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诗路与诗歌创作

李义山《海上谣》与桂林山水及当日政局

叶嘉莹

一 引论

李义山的诗风以晦涩难解著称，而我个人则天性好奇，越是难解的诗，我对之越有研读的兴趣。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讨论义山《燕台四首》的文稿，便是为了满足我个人好奇心的一种尝试探讨之作。《海上谣》是义山另一首难解的诗，关于这一首诗，我也有个人的一点推测。现在先让我们把这首诗抄录出来一看：

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1]

这首诗在冯浩及张采田所编的《玉谿生年谱》中，都被编列于宣宗大中元年丁卯（847），以为乃义山三十六岁时随郑亚赴桂管幕辟掌书记时之所作[2]。这一般说来乃是可信的。至于这一首诗的含意，则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以为此诗乃言求仙之事，朱鹤龄笺注主之[3]；第二，以为此诗乃叹李卫公之贬而郑亚渐危疑之作，冯浩笺注主之[4]；第三，以为此诗乃义山自伤一生遇合得失之作，张采田会笺主之[5]。两年前我曾在《抖擞》第三期中，读到任真汉的一篇《桂林山水写生记》，其中有一段提到李义山这首《海上谣》，以为“诗中的玉兔、仙桃、紫鸾、蓬莱仙境、龙堂、香炉、古树等等，皆七星岩内可见到的景物，都是钟乳凝成的”[6]，当时以为此说虽颇为新颖，然而却缺乏确据可资证明，所以也就并未加以注意。其后我于那一年的秋天，也曾有机会回国探亲，并且去桂林游览了一次，亲自见到了桂林山水的奇丽，而且听到了导游人所介绍的与这些奇丽的山水结合在一起的一些神话传说，因此想到以义山这样一位感觉敏锐而富于想象的诗人，如果说他曾经因见到这些奇丽的景物而触发了作诗的灵感，当然也并非绝不可能。

一般人多以为桂林山水之得名，盖始于宋朝范成大所写的《桂海虞衡志》，其实早在南北朝隋唐之际，桂林的山水早就得到过不少文士诗人的题咏了。据《广西通志》的记载，南朝刘宋时名诗人颜延之，即曾读书于桂林独秀峰的石室之中，独秀峰即因其诗句而得名[7]。到了唐朝的时候，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为桂州的裴行立中丞写过一篇《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盛称当地景物亭台之美[8]。直到现在，“訾洲烟雨”也还是桂林的一个名胜。与柳宗元同时的另一位诗人，曾经做过桂管观察使的李渤，也曾写过不少描写桂林山水的诗篇，他的《南溪诗序》就曾经对桂林的山川岩洞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9]。柳宗元及李渤时代皆在义山之前，足可见桂林之山川岩洞，在唐代义山之前，便已曾引起过不少诗人文士的注意及题咏了。义山虽然不是一位以写山水著称的诗人，可是他在桂林时，却也曾写过不少吟咏当地山川风物的诗篇。如其《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一首，即曾有“泷通伏波柱，帘对有虞琴。宅与严城接，门藏别岫深。阁凉松冉冉，堂静桂森森”[10]之句，诗中所写的“伏波柱”就是桂林一处有名的胜景，冯浩注即曾引《桂海虞衡志》云：“伏波岩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凿通透，户牖旁出，有悬石如柱，去地一线不合，俗名马伏波试剑石，前浸江滨，波浪日夜漱啮之。”[11]次句的“有虞琴”也是当地一处古迹，冯浩曾引《寰宇记》为注云：“桂州舜庙，在虞山之下。”[12]其后“宅与严城接”四句，则义山写的正是他处身的府署前所见的景物。冯浩也曾引《桂故》云：“此数句状府廨与独秀山相接，如在目中。”[13]可见义山在桂林时，必曾对当地之山川留有极深刻之印象。如其诗集中之《桂林路中作》《桂林》《海客》《谢往桂林至彤亭窃咏》《即日》《北楼》《思归》《异俗》等篇，便也都有着记叙当地山川风物的诗句。此外如其《樊南文集》及补编中，还曾收有他在桂管幕府中所作的一些祭赛当地山神及城隍的祝文。这些记述，都可证明义山对于桂林之山川景物原是相当熟悉的。然则他的《海上谣》一诗，如果说当其写作时曾经自桂林岩洞中的一些奇景获得灵感，当然便也是十分可能的了。不过，义山毕竟不是一位只以记叙景物为满足的诗人，他的诗篇中，几乎无不蕴蓄有他自己个人所特具的一种深微幽隐的情意，而且此种情意与他的身世遭际更往往结合有密切之关系。因此在他的诗集中，一般说来以抒情记事的诗为最多，且多以象喻之方式表出之，那也正因为这些诗与他个人的遭际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不便明言的缘故。至于单纯写景之诗则不仅数量极少，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因为义山的诗，即使是以写景为标题的，他所写的也必然不仅是眼前所见的景物而已，而一定糅合有由他自己内心所引发感兴的一份情意。即如他的《西溪》一诗，题目虽指的是潼川府西门外的一条溪水，可是所表现的却是他“怅望”“潺湲”的一份相思怀想之情；又如其《暮秋独游曲江》一诗，他所写的也并非曲江的风景，而是他自己因所见“荷叶”之荣枯，而引发的一份有生的长恨；更如他的《乐游原》一诗，其所写也不仅是眼前“夕阳”之景，而是他自己对于衰亡迟暮光景难回的深重的悲慨。何况《海上谣》一诗即使仅从题目来看，也绝不像是单纯写景的作品，所以这一首诗虽然可能曾自岩洞中之奇景获得灵感，可是其内容所写绝不仅是义山所见的岩洞中的景象而已，一定有着更深的含意。那么其中的含意又是什么呢？

