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分为六个章节，另有《主要参考书目》附后。从六个不同的向度，试图辨明郑文焯、王国维等人把周邦彦拟于“词中老杜”，是否德位相配，是否畸重畸轻等问题。
第一章“周邦彦词传及词作编年”。此部分以美成的全部词作为主体，结合辑佚的诗文赋与相关史料外证，抽绎出其生平轨迹的线索；结合周邦彦行谊与创作，又分为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中晚年时期三个阶段(17)。青少年时期指熙宁三年（1070）十五岁至元丰二年（1079）二十四岁，这是词人游学时期（其间曾居家丁父忧）。此阶段以家乡钱塘（今浙江杭州）为中心，足迹曾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宋属江陵府）、长安（今陕西西安）等地，以及钱塘至荆州、荆州至长安沿途地区。青壮年时期指元丰三年（1080）二十五岁至大观四年（1110）五十五岁，在此阶段，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及外任地已然成为美成展现文学才华的精彩舞台，他自扬州、天长入汴京太学、为庐州教授、知溧水、任睦州辖县等，创作出大量词韵清蔚的作品。中晚年时期指政和元年（1111）五十六岁至宣和三年（1121）六十六岁，除短期任京朝官外，主要官职是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古称蒲州）、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明州（今浙江宁波）、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地，旅死于赴任处州（今浙江丽水）途中。最后在扬州写下绝笔词《瑞鹤仙》（悄郊原带郭）。此章在对周邦彦生平有基本考述的前提下，对随文引用的周邦彦词作进行了编年。因为本书叙述是在总成其行谊与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可以尽可能弥合此前（包括笔者的相关研究）考证不够严谨之处，编年趋于细致准确，而美成生平行谊与词作编年是周词思想发展特别是艺术创作进程的有机组成与前提条件，本章最后以《周邦彦编年词一览表》（表1）予以直观呈现。通过此表，可以获得对周邦彦生平事迹整体明晰的印象，并对本章正文限于谋篇布局未能充分展开的相关时地活动有全面认知。此部分虽然尽量做到持论有据，但因词作内证多于史料外证，故而仅能以“词传”作为章节标目。但本章的词作编年，在之后章节分析中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反过来证实“词传”的基本可信度。
第二章“宋元时期周邦彦词集的整理传播与文学评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现象背后透视出的是“历史现场”的文献复原与文学思潮、特别是诗学理论对词体创作与评价的影响以及词体独特性的自我完善。可以从两点加以论证。首先，周美成是宋椠词集存留较多的词人之一，他的词集版本虽然经由明代毛晋，晚清、近代王鹏运、朱孝臧、王国维，现代吴则虞诸位大家的考证，但其中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疑窦。本章转换视角，主要通过宋人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位词人的和词别集与当时有记载的宋版周词别集进行追根溯源，形成了四个表格：方千里、杨泽民二家和词与宋人陈元龙详注《片玉集》对照表（表2），陈允平《西麓继周集》与明朝毛晋辑《片玉词》对照表（表3），宋代十七家和韵词概览表（表4），宋朝《强焕溧水官本》《清真词》《清真诗余》还原表（表5）。通过对照，从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存世的和词可以得到周词宋椠轨迹概貌；因而在周词版本方面得出了与毛晋、王鹏运、朱孝臧、王国维、吴则虞迥然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因此，方、杨、陈三家和词不仅呈现出周词在当朝腾喧一时的传播景观，也是反推美成词集版本的重要参照。其次，通过周邦彦诗文集与词集序跋以及时人评价，已经明显看到词体与江西诗学的交互作用：其文是“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18)，其诗是“自经史中流出”(19)，其词则“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20)，“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21)。所以，周邦彦的文学特别是词体创作，是华夏文化历进千年演进之后，臻于造极时酝酿出的精神花朵，是北宋文学思潮特别是宋诗创作理念强力渗透的结果，这一点也从宋人注宋诗的现象辐射到宋人注释著名词人词集（如苏轼词、周邦彦词）足以得到印证。清真词集更是经历了从曹杓简注到陈元龙详注的发展（其间或者还有沈义父所说的《周词集解》），反映出宋人对清真词的持续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词在北宋多能合乐而歌，周词被认为是北宋后期大晟雅乐（亦有民间音乐渗入的“新声”）的载体，而杨缵、张镃是南宋中晚期两大音乐流派的代表人物，杨缵《圈法美成词》虽然涉及对大晟乐唱法的修正(22)，但毕竟是针对个人词集唱法的首次著述，反映出当时词体尚未与音乐完全分离的原生状态。
