化的代表。”[29]当时批评中国文化的人尤其习惯于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国学”。
自然，国学一词在20世纪初流行开来之后，和任何其他概念一样，渐渐有不同意义的使用，如以上所说两种是一般所理解和使用的国学概念。在这两种以外，也多有以“国学”代称“国学之研究”者。“国学研究”是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内容，包括哲学、古典学、史学、文学、宗教、语言、艺术等等。
今人余英时认为：“我所讲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一套学术（或知识）系统而言，这个学术系统，便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之学；经过乾嘉朴学洗礼之后，已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包括文字、声韵、校勘、考订种种整理经典文本的专技。在晚清时期，这一系统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张之洞《书目答问》为具体的代表。”[30]这个看法把国学理解为传统的学术系统，也是就对象而言，应当说与吴宓是一致的。此外，他还认为清末民初是国学兴起的时期，此时的章太炎、刘师培的国学已经受西学的影响，将四部之学向西方开放，转化为西方学科分类，与西方学术系统相沟通，不全然是传统的，不能简单视为乾嘉考证学的延续。他所指出的这种转化为西方学科分类的国学，就不是纯就对象而言，已经是国学研究的系统了。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实际上从晚清以来到1920、1930年代，“国学”之使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第三个方面的意义，即“国学”是指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研究体系。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不是指一个过去的文化体系，如孔子思想体系、朱熹的学术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们的体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学就不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如认为晚清以前的学术是国学，这就是把国学理解为在时间范围意义上的传统学术，用时间界限来划分国学的范围。1920年代的国学概念则更是一个学术类型的概念，指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研究体系。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观念。胡适主张“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这个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过去的研究，而特别指近代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胡适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办的刊物《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缩写。什么是国故学呢？他说：“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31]这个讲法来自毛子水。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关于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面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故学。”[32]胡适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合乎实际，并非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的概念，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就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体系。
这种用法在1920年代以后广泛流行，也渗透在学者的日常语言之中。比如当时国学名家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谈到他时赞叹地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33]这个“国学”的概念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于它的研究。林语堂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此去治学的目标。”[34]他所说的国学也不是就它的对象来讲，而是就一个研究的体系、一个学问的体系来讲的。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也是说国学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讲法就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顾颉刚还说：“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35]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系统的概念。毛子水在1930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整理国故的历史，表扬胡适为北大国学门刊物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以后国内的‘国学’所以能有一点成绩，这篇文章（《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力量不少”[36]。他所说的“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曹聚仁后来也说：“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之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37]所以这第三个意义的国学就是指国学研究。
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出现，在1922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招收研究生。北大国学研究所筹备时的《研究所简章》为国学门所规定的范围，已规定了国学作为的范围，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38]。这是确定国学的范围，即国学不仅仅指文学，也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只要是研究其中之一种，都属于国学的范围。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39]。
三、国学研究之发展
1922年北大国学研究所成立，其成员与主持者多出自章太炎门下。这些章门弟子多在1913—1915年间进入北大，他们代替了过去桐城派的遗老，不仅成为北大文史教学研究的主流，而且主导了北大国学研究所。即使1923年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中也仍然“隐着章太炎的影子”（逯耀东语）。[40]
《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叙述北大1910年代的历史时指出：
在此之前，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于优势。……夏锡祺代替姚永概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了章太炎一派，……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41]
京师大学堂开办后，桐城文人任教甚多，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即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民国后严复出掌北大，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亦桐城派著名文人。1913年夏锡祺任文科学长，此后相继引入沈尹默、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黄侃等章太炎门人，后又引入刘师培，公开挑战桐城古文，鼓吹六朝文章。进入民国后的一个时期，章太炎成为学界最高权威，而北大文科以训诂音韵、文字考据为真正的学问，也都是受其影响。