从我们在前面所引的几家注解来看，其中的含意最少有三种可能：其一是言求仙之事，其二是叹李卫公之贬，其三是伤一生之遇合得失。关于这三种说法，我以为都有可能，但我并不能完全同意他们解说的方法，因为他们可以说完全是用猜谜语的方式来测诗，而不是从诗歌中的意象所直接给予读者的感受，来推求诗歌本身所传达的情意。这种解说，就算能把诗歌中的情意猜对了，也仍然不是正当的说诗之道。不过他们所猜的情意，有时也可能有部分的正确性，那便因为引起他们这种猜测的，原来往往都是由于诗歌中所蕴涵的某一种质素的缘故，只是他们在解说时，却常把这种属于诗歌本身的质素竟完全忽略掉，只按自己的猜测去牵合附会，这就未免舍本而逐末了。现在我们只就引起他们猜测的一些质素来看。“求仙”的说法，盖由于桂林山水的奇丽本来就容易引起人们有关神话的联想，何况义山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许多意象，原来也就结合着许多神话故事，这当然是朱鹤龄之所以有“求仙”之猜测的缘故。再从“叹李卫公之贬”一说来看，则是由于写诗之年代与历史背景的结合，盖义山赴桂管幕府在大中元年（847），其时正当宣宗初即位以后，李德裕罢相被贬之时，而义山的府主桂管观察使郑亚，却原来正是李德裕一个派系的人物，因此义山对李德裕的被贬致慨，当然便也是十分可能的。这正是冯浩之所以作此猜测的缘故。至于“伤一生之遇合得失”之说，则一方面是前一种说法的引申，因为李德裕被贬，郑亚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事实是不久郑亚也被贬到循州去做刺史，而义山不久也就失去了他在幕府中的职位，所以他在此时“伤一生之遇合得失”，当然也是极为可能的，这正是张采田之所以作此猜测的缘故；何况另一方面就全诗所表现的意象和情调来看，原来也暗示有一种怅惘失意的哀伤，这当然也是使张采田作此猜测的另一因素。可见这几种说法原来也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他们在解说时，未能从诗歌本身这几种质素去深入探求，而只想按自己的猜测来牵强比附，这当然就容易步入歧途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想要从这首诗本身所表现的意象和感情基调，以及其所能唤起的联想和托意，来做一次整体的分析。只是如果把以上所提到过的三种可能的解说，都同时拿来加以分析，必然会显得过于繁乱，所以我们现在将先把诗中的意象与山水的形象及神话相结合所可能提示的象喻和情感的基调来作第一层的说明，然后再以历史的背景所可能附加于诗歌上的含意，来作第二层的说明。这种说诗法，只是我偶然想到的一种方式，现在就让我们用这首《海上谣》来做一次解说的尝试。

二 意象与神话

首先从诗中之意象及其所可能提示的神话之象喻来看，这一首诗的标题《海上谣》三个字就已经有着双重的含意了。先就意象之得自现实景物者言，桂林位置本来就接近海上，所以一般人往往称桂林为桂海，范成大记叙桂林山川的名著，便题为《桂海虞衡志》，足可为证。而且义山的《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一诗，也有“水势初知海”[14]之句，所以《海上谣》之标题，自然可以有歌咏桂林山川之意。但另一方面《海上谣》却也可能有歌咏求仙之事的喻示，因为海上既原来就有神山之说，而且义山另一首标题为《海上》的诗，曾经写有“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15]之句，便明明是咏求仙之事的，所以《海上谣》之标题，便自然也可以有咏求仙之含意了。而义山又往往以求仙之不得，来喻托他自己的一份追求向往而终于落空失望的哀感，所以这一首诗的情调便也提示了除求仙以外的另一层可能的托意。再就诗的本文来看，首句“桂水寒于江”之“桂水”，在现实地理上当即指桂林之漓江。据《广西通志》，漓江一名漓水，源出临桂县东南之阳海山，其源多桂，故又名桂江或桂水[16]。南朝陈苏子卿之《南征》诗，即有“一朝游桂水，万里别长安”[17]之句。至于“寒于江”之“江”，则既与桂水有寒温之比较，自然应该不是泛泛之说，而当特指长江而言，盖长江在古代原来就仅称为“江”。至于桂水是否确较江水为寒冷，虽并无切实记录可考，唯就一般地理观念言之，则桂林远在炎方，其地之水实不当较江水更为寒冷。是则“桂水”二字虽为实有之地，而“寒于江”三字的形容，则可能已非实写其温度之寒暖，而当另有一份写远在异域的冷落凄寒之感的喻示了。至于次句之“玉兔秋冷咽”，则一方面继首句“桂水”点明地域之后，更以此句之“秋”字来点明时节，这是现实的一层含意；而另一方面则“玉兔”乃指神话中月宫之玉兔，遂又透过神话之传说与地名之桂林相呼应，盖神话所传说之月宫中，本来就不仅有玉兔还有桂树，何况月宫之遥远凄寒，在义山心目中或者也正足以唤起他处身桂林的一份遥远凄寒之感。所以下面就继之以“冷咽”二字，“冷”字一方面虽与“秋”字之时节相应合，而“咽”字则已暗示了他所写的固不仅是时节气候之寒冷，而更有内心中一种呜咽悲苦之情绪在了。是则从我们对于此诗之标题，以及对于首两句之分析来看，已经足可见到这一首诗之确实有着写实与喻托的双重含意，此诗之当写于桂林之秋日，正当义山远客于桂管幕府之时，当然也是极为可信的了。