第三章“多维聚焦中不迨杜甫的周词思想意趣”。本章试图解决学术界对美成词推崇过高、同时又多质疑之声的问题。代表性的观点，如钱基博先生说：“其实密而不闳，美而未深，铺叙有余，深秀不足；工于造语，而未融于造境；浑于入律，而不遒于运笔；谐于歌讽，而不耐于味咏；不知何以推崇之过也。”(23)谢桃坊先生说：“周词自身存在着高度艺术技巧与思想平庸、格调低下的深刻矛盾，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这有待我们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较为公允的论断。”(24)针对研究周邦彦一直存在的过度褒扬或贬抑的现象，本章主要例举苏轼、秦观、姜夔、史达祖的词作，兼及王安石、贺铸、晏几道、高观国、吴文英等词人的作品，在不同维度的比较中，尽量客观地评述其词思想意趣与北宋前中期特别是苏门词人相比明显弱化的事实。第一节“党争中心与边缘的抒写歧异”，阐述苏轼及门人身处新旧党争漩涡中心，而周邦彦看似与新党有关，实则因为其胸襟发生了从“大我”内转为“小我”的变化而产生精神苦闷。本节通过“从弘毅人格到名利倦客”“从词心到词才的悲感构成”“怀古咏史议论煌煌”，阐释周词内容确实没有脱离传统“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的“常人之境”(25)。《词源》所谓“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致乏出奇之语”(26)，《人间词话》所谓“创意之才少”(27)，都是对周词思想内容不免慊然。但美成怀古词，却表现出关注现实的情怀。第二节“虚拟艳迹与实录情史的传疑传信”。分为香草美人寓意浸成、情感“本事”重新定义两个方面。周邦彦笔下的美人花草，虽然无意求寄托，但因其承载了身世之感，与当时词坛思想意趣有与诗同体的趋势相较，在题旨弱化的同时，又凭借物我两化的处理方式，笔下人情物态仍然是寓有寄托的载体。他笔下的艳情大多不再是普泛意义上虚构的理想爱情，而是与妻妾歌妓之间有案可稽的情感“记实”。北宋应歌之作因之不再借助题序却同样具有了与赠予对象平等对话、表达自我诉求的功能。南渡之后，周邦彦怀古词虽然是姜夔、史达祖的直接源头，但靖康之难的创伤记忆，使词体畛域再次开阔，姜词的黍离之悲与史词的复国志向使词中意趣较周词更为高远而得到后世效仿。
第四章“‘词中老杜’开先集成的词学法度与审美规范”。本章主要从学理方面系统阐释周词在时代际会中建立词学法度、审美规范以及与江西派诗学理论、创作实践的关系，在前人“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的理论框架下，阐述美成词建立规范的价值。第一节“从破体到辨体的词法建立”。主要叙述词之破体被严格控制在以词为本的范围内，同时，江西诗法谨于布置与夺胎换骨的理论对词法产生影响，盛行一时的读书风气也使词体产生诗化之“蝶变”，由此建立的词学法度，成为后世为词者的创作圭臬。第二节“与诗合流的审美取向”。夏承焘先生认为姜夔“以江西诗瘦硬之笔救周邦彦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诗的绵邈风神救苏辛派粗犷的流弊。”(28)这是对《词源》肇端的周词审美取向的认知偏差，实际上，张炎是说周词“于软媚中有气魄”(29)，是称赞其内蕴的雄浑刚健之气。本节主要从平铺直叙到章法拗硬、骈散别行到整饬拗涩、音律谐婉到乐声拗怒三个方面描述清真词接受诗体生新瘦劲美学特质的新风范，这是以词为体、以诗为用的审美规范，诗思与词质得到了辩证统一；这种软媚中的雄健气魄是在革新层次上对苏轼、黄庭坚等人以诗为词的扬弃，也开启了姜夔、史达祖词体兼容诗质的可能性。
第五章“‘词中老杜’艺术风格创新与浑成范型的哲学意义”。第一节“晚宋词学视野中的周词艺术风格创新”，晚宋词学专论《乐府指迷》《词源》观点和而不同，但仍然可以从中梳理出周词风格最为鲜明的创新特点。沈义父等人总结出的论词四标准，是清真在此畛界限域之内，卓然有以自立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在张炎词学理论框架中，可以看到周词在布局、章法上成为北宋本制范式。第二节“周词浑成范型的形上之道”，分为洛学“性情”与蜀学“情性”，潜气内转与顿挫断续两个方面。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体大思深的哲学体系。程颢、程颐在邵雍、周敦颐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洛学”是其主流，“性情说”是理论核心；以苏门文人为代表的“蜀学”虽然被道学家视为异端，但其与“洛学”异趋的“情性说”对词体缘情的影响尤为深刻，也是对美成艺术手法中的潜气内转、顿挫断续进行哲学阐释的基础。对于美成词与宋代哲学思潮同流共进——浑成范型的形而上阐释，不仅是技进乎道的提升，更为美成“词中老杜”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本节中，还首次尝试以西方艺术符号学（包括“有意味的形式”）对情感形式的唯美与臻善进行探讨，使“西学”成为阐释美成词哲学意义的“他山之石”。浑然天成是南宋词难以企及的浑涵高境，也是两宋范型显而易见的美学分野；而北宋范型中的“浑成”同时也是杜甫诗歌的最为本质的特点之一，这或许触及到了词学界对美成“词中老杜”地位的质疑“盲点”。