1917年后，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引入胡适等人，大兴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虽然太炎门人在国语运动上新文学运动一致，但刘师培、黄侃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对古代文化采取的偏激态度，而太炎门人始终在北大文科处于优势地位。胡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北大文科的这一特点，故努力与太炎弟子们维持良好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社会名声虽然大大超过这些文科同事，但在北大文科内部，还是太炎门人居于优势和主导。[42]
1921年北大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划成立研究所，分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国学一门进度最快，遂于1922年1月成立。这与后来清华研究院先成立国学门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北大在1917—1918年已经成立了分科的研究所（文、法、自然），但蔡元培后来认为各系分设，散漫无伦，故1920年由评议会决定合并旧研究所为四门，新的研究所以蔡元培为所长。此研究所非专为研究生而立，乃转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其国学门的范围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陈以爱指出，这些身兼国学门委员的文科教授，除了胡适外，皆为留日的章太炎门生，由沈兼士连续担任国学门主任（1922—1927）。与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视培养研究生不同，北大国学门从1922年至1927招收的研究生共46人，但最后只有10人提交了毕业论文。这显然是因为国学门的重点不在培养研究生，而是在“三室五会”的活动。其“五会”中的歌谣研究会成立最早，在全国推动了一场歌谣的运动。风俗调查会与歌谣研究会互动密切，由风俗会而推动方言研究会，广泛开展方言调查。[43]北大国学门这种偏重民俗、歌谣的倾向不能不说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及其文化观念的影响。1926年，沈兼士在检讨北大国学门工作时也指出，国学门“关于研究方面尚未能充分进行”[44]。
从晚清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学问方法上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在观念上导入一些近代的文化意识。如按照古人的传统观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清代的学术观念已经开始慢慢变化，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作为一个研究体系，一方面继承了清代的考证学、训诂学作为方法，另一方面就研究意识来看，已经具有了近代观念，认为子学和经学是平等的。他们的研究不再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在“子”里面对孔子也有所批评。[45]这些都体现了近代文化的意识，即，把经学的地位降低，把孔子的地位拉平。这是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国学作为研究体系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代人一提起国学，想到的就是考据学、训诂学等“小学”，其实这只是国学在近代的第一阶段的一些特征。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加近代学术观念所构成的近代第一阶段的国学，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学术体系了，不再是老的体系了。考证学、训诂学加上近代意识，如《国故论衡》，这些学术系统已经带有新的特色，跟清代传统的学术研究体系不同。而如《荀子集解》，虽然其作者王先谦已经是近代人，但是这本书的学术形态还是比较传统的，可谓是传统的国学。近代新的国学虽然仍包括传统的国学，但其主体已经发展出新的研究形态。
第二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所为中心。不过，如果不从阶段，而从典范的意义上来说，则太炎门人的治学仍多笼罩在章太炎之下，这个阶段和北京大学国学所真正新的典范可以说是以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为特色的。这些当然都与北京大学有关。在新文化运动倡扬“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不仅胡适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其他人（如毛子水）也都非常重视科学方法。实际上，“科学方法”作为一般提法已经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而实际上如何理解科学方法则主张有异。这个时期提倡的所谓“科学方法”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考据学、训诂学方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虽然胡适常说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当中有一些科学的方法，但总体来讲，他所讲的科学方法不即是清朝人的那种训诂学、考据学，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处理方法，特别是由西方学术而来的一些方法如实验主义、实证方法。除了科学的方法之外，疑古、辨伪的意识是这一阶段的国学研究，特别是胡适、顾颉刚研究的一个特点。[46]疑古思潮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人们对中国古史、经书、史料提出许多怀疑，这种怀疑也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这是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在这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阶段由北大胡适等所代表的科学思潮加疑古思潮是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形态，比第一阶段更进了一步。它强调科学思潮、疑古思潮，同时也强调整理古代文化，这种文化学术意识虽然与第一阶段有连接之处，但已经属于更为新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与章太炎相比也已经是一个更新的发展了。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考据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的学术里面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东西，但那些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属于“革命”的社会因素，如因为主张革命，所以要把经学和孔子的地位降低。但是到了科学、疑古这一阶段，它配合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唤，从文化启蒙的立场引进西方的人文价值，西方文化也在中国近代学科建立的意义上被大量参考借鉴。不过，大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北大国学门，“启蒙”的意识甚强，“科学”的整理不足。
第三阶段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借用一个较有争议的概念来讲：汉学化的国学。[47]这里的“汉学”不是胡适继承章太炎而主张的清代汉学，[48]而是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中的中国部分）。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世界化的，跟世界学术的中国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49]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的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像清华国学院陈寅恪所注重的是，清华国学院不仅在宗旨而且在实践上强调的也是，如何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学做了新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第三阶段的这种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的世界化的国学是新的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可以说，它真正落实了一个新国学运动的展开。在第二阶段所讲的科学方法和疑古，更多的还是观念上解放和启发，如顾颉刚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设，而没有落实到学术实践上的卓越发展。所以李济后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50]这个说法虽然未能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学门的特色区别开，但是如果把科学理解为包括西方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也可以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才在科学地整理国故上做出了成绩，[51]这也是清华国学院后来居上的原因。[52]后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科负责人也是以清华国学院出身者为主流。[53]