接下来“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四句，也有着写实景与象喻的双重含意。先从“海底觅仙人”一句来看，就写实景方面而言，此句盖当指深入于岩洞之中的寻幽探隐之行。据唐代莫休符所撰之《桂林风土记》，其叙七星山之栖霞洞，即曾云：“昔有人好泉石……裹粮深涉而行，还计其所行，已极东河之下，如闻棹楫濡濡之声在其上。”[18]可见桂林的岩洞，原来就有着深远通于海底的传说；而且在这些岩洞中，本来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仙人的神话，据《方舆胜览》的记载，其叙述七星岩之栖霞洞，即曾云：“洞如佛寺经藏，高大庄严，四众围绕，有如台座，刻削平正，疑仙圣之所盘旋。……唐人郑冠卿遇日华君于洞中。”[19]《广西通志》也曾引《赤雅》之记叙云：“乾宁中临贺令郑冠卿来游，遇二客饮酒奏乐……出晤负刍曰：‘碧空之乐，汝知之乎？乃日华月华君也。’”[20]盖岩洞之深隐幽奇，每令人生神仙之想，而世之吟咏当地之岩洞者，亦每以神仙为说，如唐代曹松之《桂江》诗即有“乳洞此时连越井，石楼何日到仙乡”[21]之句；唐代张固之《七星岩》诗，亦有“岩岫碧孱颜，灵踪若可攀”[22]之句，足可见因岩洞之幽奇而联想到仙人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更何况在岩洞中的深幽之处，又往往有积水萦回，怪石森列，恍如海底骊宫，所以“海底觅仙人”之句，大有可能乃是义山对岩洞之游所得的意象；而另一方面则从此句所涉及的神仙之故实来看，却也有可能是借神仙之事为喻说之辞。盖《汉书·郊祀志》曾载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23]此一故实当然也与在“海底”觅仙人的叙写相应合。而且义山一向也喜欢用这些神仙的故实，来喻写其一份追求向往的渺远之情，如其标题《海上》之“石桥东望海连天”[24]一诗，及标题《谒山》之“欲就麻姑买沧海”[25]一诗，便同样都是以神仙之故实，来喻写其追求向往之情的作品，而这种追求向往的结果，在义山诗中又往往表现为失望落空的悲哀。所以“石桥东望”一句，乃继之以“徐福空来不得仙”的否定，“欲就麻姑”一句，乃继之以“一杯春露冷如冰”的失望。而在这一首的“海底觅仙人”一句之下，乃继之曰“香桃如瘦骨”，便也同样正是这种落空失望之情绪的表现。虽然诸家笺注对于“香桃”之含意都未加以解说，但从上一句之“仙人”来看，私意以为此“香桃”必当指与神仙之事有关的“仙桃”而言，盖《汉武帝内传》曾载有七月七日西王母下降之事，云：“以（仙桃）四颗与帝。”[26]而且《汉武故事》也曾记叙仙桃之事云：“食此可得极寿。”[27]可见依传说所言，若果能觅见仙人得其仙桃而食之，则有极寿长生之可能。而现在义山自叙其所见之“香桃”，竟然“如瘦骨”之坚硬纤瘦，盖极言其不可得而食之也，这种叙写当然正是义山一向的落空失望之情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则七星岩洞之乳石，亦果然有凝结如各种果物之形态者，清代乔莱之诗即有“葩卉无荣枯，梨栗讵餐嚼”[28]之语，今日之七星岩洞中，尚有花果山之一景。可见义山诗中之“香桃”也可能是自洞中景物所得的意象，而且义山之所谓“如瘦骨”的描写，其坚硬之感觉岂不也大有如岩石的意味？至于下面的“紫鸾不肯舞”两句，同样也可能是洞中景物之意象与神仙之故实的结合。先就神仙而言，鸾鸟本来相传就是一种神鸟，冯浩注即曾引《瑞应图》云：“鸾鸟，赤神之精，喜则鸣舞。”[29]今义山更称之曰“紫鸾”，盖极言其毛羽之美丽也。可是这只美丽的鸾鸟竟然不肯一舞，这当然已经予人一种失望之感；何况传说中的鸾鸟既云“喜则鸣舞”，则义山所写的“不肯舞”岂不又可以予人一种悲愁之感？更加之以下一句“满翅蓬山雪”的描写，则更予人以一种高寒寂寞之感。夫“蓬山”仙境也，盖当指鸾鸟所在之地，在此蓬山上之鸾鸟，竟然满翅为冰雪所压，则其所受到的寒冷挫伤之甚，当可想象而知。像这种挫伤悲苦的叙写，自然也是义山一向所惯有的哀愁失意之情绪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则鸾鸟也可能为岩洞中乳石所凝聚的一种形象，清代金虞《咏七星岩栖霞洞》一首长诗，就曾有“灵踪幻景置勿论，化工肖物诚匪夷。烟中指点万蠕动，羽毛角觡兼鳞鬐。赤鲩飞趁雨工雨，青凤下啄芝房芝”[30]之句，足可见洞中之乳石盖必有形如鸾凤者，义山诗中所说的“不肯舞”，也就正因其本为乳石之形象而并非真正之鸾鸟的缘故。至于其翅上之冰雪，则极可能为乳石结晶之闪烁，而且据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之所记叙，七星岩栖霞洞中，也果然有“石液凝冱，玉雪晶荧”[31]的景象。所以这两句诗中有关神话的喻说，其意象之曾受到岩洞中一些景物的触发，当然也是大有可能的。

下面的“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两句，其所谓“龙堂”当然仍是承神仙之喻说而来，《楚辞·九歌·河伯》即曾有“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32]之句，可见“龙堂”原指海底神人所居，且极为富丽精美。而这一句除了神仙故实之外，也同样可能是岩洞中的景象。如明代俞安期之《栖霞篇》一诗，描写七星岩洞之景象，即曾有句云：“神斤鬼斧构灵窟，绿涂碧缀开仙庭。灵窟仙庭非一所，阴深独有栖霞府。到如天表叩明堂，入似星躔穿广宇。……讵信青山寂寞区，翻藏玄圃繁华宅。”[33]可见地下岩洞中，盖必有如龙宫仙庭之窟室。至于“龙堂”而云“借得”，则可见此“龙堂”之但为暂时憩身之地，而并不是可以长住久居之所。然则“借得”此“龙堂”之后，又将何所为乎？所以下一句之“晓出揲云发”五字，就句法言，实当为上一句之引申补述。而“揲云发”三字之含意，则又非常难以猜测。盖此句之“揲”字并不习用。而就“云发”二字来看，则此句所写盖当指女子而言，再从“揲”字在句中之位置来看，此“揲”字盖当指女子对于其“云发”之一种动作。而“揲”字之作为动词使用，则大约有以下之几种解释：其一，据许慎《说文解字》：“揲，阅持也。”段玉裁注云：“阅者，具数也，更迭数之也。……《易·系辞》传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谓四四数之也。四四者，由一四二四数之，至若干四则得其余矣。”[34]这里所说的原来是古代用蓍草占卜的一种方法，《周易》孔疏即曾云：“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35]可见“揲”字原可以指占算时对蓍草之计数而言。这是“揲”作为动词用所可能有的第一种解释。其二，据《广雅·释诂》之说，则云：“揲，积也。”其三，据《说文通训定声》云：“揲，假借为。”[36]而“”字之义，则据《说文》段注乃指“金铜铁椎薄成叶者”[37]。从以上三种解说来看，“椎薄”之说当然最不可采用，因为“云发”实在无法“椎薄”为金属之叶片。至于“积也”的说法，则似乎较有可能，因为一般人往往会自“积”字联想到“堆积”之意，而一般形容女子之发髻，则常用“堆云”二字为描写，然则义山诗中的“揲云发”岂不也可以有把头发梳为堆云之髻的意思。不过，这种解释实在有一点值得考虑之处，那就是一般所谓“堆云”的“堆”字多为形容描写之词，而并非动词的性质。至于《广雅》把“揲”字解释为“积也”，从《广雅疏证》中王念孙所引“《淮南子·俶真训》云：‘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揲贯’犹言积累”[38]的说法来看，则当是动词累贯积聚之意，与堆云之形容并不尽合。所以私意以为义山之“揲云发”一句，所用似仍当以《易·系辞》之“揲”字的解说最为可信。盖《易·系辞》之说，在旧传统之读书人中，该是最为惯见习知的一种用法。而且“揲”字如果有占算计数之意，在义山这句诗中，就可以造成两种提示：一种是将云发梳分为若干绺而整理之，一如占卜时之将蓍草分为若干组而计数之，这不仅写出了女子梳妆的一种动作，而且也显示了一种着意梳理的精微的心意；另一种提示则是由于“揲”字原来有着占卜之意，因而遂使得“揲云发”的动作，也产生了一种对于未来的遇合有所祝愿祈求的情意。而且从上面的“晓出”二字来看，应当是说从清晓起身出至龙堂时，便一直在梳理其云发而期待着有所遇合了。至于此一“揲云发”之女子究竟何指，则在中国旧诗之传统中一向有“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之说，所以此一女子原来并不一定指现实之女子。义山固可以用女子自喻，也可以用女子喻人，其所要表达者，原来只是一份妆梳自饰期望有所遇合的情意而已。而从此诗前面所写的“觅仙人”等句来看，其所期望遇合者，自当属神仙之人。