第六章“‘词中老杜’的词史定位与清代词学范型理论的现代转型”。第一节“由南追北经典嬗变的历史向度”。清朝周济建立“清真，集大成者也。……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30)的词史谱系，并规定了追溯途径：“先之以碧山”“继之于梦窗”“进之以稼轩”(31)，前引陈廷焯又有所谓“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沿着这一由南追北经典嬗变的时间向度，分为开启姜史清空警迈、导路王吴隐微寄兴、后之为词难出范围三个层次，阐述周邦彦作为北宋后期词人，处于“结北开南”的特殊时间节点，其影响通过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由南追北的路径得以实现，而周密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所选数量可观的南宋名篇与陆辅之《词旨》对南宋词大量选句的高度重合，呈现的正是美成词艺术影响的“集体景观”。其中吴梦窗被认为是美成在南宋的嫡传，此部分阐述了梦窗在合乎论词四标准、潜气内转的创作实践中，对美成词的因革。第二节“清代以来两宋词学范型的理论建构与现代转型”。分为南宋范型密隐沉细、西学东渐及国学回归三层。前者条分缕析周济提出北宋“就景叙情”、南宋“即事叙景”等论点，究其本质，这正是两种不同范型，各反映在统一的哲学思潮笼罩下，受到“气本体”与“心即理”不同影响所形成的范型类别。后两层主要考察王国维《人间词话》及《清真先生遗事》，通过前者对两宋词态度的鲜明对比，揭橥静安先生所受到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元素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主客关系的论述，烙下的印迹尤为深刻。后者则是静安先生回归国学的标志成果，在辑佚、辨异、考证等方面可称开风气之先，更加值得珍视的是，还能在常州词派“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32)的理论大纛之下，首次在诗词发展的纵横比较中，从理论高度确立了美成“词中老杜”的地位。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独到之处是尝试集成前人研究之大成，以周邦彦及其创作这一艺术个案为切入点进行两宋词学词风的发展流变研究、词体与其他文体（特别是诗歌）、哲学思潮的关系研究，并进一步涉及到清朝及近代阐释传统经典过程中的理论建构、治词方法的现代转型。独创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全面推新周邦彦生平事迹为基础，对周邦彦185首词作中的147首词进行了编年。其中青少年时期的荆州词、长安词、金陵词，赠扬州歌妓岳楚云词，青壮年时期的睦州词，中晚年时期河中府词，扬州绝笔词等一系列考证，都由本人首次提出。在生平事迹框架中，对周词思想内容、艺术创新、词史地位的批评也更趋客观并且切中肯綮。
其二，转换视角，利用宋朝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和词等一手文献，参之以黄升《花庵词选》以及所见宋人对周词的唱和，在前人版本考辨的基础上，辨析其阙漏，通过四个表格对照，驭繁就简，推论出美成宋椠版本源流：周词看似版本繁杂，实际上皆出二源：一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二是严州版不分卷本《清真诗余》，其余皆可各归于此两祖本。新考出杨泽民与方千里的和词、陈元龙详注《片玉集》出自前者；陈允平和词、强焕序溧水淳熙官本、明朝毛晋《片玉词》同出后者。
其三，宋朝周词“本事”流传最多，正所谓“人间异事皆附苏秦，海内奇言尽归方朔”(33)。笔者首次区分为“无稽本事”与“实有本事”两类。通过甄别分辨“无稽本事”，结论是此类“本事”多为以疑传疑，但在流传过程中扩大了词作影响，并且也可以作为引导理解的“另类阐释”。“实有本事”在北宋中后期就通过词人题序、友人纪实的“碎片式”记载得到保存，却反而没有作为“本事”流传，本书求得了正解。之所以有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词至周邦彦（包括之后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其社会及文学地位尚未获得足够的肯定，还不够资格广泛传为风流韵事，他们也不似以诗为词一派以题序彰显本事。后世通过比对词作内证而考证出的情史艳迹也就是所谓“实有本事”。如本书中周邦彦的寄内词、赠妓词(34)，白石的“合肥情缘”（夏承焘考证）、梦窗苏杭姬妾（夏承焘、杨铁夫考证）都属同类。这些词作是美成艳色生香感情生活的重要构成，较之前此作为泛义的情词解释，反而更能准确映现出词人的身世之感。
其四，在宏通的文学视野中，以李清照《词论》、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词学理论为主体，以宋朝文学思潮特别是江西诗学理论为参照，探讨周邦彦词在词学法度、审美规范、风格创新、艺术影响诸方面如何建立起作为“词中老杜”结北开南词史地位的内在原因；进而阐述了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特别是杜甫、黄庭坚的诗歌以及苏轼、秦观的词作对美成的影响，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周美成以词为体、以诗为用的创作实践，以诗性“内核”汰弃柳欹花亸式“软媚”而成为“有气魄”作品，从而对南宋词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其五，首次运用宋朝哲学思潮中的洛学、蜀学中的相关范畴观照美成词的形而上意义，并且在宋朝理学与西方艺术符号学（包括“有意味的形式”）交叉视野中探索美成词形式因素的唯美与臻善。又通过王国维《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两种文本的对比，考察了静安先生从去西方化（主要是叔本华哲学）到回归传统国学（包括本土哲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美成人品与词品评价的巨大差异，从学理上说明“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是根植于传统哲学、美学、文学批评以及治词方法得出的客观结论。