四、国学名家与大师
上述近代国学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之所以得由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代表，是因为这一阶段清华国学院的核心教授王国维等人是世界承认的最好的国学研究者。这就涉及到国学家的问题。国学研究作为一个体系的发展不仅离不开国学学问家，而且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国学家的工作来体现的。如前述近代国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考证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这一阶段的国学家以章太炎为代表，他不仅主张革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的学术主张和学术研究在当时是代表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研究。第二阶段，即北大从1913年开始到1920年的主流研究，这个时期主导整个北大文科的是太炎门人，故代表这个时代的国学学者是太炎门人。就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动的意义上来讲，胡适是这个运动的推动者，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但是就北大的国学研究所来讲，胡适并不是主导者，主导者是太炎门人。所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2年的时候，由沈兼士做主任，人员基本上是以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章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他们同意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这与新文化运动是合拍的；他们对民俗文化也颇重视，这也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方法受章太炎突出考据学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像第三阶段清华国学院大师那样把世界学术新的东西引进来。[54]举一个例子，章太炎轻视甚至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则是以甲骨文研究起家的学者。这就可以看出来，像章太炎的这种国学研究在1920年代已经不能代表国学研究的方向，新的国学要向前发展，一定要从世界上各个方面来吸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站在研究的前沿。
北大从1913年开始，整个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门人所主掌的，可是今天看来，他们之中有哪一位的学术贡献在学术史上是特别重要的呢？比如沈兼士，我们从近代学术史上来看，其成就显然是不能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相比的。太炎门人的学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近代学术的形态了，但是学术研究的步伐还不能够跟上时代的要求。因为，这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长足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国人。其实胡适、陈垣对此都很感叹，后来傅斯年也处心积虑地要和汉学争高低，[55]而太炎门人则缺少这样的学术胸怀和学问志向。[56]至于清华国学院，王、梁、陈、赵四先生则已经入于此流之中，如王国维已经跻身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当中，这是当时世界学人如伯希和等都承认的。王国维等和当时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常有交流，并在这些交流中得到了世界汉学家的尊敬。[57]
国学名家第一代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太炎门人的国学研究当时还是以考证学和训诂学为主，虽然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文化观念，比如赞同白话文运动等，但是就学术研究来讲，当时还没有走在最新的国学研究前沿。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研究。国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研究就能发展的，而要充分了解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方法、成就、动向。其实胡适当时是有这个心念的，然而，由于胡适受到新文化运动观念影响太大，这使他不能没有束缚地去追求国学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取得突出的成绩。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王国维是近代国学家在第三个阶段的代表。
陈寅恪到清华的时候，他的视野、观念和方法跟王国维是一致的，受世界汉学、东方学的影响尤为突出。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除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共识之外，学术发展的眼界和方法的共识也应是重要原因。所以，到1930年代时只有他能代替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所以，虽然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后出，但他的研究方法、路子与王国维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连接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所以，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始终具有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排斥汉学，不排斥外国学者研究，不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社群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有学者用“汉学化的国学”来描述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这里的汉学不是清代的汉学，而是指国际的汉学；这个讲法虽然不见得恰当，但是它体现了当时清华国学院的一个特点，体现出他们的学术视野是世界性的。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的近代国学，历史地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传统式国学研究，如孙诒让《周礼正义》、王先谦《汉书补注》等，另一部分为新的国学研究。新文化运动以后，新的国学研究慢慢占据了主流，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
陈平原认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如章太炎和胡适）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58]但从国学研究的学术史角度来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研究已经超越“五四”，开创了后“五四”时代的新国学研究。这并非仅仅从时间上说，而且是从类型的逻辑关系上说，如王国维、梁启超都是“五四”前成名的人物，但他们的研究不是章太炎、胡适所主张的清代汉学式研究，他们的学问类型都是超越“五四学人”，而不是“五四学人”所能笼罩的。所以陈平原其实只讲了我们所说的前两个阶段，而忽略了第三阶段，王国维、梁启超都不能归为“五四学人”，而他们才是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奠基人。