由于前数句表现了对神仙的期望，所以下面乃承以“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两句，以写求仙之落空的结果。盖“刘郎”一句，义山所用即为汉武帝求仙之故实。据《汉武帝内传》载，武帝曾于“七月七日……燔百和之香”[39]以待王母。所谓“旧香炷”者，当即指其焚香以待神仙之事，而其所得者，则为“立见茂陵树”之结果。盖“茂陵”者，武帝之陵墓，“立见”者，立时见到之意，以此句与上句之“旧香炷”合看，其立见其死亡以后之墓树已拱矣。所以此二句所表现之情调，实在应当是对于诗中所有求仙之喻说的一个总结之语，谓此种追求寻觅之终必归于虚幻落空死亡沉灭之下场而已。这种悲感当然也正是义山诗一向所惯有的情调。另一方面，则“香炷”与“陵树”之意象，也可能仍得之于岩洞中所见之景象，明代俞安期之《栖霞篇》诗，记七星岩洞中景物，即曾有“朱坭炉冶炼药地，硃砂阡术分区田”及“琼实青柯积乳液，瑶荑碧叶滋膏泉”[40]之句，可见洞中之乳石，盖有凝结为仿佛丹炉及树木柯叶的各种形象，而此种想象本来可以因人而异，极为自由，义山岂不也大可以因之而想到汉武帝当日求仙之香炷及其死后之陵树？不过此句在“揲云发”一句之后，“揲云发”句所写已不仅是洞中乳石之景象而已，更参入了人事的情调，所以如果将此二句中之“香炷”及“陵树”之意象，来与上面诗中的“香桃”“紫鸾”“龙堂”诸意象相比较，则前面的一些意象，其得自于洞中实有之景象的可能性，实在较此二句为大。而自“龙堂”中出现了“揲云发”之人以后，此二句已转变为对“海底觅仙人”之失望落空的总结之语，主要是借用汉武求仙之故实，来写一份追寻不得的落空失望之情，其意象之得自于洞中实有之景象的可能性，较之以前诸诗句，已经大为减少。而且其所标举的“刘郎”“茂陵”等明指汉武帝故实的字样，也给我们另外提出了一条有关当日历史背景的线索。关于此点，我们将留待以后再加讨论。

至于最后的“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两句，于“云孙”一词，朱注及冯注皆引《尔雅》为说云：“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41]是“云孙”盖指后世子孙而言。又于“上元”一句之下，并引《汉武帝内传》云：“帝以上元夫人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42]是则“上元细字”盖当指上元夫人所授的神仙之书。至于“蚕眠”二字，则朱注及冯注都曾经引《书断》云：“鲁秋胡玩蚕，作蚕书。”[43]是“蚕眠”盖当指字迹之如“蚕眠”也。以上关于各词语之出处及解说，各家笺注虽然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有关这两句含意之笺释，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冯注既以为此诗是“叹李卫公贬，而郑亚渐危疑”[44]之作，故其解说此二句乃云“‘云孙’比郑亚，君相擢用之庶僚，犹高曾之有云仍。‘卧秋烟’者，失势而愁惧也。‘上元’句，喻卫公之相业纪在史书，且暗寓为之作一品集序”[45]。张氏《会笺》则既以为此诗是“自伤一生遇合得失”之作，故其解说此二句乃云：“‘云孙’自喻，义山系本王孙。‘细字’‘蚕眠’比己文章，言从此为人记室，以文字为生涯也。”[46]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从诗歌本身所予读者直接之感受立说，而只是就字面相比附，将诗歌当做谜语去猜测，把“云孙”猜做庶僚，把“细字”及“蚕眠”猜做自己的文章，这种谜语式的猜测，当然使人难以尽信。比较之下，反而是朱鹤龄之说较为可取，因为朱氏对此诗的注释，通篇都是就诗中所用的神话之故实为说，所以对此二句之解释，也仍然承接着前二句汉武帝求仙之事为说，云：“言武帝云孙皆尽，此上元蚕书亦安在哉。”[47]所以如果从神话的喻示来看这首诗，则此二句实在正是全首诗所表现的对于神仙之向往追求，终于落空以后的一个非常绝望的总结束。只是这种解说，仍有一点令人难以满意之处，那就是在“云孙”一句中的“帖帖卧秋烟”五个字，并不能切实表现“云孙皆尽”的死亡灭绝的感受，因为既云“卧”就是仍然存在之意，只不过是“卧”于“秋烟”之中而已。那么，义山这一句诗中的意象，又究竟从何而得，又有着什么喻意呢？首先我们从“秋烟”之意象来看，似乎大有指天上云烟之意味；再则“云孙”一词，除去《尔雅》中指后世子孙的训诂之说以外，实在还可能有来自神话的另一种解说，那就是天上的天孙织女之意。虽然一般对于织女都只称为“天孙”，而并不称之为“云孙”，然而天孙既有可以织为云锦之说，则天上之云，自然便可以看做是天孙的一种喻象。而且织女之所以被称为“天孙”，原来就因为是“天女孙也”[48]的缘故。如此看来，则“天孙”为其身份，“云锦”为其喻象，然则如果合其身份与喻象而称之为“云孙”，此在富于联想之诗人李义山言之，当然也是大有可能的。其实冯浩的《笺注》便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故在其所附录之补注中，即曾云“按皆以仙家寄意，云孙疑即天孙”，冯氏之所以虽然有此想而不敢作此说者，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以为这种说法找不到出处的缘故。所以他竟然宁可用《尔雅》之说，而把“云孙”猜做“庶僚”，这实在是中国旧传统之说诗人过于重视出处故实，而不肯从诗歌本身所提供之意象来推寻的一般通病。其实用“天孙”之身份与“云锦”之喻象来解释“云孙”，不仅与全首诗的神话之喻托相应合，而且与“帖帖卧秋烟”五个字的描写也非常贴切。盖“帖帖”有“服帖”及“安帖”之意，是此句盖谓天孙织女之远在云端，唯静卧于高秋之烟霭中而已。如果就神话之喻托而言，同暗示神仙之渺远不可得近，故继之以“上元”一句，谓上元夫人所留的神仙之书，亦已难以辨识，故既曰“细字”，又曰“蚕眠”，皆极状其字迹之模糊佶屈不可复读之意。像这种渺茫飘忽追寻不得的怅惘，当然正是义山诗一向所惯有的情调。而且这两句除了神仙之喻说外，其所呈示的意象，也与此诗开端之“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两句所写的景物与时节有着遥遥的呼应。是则就全诗之结构言之，此诗原是从大自然之桂水及秋日之时节写起的，自“海底觅仙人”一句以下，则可以视为进入岩洞以后，对所见种种诡奇之景象所引起的各种神话之想象的叙写；至此句之“云孙帖帖卧秋烟”乃又回到对大自然之云烟及秋日之时节的叙写，大有豁然重见天日之感。至于“上元细字如蚕眠”一句，也可能与所见之岩洞的景象，仍有着密切的关系。盖据《广西通志》所载宋朝尹穑所写的《七星岩栖霞洞铭序》即曾云：“栖霞洞……旧名玄元栖霞洞，唐祖老氏，尊以玄元之号，洞额镵刻篆字奇古不磨。”[49]所以这一句诗中之意象，也可能得之于义山自岩洞步出时，在洞额所见的奇古之字迹的镵刻。不过，正如我在本文开端所言，义山毕竟不是一个只以叙写景物为满足的诗人，这一首诗中的意象，虽然可能从桂林之山水岩洞之景象获得过灵感，可是在诗中，它们又都曾经与神话相结合，提供了许多情意方面的喻示，其主要的感情基调当然是在表示一种在凄寒寂寞之感中，对于种种追寻向往而终于落空失望的悲慨。只是义山所悲慨的情事又究竟何指呢？为了回答此一问题，所以当我们对于这首诗中的意象之由来、神话之喻示及感情之基调都有了相当了解之后，我们就将对于义山当年写这首诗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个人的身世遭际做一探讨。