1920年代刘复等人及日本学人，都认为整理国故运动是一种“新国学之发生”。胡适后来也把他起草的《发刊宣言》称为“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作，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59]可见“新国学”这个概念在1920年代已经登场了，指1920年代国学研究的新发展。新国学当然是指作为一个研究体系已经有一个新的形态、新的方法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学的时候也要把新国学的发展的过程、阶段、经验做一个总结。可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1920年代新国学运动里面最后的、有代表性的、开花结果的环节。
新国学运动中，国学家的文化观与国学家的学术成就，两者之间有相当的关系。国学家的文化观对国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是越来越清楚了。北大国学研究所（包括胡适）之所以在国学研究上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跟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的影响有关系。新文化运动观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这在当时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研究中国文化，它使研究中国文化没有一个文化观的支持。整理国故运动本来是一个能够走向学术研究、得到很多学术成果的运动，可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声音来影响它，认为研究国学虽然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意义不大；更激烈者如陈独秀认为，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如同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胡适本来是赞成整理国故的，因为胡适作为一个学者，了解当时汉学发展的情形，知道国学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他提出整理国故。但是后来他屈服于新派的批评压力，要维护其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地位形象，于是就转而表示他提倡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为了“捉妖”，为了解剖中国社会的文化病象。在这样一种文化观的影响下，国学研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文化观基础来支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国学研究需要有一个恰当的文化观作为基础，清华国学院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如吴宓是清华国学院的创始人，他是学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倡导“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主张中西要融合，没有任何文化的自卑感。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也没有激进文化观的束缚，梁启超重视中西融合，王国维突出兼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性，陈寅恪强调不忘民族本位，在文化观上都是一致的。所以，近代文化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重视民族文化的文化观作为底气来支持国学研究，加上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国学研究才能真正结出成果。
可以这样说，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此后清华的人文学就按照分科的系统来发展，兴办了分科的研究所，而不再有统括的国学研究院了。随着学系分科，清华文科的分科发展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期间也创造了它的辉煌。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清华文科研究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开创阶段，它构成了此后老清华文科辉煌发展的一个基础和示范。1929年以后，清华分科的发展是跟随着这个示范、这个先导范例继续发展的。虽然此后清华的人文学科是以文学院为组织形式的分科发展，但是它的学术精神，它的学问宗旨，它的文化观，还是秉承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中西融合、追求卓越的路向。清华文学院时期的学术也可以看成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的继续发扬和光大延续。
今天，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为老清华国学院的重建，当然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种新国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向前迈进、跨越。[60]时代毕竟不一样了，今天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八十年来我们学术的积累跟1920年代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我们的大国地位要求我们提高我们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清华国学院的宗旨一方面要继承老的清华国学院传统，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然是清华老国学研究院的继承者，是它精神上的延续；我们沿用“国学”为标志，就是要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突出文化的主体性。外国人研究汉学虽然有其成就，但不会有中国学人这样的主体意识，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必须突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主体理解，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新的清华国学院希望如何来继承和发展呢？我们用八个字来表达：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要突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识，理直气壮地突出我们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我想，中国人主导中国研究的时代应该是慢慢到来了。但是，这个中国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我们绝不是排外的、拒绝外部世界的、封闭的。“世界眼光”也是我们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这个眼光让我们不仅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吸收汉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汉学的水平，还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我们要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领导世界的潮流，即我们要使自己不仅与世界合流，而且成为主流。这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所应当有的一个志向和宗旨。
[1] 可参看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桑兵等：《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桑兵等：《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2] 黄节：《国粹学报叙》，《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列书名和页码。
[3]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学的历史》，81页。