三 历史背景及作者身世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这首诗有没有影射当日政局的可能，关于此一点，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这首诗中的“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两句，实在就是暗示着当日政局之变化的一个重要关键。根据《旧唐书·武宗本纪》的记载，唐武宗好道术，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邓元起之言，学长生之术，服食修摄，以是得疾，于会昌六年（846）三月崩，同年八月葬于端陵，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义山这首《海上谣》就是作于武宗崩后的次年，正当国家政局有过一次大变动之后。诗中之“刘郎”明指汉武帝，暗中即指唐武宗，“茂陵”明指汉武帝之陵墓，而暗中实指唐武宗之葬于端陵。我们这样说是有着足够之根据的，因为不仅作诗之年代与政局之变化相吻合，而且用汉武帝来暗指唐武宗，在义山诗中也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托喻。举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来说，义山在武宗死后曾经写过三首五律，标题为《昭肃皇帝挽歌辞》，其中所引用的就全是与汉武帝有关的故实。冯浩注此三诗，即曾云：“武宗大有武功，笃信仙术，绝类西汉武帝，三诗用典，大半取之。”[50]又如其标题为《茂陵》的一首七律，就也是全首以汉武帝来托喻唐武宗的作品，朱鹤龄《笺注》亦曾云：“按史武宗好游猎及武戏，亲受道士赵归真法箓……此诗全是托讽。”[51]从以上的引述，足可证明《海上谣》这首诗中的“刘郎”与“茂陵”两句，其暗指武宗之崩当是非常可信的。只是武宗之崩对义山而言又有什么可悲慨的呢？谈到此点，我们就不得不对唐代的历史和义山的身世多有一点认识。

义山生于宪宗元和七年（812），卒于宣宗大中十二年（858）[52]，在其四十六年之生命中，曾经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世，当时正值唐代多事之秋，外则有藩镇之专据，内则有宦官之弄权，更加之以大臣的党争，帝王之生杀废立尽出于中官，朝士之进退黜升半由于恩怨。现在先就帝王言之，宪宗朝虽有平定淮蔡之功，然而既宠任宦官，又多内嬖，且信方士，终于在元和十五年（820）一夕暴卒，传言为宦官陈弘志所弑；穆宗为诸宦官所拥立，又性好嬉游，遂致政事大坏，在位不过四年，而卢龙、成德、魏博诸藩镇相继为患；及敬宗即位，时年不过十六，好嬉戏，善击球，又喜夜猎，一夕出猎夜还，遽为宦官刘克明等所弑，在位不过两年；文宗亦为宦官所拥立，及即位后，虽有心于勤政图治，然宦官之积势已成，不免为其所制。其后有郑注及李训二人，初因宦官王守澄以进，继而文宗欲倚之谋诛宦官，因诈称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而伏甲欲待宦官之来而诛之，不幸为宦官所觉，遂酿成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自宰相王涯以下千余人被族诛。所以文宗曾经自叹“受制于家奴”[53]，终于郁郁以殁。及武宗即位，用李德裕为相，当其入谢之时，首对武宗所言者，即云“常令政事皆出中书”[54]，因为如此便可以逐渐削减宦官的权势，其后又与“枢密使……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55]，于是宦官之监军，也逐渐成了无实的虚名。因此武宗之世，遂能内平泽潞，外拒回鹘，一时颇有中兴气象。只可惜武宗也迷信方士之术，终以饵金丹受毒，及其疾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诸宦官马元贽等遂密于禁中定策，云：“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当为皇太叔。”[56]光王怡者，宪宗之子而武宗之叔也。武宗崩，遂即位，是为宣宗。即位后仅数日，李德裕即罢相，授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未几，又改授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次年（847）改元大中，二月，又以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即逐步解除其政权，同年七月，遂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次年冬，再贬为崖州司户，又次年李德裕遂卒于崖州。义山之赴桂管观察幕在大中元年（847）春，桂管观察使郑亚原与李德裕相善，当李德裕在翰林时，郑亚曾以文干谒，李德裕高其才。会昌初李德裕为相，郑亚始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刑部侍郎，又拜给事中。及德裕罢相，郑亚遂出为桂管观察使[57]。李义山的《海上谣》就是大中元年（847）秋季在桂管观察幕府中的作品，则其有慨于武宗之崩及李德裕之贬，便也是极有可能的了。所以冯浩便以为此诗是“叹李卫公之贬”。可是这里面却牵涉一个问题，就是李德裕被贬的时间，究竟是在宣宗大中元年（847）的哪一个月？据《旧唐书·宣宗本纪》所载，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七月。冯浩就是根据此一记载而作的解说。可是《新唐书》却记其贬潮州司马在大中元年（847）十二月，《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之说同，且引前永宁尉吴汝纳讼李德裕冤杀其兄吴湘事，以为乃致贬之由[58]。然而考之《旧唐书·吴汝纳传》，则因吴湘案而被贬者，实不仅李德裕一人，如郑亚就也因此案而被贬为循州刺史，至其被贬之时间则为大中二年（848）十二月。李德裕亦同时因此案而被再贬为崖州司户。所以如果按《资治通鉴》所云其被贬是由于吴湘案，则当指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再贬崖州司户之事而言。至于李德裕之被贬潮州，则很可能是在大中元年（847）的秋七月。因为在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中，曾载有标题《汨罗》的一首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万里碧潭秋景静，四时愁色野花新。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59]从其首句之“远谪南荒”来看，足可见此诗为被贬时之所作。又从其中的“秋景静”一句来看，可见被贬之时节正值秋日。且据《旧唐书·李德裕传》之所载，其被贬潮州时，是自洛阳经水路赴潮阳，如此则汨罗江正为其舟行所经之地。不过《旧唐书·李德裕传》又误记此事于大中二年（848），然考之大中二年（848）之再贬乃在冬季，与诗中所写之“秋景”不合，且自潮州赴崖州，也不必经过汨罗。如果谓其大中元年（847）秋被贬，而于大中二年（848）秋始赴贬，则又难有是理。所以从李德裕自己的诗来看，其贬潮州在大中元年（847）秋，应当是可信的。所以冯浩笺注以为义山这一首《海上谣》是叹卫公之贬自当极有可能。只是如我在前面所言，此诗影射当时政局之线索，主要在“刘郎”及“茂陵”两句，所以此诗之重点仍当以感慨武宗之崩及政局之变为主。当然李德裕之贬，也是此种变故中可感慨的重要情事之一，然而却不是只致慨于李卫公之贬的。