[4] 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89页。罗志田以为此文可能为刘师培草，见罗书《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63页。
[5]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类似观念还可见姚光：《国学保存论》，《国学的历史》，96页。
[6]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学的历史》，60页。
[7]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学的历史》，70页。
[8] 邓实：《国学今论》，《国学的历史》，第49页。
[9]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学的历史》，56页。
[10] 黄节：《国粹学报叙》，《国学的历史》，18页。
[1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3页。
[12]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学的历史》，81页。
[13] 梁启超《新民说》，见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22页。
[14]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 邓实：《东西洋二大文明》，《光绪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185—186页。
[16]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学的历史》，61页。
[17] 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页。
[18] 《国学讲习会序》，《国学的历史》，77页。
[19]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21页。
[20]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国学的历史》，142页。
[21] 同上，143页。
[22] 同上，144页。
[23] 章太炎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章太炎政论选集》，259页。
[24] 此为《国故月刊社》之宗旨。
[25] 东南大学《史地学报》2卷4号（1923年）有文云：“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言之，则中国原有学术……”。（139页）
[26] 王缁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年，1页。
[27] 《清华周刊》360期，1925年10月25日，21—22页。
[28] 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5页。
[29] 范百诲：《青年国学的需要》，《国学的历史》，263页。
[30] 《国学概念与中国人文研究》，“中研院”第28次院士会议主题讲演，见往复网。
[31]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的历史》，194页。
[3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国学的历史》，142—152页。
[33] 《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1980年，482页。
[34] 林语堂：《科学与经书》，《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12/1。
[35] 顾颉刚的两段话皆见《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国学门周刊》，2卷13期，3页。
[36] 毛子水：《胡适传》，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96页。
[37] 见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
[38] 《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文集》卷三，50页。
[39] 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26页。
[40]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序。
[41] 《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48页。
[42]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29页。
[43] 同上，81—89页。
[44]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40页。
[45] 当然他们后来有些变化，比如章太炎早年“订孔”，对孔子有责难，但晚年又收回了。
[46] 参看陈以爱书，182、205页。
[47] 龚鹏程《国学入门》认为清华国学院的课程和教育与西方或日本的汉学接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28—229页。
[48] 关于胡适继承章太炎汉学的一面，参看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91、223、224页。
[49] 北大国学门，包括胡适，对此有所意识而未能真正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启蒙的文化观支配了北大国学门的方向，不仅对民俗、民谣的重视是这样，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缺乏信心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可参看我的文章《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0] 引自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88页。
[51] 吴宓说：“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371期，1926年3月19日）。不过事实上，因胡适和傅斯年等所谓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陈寅恪似以“科学”超出人文学，故不太赞成“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提法，认为这是新派学人即留学生的主张，也是容易出偏差的。参看《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439页。
[52] 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一文中说：“以清华设备之富，梁王声望之隆，清华研究院遂远远超过上海之哈同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乃至北大国学研究所之上。”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20页。
[53] 卢毅指出：“从后来步入正轨的史语所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者显然占据主流，下设三组即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领衔。”《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89页。
[54]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已指出，新国学研究之新即在引入外来学术的方法。刘梦溪也指出，北大国学门是新国学，清华国学院比起北大国学门是更新的国学。见氏著《国学与经学》第七章《论国学》，中华书局，2021年，323页。
[55] 参看陈以爱书，291页。
[56] 如黄侃便认为，研究国学，懂外文不一定是必要的，王念孙不懂外文，也是一个大学者。参看《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397页。
[57] 可参看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8] 参看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9] 《〈敦煌掇琐叙目〉叙》，《北大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60] 2009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本人的整版专访，讨论近代国学之演变与清华国学院的地位，本文即在此专访基础上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