至于谈到武宗之崩及李德裕之贬与义山之关系，则我们又须对义山之身世稍有了解。义山少小孤寒，十岁丧父，十二岁就要以“佣书贩舂”的劳苦工作，来负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他自少年时代便刻苦自励于读书，当然盼望着能有一个仕进的机会。除去家贫的因素使他急于求仕进以外，我们从他的诗文来看，更可以知道义山原来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有志之士。所以在他的编年诗集中，我们很早便可以看见他所写的，假托咏史而讽刺时政的一些作品，如其《陈后宫》二首之讽敬宗之荒嬉；《览古》一首之痛敬宗之被弑；《隋师东》一首之责诸将讨李同捷之无状，便都是借古讽今之作。及文宗甘露之变，他所写的《有感二首》及《重有感》诸诗，既愤阉竖之横行，又哀大臣之被害，更寄望于刘同谏之清除君侧，其悼痛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从这些诗中，当然都可以见出他对于政治的理想和见解。只是义山科第不利，两次应考，皆未登第。直到文宗开成二年（837）二十六岁时，才因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之推誉考中了进士[60]。而就在当年的冬天，他就写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著名的长诗，先写出了他所见的民间疾苦，如“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61]的荒凉景象；又指出了当时政纲的紊乱，如“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幸臣辈，或由帝戚恩”[62]以及“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63]的各种弊端；更写出了人民的悲苦酸辛，如“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64]；而且同情饥民之为盗者云“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65]；更在篇末陈述了自己的愿望说“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额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66]，表现出极为热挚地想要救民匡国的一片激情。也就在他写了这一首长诗的次一年，他又去参加宏词科的考试。盖唐制只考中了进士并不能授官，必须再应他科而中，谓之登科，始得授官[67]。当时他虽然已经为吏部所取中，可是把姓名上之中书时，却因为“中书长者言‘此人不堪’”遂将名字抹去，因而落选[68]。义山在其《与陶进士书》中，曾经述及此事，唯未言及中书长者为何人。冯谱及张谱皆以为是与令狐相善者。盖因义山是年已娶王茂元之女为妻，而在当时政坛朋党之争中，令狐父子属于牛僧孺之党，王茂元则属于李德裕之党，因而令狐党人遂恶义山之背恩而抹去其名。可是从当日的情形来看，则令狐楚已于前一年病卒，而令狐绹则正在丁忧家居之日，则其相排挤者，或未必尽由于令狐党人，很可能是中书长者中或者有人因义山诗作中对于政坛弊端之揭举有所不喜，因而不愿使其中试入官者。可是义山之好以诗歌表示其对当时政局之感慨的习惯，则依然未改。如其于开成四年（839）所写的《四皓庙》一诗，致慨于文宗时庄恪太子不能得大臣之保全；开成五年（840）所写的《咏史》一诗之哀悼文宗虽有心勤俭图治，而终于抑郁而殁；其后当刘被宦官所诬陷而被贬死之时，义山所写的《赠刘司户》一首，《哭刘》一首，《哭刘司户》二首，及《哭刘司户》一首，对于这一位因反对宦官专政，而终于斥逐潦倒以死的忠义之士，更表现了最大的哀悼和同情。关于刘的政治主张，据史传所载刘于大和二年（828）所上之对策来看，他的重要政见，约有以下数端：其一是解除宦官的专权，提出说：“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此宫闱将变也。”其二是反对藩镇的跋扈，曾提出说：“威柄陵吏，藩臣跋扈……则政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其三是主张信用大臣，选贤良而划一法度，曾提出说：“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法宜画一，官宜正名。”[69]凡此种种主张，在当日都可说是切中时弊之言。义山既对刘极致哀悼同情之意，则其政见自当有与刘暗中相合者，这从他一些讽刺时政的诗中，也足可得到证明。如果从武宗朝李德裕为相时之政绩来看，则竟然与这些政治主张颇有暗合之处。李德裕不仅被召之时，入谢武宗，就曾提出过“常令政事皆出中书”之言，其后于会昌五年（845），给事中韦弘上疏论中书权重，李德裕又曾奏论，引《管子》之言云：“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从令者死’。”[70]可见李德裕当时所具有的集权中书力行法治的决心，这也正是削减宦官威权的一个极有效的办法。此外李德裕更能以“术”与“法”兼济，用表面结交优礼的态度，逐渐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71]。宦官既在朝廷之内与藩镇之外都失去了实权，于是威权曾经震撼朝廷的仇士良，终于不得不告老求退，而且最后曾被削去官爵籍没家资[72]。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曾赞美李德裕说：“夷考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仇士良挟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谢病以去。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73]然则德裕之所为，岂不与刘所主张的“解除宦官之权”“揭国柄以归于相”以及“划一法度”诸说，皆相暗合。至于平泽潞之叛，当然也部分实现了刘反对藩镇跋扈的主张。义山既曾对刘之直言被斥极为哀悼同情，则其对李德裕为相时的一些政绩，当然也应该会拥护赞赏。所以他对于武宗崩后李德裕之罢相被贬此一政局的改变，当然也必会深有所慨。何况武宗崩后，宣宗之立又同样是出于宫廷中宦竖的密谋，李德裕之贬也出于宦官之报复。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就曾论及此事云：“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而诏从中出，废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岂旦夕之谋哉。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必将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其得志而欲诛逐之，必矣。”[74]义山之《海上谣》既作于武宗崩后李德裕被斥逐之时，则其诗中之含有以上之种种感慨，当然便是可能的事。何况义山当日的府主桂管观察使郑亚与李德裕又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则义山自己之仕途，在此一政局之改变中，当然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以义山终身之坎，对于此种变故之发生，除了感慨国事以外，如果说他也杂糅有自己的身世之感，当然也是可能的。

四 诗中可能的托意

以上所言，都是义山《海上谣》这一首诗所可触及的足以引起其感慨的写作背景和情事。以前我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中，曾经提出过如何判断作品之有无寄托的几项原则，以为第一当就作者之生平为人来作判断，第二当就作品叙写之口吻来作判断，第三当就作品所产生之环境背景来作判断。如果从以上的三项原则来看，则义山平日之为人就喜欢藉诗歌感慨时事，而且又处身于党争政变之中，此其一；诗中的“刘郎”及“茂陵”两句之口吻，可能喻示武宗之崩，此其二；武宗崩后，宦官之拥立宣宗及李德裕之贬，当时的背景，为本诗提供了丰富的本事，此其三。我们既然已经可以确定这一首诗之可能有喻托之意，而且也知道了与当日写作背景有关的一些情事，现在我们就将尝试把诗歌本身的意象和情绪所可能揭示的喻意略加说明。

这首诗开端的“桂水”点明了义山所在之地，“寒”“冷咽”等字，不仅点明秋季，也喻示了义山远在异域的凄寒之感。“玉兔”以月中之“玉兔”的意象，引起月中之桂的想象以呼应“桂水”暗点桂林。如此则远在月宫之“玉兔”，便大似义山之远在桂林，而“玉兔”的“冷咽”也就成了义山的“冷咽”。“海底”句可能喻示其初来桂海时，本来还怀有一份追求寻觅的期望，可是政局的改变，使他逐渐醒悟到在桂海的前途之落空无望，所以才有“香桃如瘦骨”的失望之情。“紫鸾”两句，很可能喻象在政局改变后当日一些失势的大臣。“鸾鸟”的意象，在义山诗中虽有时象喻爱情，可是也有时象喻仕宦，如其《送从翁从东川宏农尚书幕》一首之“鸾凤期一举，燕雀不相饶”[75]之句，及《鸾凤》一首之“旧镜鸾何处，衰桐凤不栖”[76]之句，其为指“仕宦”而言，便都是明白可见的。至于“紫鸾”之究指何人，则以为喻失势之李德裕可，以为喻失意之义山也未尝不可。总之“满翅蓬山雪”是写失势失意者的挫伤之状。其下“龙堂”两句，张谱以为“比禁近”[77]，似颇有可能。不过张氏以为“晓出揲云发”谓“一无事事”，则其意含混不明。此句之意象似乎在写一女子之精心梳理其发，期望得遇赏爱之人，如此则其所象喻者亦有两种可能，一则可以喻李德裕之曾入朝为相，原冀望精心为政，有更大之绩业；再则也可以为义山之自喻，盖义山于武宗会昌二年（842），曾以书判拔萃授秘书省正字[78]，这在义山多年流转幕府的漂泊生涯之后，原是可以回到朝廷任职的一个转机，或者也可以产生“借得龙堂宽”之联想，当然更不免会有“晓出揲云发”之精心自饰以求遇合了。至于下面之紧承以“刘郎”“茂陵”两句，以暗示武宗之崩，则无论就李德裕而言，或者就义山而言，当然都是期望的落空。以李德裕而言，则武宗之崩不仅造成了他个人被贬逐的不幸，而且也使他为相数年所建树的绩业一旦而随之摧毁消亡，这当然是一件极使人感慨的事；再就义山而言，则义山于会昌二年（842）入官秘书省正字以后，不久就因遭到母丧，丁忧去职。等到服除以后再回到京师来，则已经是武宗崩逝的前夕，故曰“立见茂陵树”，盖极言其崩殁之速。于是当初“借得龙堂”之期望，遂亦不免全部落空，这当然也是一件可悲慨的事。至于最后的“云孙”两句，“云孙”指子孙而言当然是可能的，可是冯注将之引申比作“庶僚”，以为指郑亚则极为牵强，张谱以为是义山自喻，与上文亦不衔接。所以私意以为此两句既承上文武宗之崩而言，则“云孙”自当指武宗之子孙而言。而且当我们在前面引述当日之史实时，已曾提出过当武宗疾笃，李德裕请见不许，而诸宦官遂在宫廷中密谋立光王怡为皇太叔继武宗而即帝位，所以此二句很可能是指此一事件而言。而且义山还有另外一首标题《四皓庙》的作品，曾有“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79]之句。冯注即曾云“此诗为李卫公发，卫公举石雄，破乌介……而卒不能早定国储，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80]。何况宦官既以密谋立宣宗，当然李德裕便与之形成了不两立之势，所以很快就被斥逐以去，使朝廷之政局大变，这对义山而言，当然也是一件大可悲慨的事。而且据《新唐书》《旧唐书》之所载，武宗虽共有五子，却都只是但存名字而已，不仅“其母氏位皆不传”，而且五人都“并逸其薨年”。其所以然者，显然是因为当年曾受到大力压抑或迫害的缘故，我以为这才是“云孙帖帖卧秋烟”一句，除叙写秋空之景象外，其最可能具有的托意。于此我们也才明白义山不用“天孙”而用“云孙”以暗指子孙的双重取意。而且“帖帖”有蛰伏之象，“卧”字有无可作为之象，“秋烟”有远被摒除的暗示。可以说一切都与当时宫廷之变故相暗合，至于“上元细字如蚕眠”一句，则正是喻言宫廷之秘事，全无记述可考，外人之不得详知也。总之，唐代宦官之祸由来已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曾论其自玄宗以来，对天下及诸王太子之生杀弑立云：“李辅国驱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逸豚而苙之，其后宪宗死焉，敬宗死焉，太子永死焉，绛王悟、安王溶、陈王成美死焉，三宰相、一节度，合九族而死焉。”[81]此所以王夫之对李德裕为相时压制宦官之功，特加称美云：“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82]可是武宗却不幸以信神仙而服药致疾，宫廷宵小遂趁其疾笃不能言，以阴谋篡取政权，斥逐了中唐以来最有政绩的宰相李德裕。所以义山这一首《海上谣》，其所喻示者实在有多方面的悲慨，既悼武宗之崩，又伤德裕之贬，复哀一己之失意，更致慨于宫廷宦竖之弄权。其所蕴蓄之情意，实在极为复杂幽微，本文所提供的只是一些研读本诗时的有关的资料，希望读者能因此而对这一首诗中的意象之形成、意象与神话相结合所喻示的情感基调托意之联想，及其与当日政局的关系，都能有更为周至深入的了解。不过诗歌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实在只是一些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在不同的句构中所表现的情感的基调。我们对于其托意的解说，则是我们从这些意象和情调与外在之史料相印证而体悟出的一点联想。我们所愿给予读者的，是提示和启发，而不是拘束和限制。读者大可以从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引发更多的感受和联想。至于义山之举进士虽出于牛党令狐父子之推誉，可是在这一首诗中，他竟然对李党之失势表现了深切的悲慨，则正好说明了义山自有其政治上之理想，而不欲结附党人以自限，故其一生所从辟之幕府，也不限于牛党或李党的一党之人。此种心意，自然不易为当时驱逐以相排挤的党争之人所谅，所以既为牛党之令狐氏所怨，复为李党之王茂元所疏。而一为赏拔之恩主，一为翁婿之至亲，所以义山乃不免一生郁抑，坎以终，其忧时忧国之心，自伤身世之慨，难以直言者，乃一皆寓之于幽微隐晦之诗篇。这也正是他的诗歌之所以特别以难解著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五 余论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义山这一首《海上谣》与他的《燕台四首》，虽然都是曾经引起过我的好奇心的作品，可是义山写这一首诗所用的笔调与他写《燕台四首》的笔调，却实在有着很大的差别。《燕台四首》似乎偏重于作者主观情绪的抒写，而这一首《海上谣》则似乎偏重于客观事物的描摹。虽然两篇诗中都富于奇诡之意象，引人遐想，然而《燕台四首》中之意象，都渗透有作者自己的浓郁的感情，似乎全出于主观假想的创造，而《海上谣》一首的意象，则似乎大多为某些物象与神话之想象的结合。读《燕台四首》，纵然对其内容含意完全不解，一读之下也会深为其情绪所笼罩和感染；然而读《海上谣》一首，则似乎可以不动感情地只作静观的研赏。所以我对《燕台》及《海上谣》虽然同样好奇，可是用以探触的方式却颇有不同。我对于《燕台四首》的探触，是全凭情绪的线索去追溯，虽然也曾提出这四首诗可能有喻托之意，却未曾对其所喻托者加以分析说明，那就因为《燕台》诗中的意象本来就是从情绪酝酿出来的假想，所以也适于从情绪去追溯，而不适于对托意做分析说明。可是我对《海上谣》一首诗的探触，则大多凭藉外缘的资料，如桂林之山水、神话之故实、历史之背景等，而且对于此诗所可能具有的托意，做了较详细的分析说明。这种差别，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有心示异，而是由于义山在这两篇诗中，他所用以抒写的笔调和表现的方式，本来也就有着不同的缘故。这种不同，也正是使我愿意相信《海上谣》一诗之意象，很可能是经由外在景象而感发的联想，而不像《燕台四首》之意象乃全出于作者深情锐感之创造的缘故，因顺笔记之于此。

（原刊《迦陵论诗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海上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2]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附《年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21—22页；又（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页。

[3]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64—65页。

[4]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5] （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页。

[6] 任真汉：《桂林山水写生记》，《抖擞》1974年第3期。

[7]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山川略·桂林府临桂县》，嘉庆五年（1800），第1页。

[8] （唐）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卷二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225页。

[9] （唐）李渤：《南溪诗序》，《全唐诗》卷四七三，中华书局，1980年，第5367页。

[10]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8页。

[11]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8页。

[12]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8页。

[13]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8页。

[14]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1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海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51页。

[16]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一〇九《山川》十六，嘉庆五年（1800），第7页。

[17]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一〇九《山川》十六，嘉庆五年（1800），第8页引。

[18] （唐）莫休符撰：《桂林风土记》东观条，《学海类编》本，第2页。

[19]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7页上引。

[20]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8页下。

[21]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一〇九，嘉庆五年（1800），第8页引。

[22]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9页上引。

[23]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4页。

[24]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海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51页。

[2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谒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22页上。

[26] 《五朝小说大观》卷一《汉武帝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扫叶山房本，第2页。

[27]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年，第223页。

[28]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5页上引。

[29]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海上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30]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5页下引。

[31] （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4页。

[32] （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33]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4页引。

[3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6页。

[35] 《周易注疏》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学本，第21页。

[36]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第3册，第567页。

[3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四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5页。

[38] （清）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卷一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引。

[39] 《五朝小说大观》卷一《汉武帝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扫叶山房本，第10页。

[40]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4页下引。

[41]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65页；（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42]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65页；（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43]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65页；（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94页。

[44]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4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07页。

[46] （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页。

[47]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65页。

[48]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564页。

[49]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九四，嘉庆五年（1800），第17页上引。

[50]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97页。

[51] （唐）李商隐撰，（清）朱鹤龄笺注：《笺注李义山诗集》卷中，清顺治己亥（1659）刻本，第22页。

[52]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附《年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1—25页；又（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一—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第8—195页。

[5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7942页。

[54]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7946页。

[5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8009—8010页。

[56]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8023页。

[57] 以上参见两《唐书》及《资治通鉴》。

[5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1页。

[59] （唐）李德裕撰：《会昌一品集》补遗，清光绪畿辅丛书本。

[60]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附《年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5页；又（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第43页。

[61]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5页。

[62]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5页。

[63]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6页。

[64]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7页。

[6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7页。

[66]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7页。

[67]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附《年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5页；又（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第46—47页。

[68]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附《年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15页；又（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第52—56页。

[69]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七八《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7—5303页。

[7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页。

[7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七八《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3—5307页。

[7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〇七《仇士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872—5875页。

[73]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4页。

[74]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149—2150页。

[7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一《送从翁从东川宏农尚书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60页。

[76]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谿生诗笺注》卷二《鸾凤》，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第83页。

[77] （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第126页。

[78] （清）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第86页。

[79]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详注：《玉谿生诗详注》卷一《四皓庙》，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第93页。

[80]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详注：《玉谿生诗详注》卷一《四皓庙》，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第93页。

[81]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6—2127页。

[82]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