(1) 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44页。
(2) 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9页。
(3) 沈义父生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张炎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都是由宋入元的遗民文人，但所著词学专论反映的是宋朝词学观。沈义父生卒年及与吴梦窗的交游参见孙虹、杨雪《吴梦窗年谱》，《词学》二十六辑（2011年），第261—300页。蔡嵩云说：“两宋词学，盛极一时，其间作者如林，而论词之书，实不多觏；可目为词学专著者，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而已。”《乐府指迷笺释》，第39页。谢桃坊先生认为，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全面地论述了雅词的美学规范并确立了以姜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雅词在南宋词的正宗地位”。谢桃坊《南宋雅词辨原》，《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53页。
(4)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宋四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页。
(5) 周济著，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6)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7) 周济《词辨自序》，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7页。
(8) 郑文焯《致朱祖谋书》，唐圭璋等主编《词学》（第七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9页。
(9)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第194—195页。
(10) 《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文集》，第206页。
(11) 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宋词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12) 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同上书，第246页。
(13) 吴世昌著，吴令华辑注，施议对校《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14) 唐圭璋《周清真佚诗补辑》，香港《大公报》1981年1月25日第10版。
(15) 罗忼烈《清真集笺注·卷首语》叙述编次说：“然若陈本之以四景、单题、杂赋分类，或毛本之以调名相从，亦不足为训，盖无以窥其撰作之后先也。今不辞狂谬，重行编次，探其岁月仕宦之迹与夫词风变易之故以为序。龙榆生先生《清真词叙论》（见《词学季刊》二卷四期），尝谓‘清真软媚之作，大抵成于少日居汴京时’；又谓‘三十后始出京教授庐州，旋复流转荆州，侘傺无聊，稍捐绮思，词境亦渐由软媚而入于凄惋’；又谓及知溧水，‘其人自遭时变，漂零不偶，即性情亦因之而变化，无复少年疏隽少检之风矣’；又谓‘《齐天乐》秋思、《西河》咏金陵之作，沉郁顿挫，已渐开官溧水后之作风’；又谓‘邦彦词学之最大成就，当在重入汴京时，盖异地漂零，饱经忧患，旧游重忆，刺激恒多，益以年龄关系，技术日趋精巧。’周词时地，有明文可征者少，然如龙先生之论，以意逆之，亦不中不远矣。本编次第，颇师其意，以俟高明论定之。”周邦彦著，罗忼烈笺注《清真集笺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页。今考其说虽不尽然，却可见罗本的独特体例。
(16) 《乾隆江南通志》（卷11）：“中山，在溧水县东十里。《元和郡国志》云：山出兔毫，为笔精妙。唐宋皆充贡。宋周邦彦《插竹亭记》谓中山为溧水之胜。《图经》云：一名独山，谓孤耸不与群山接也，或转讹为浊山。”黄之隽纂、赵弘恩修《乾隆江南通志》，广陵书社2010年，第279页。《景定建康志》（卷33）载《插竹亭记》《萧闲堂碑》目录。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863页。《至大金陵新志》（卷12）载《插竹亭记》《萧闲堂碑》，前者不著撰人，后者谓“周邦彦作”。张铉《至大金陵新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0页。《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之27：“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元祐八年知溧水县，一时称为才吏。有《萧闲堂》《插竹亭》，题名诸记，篇什甚富，不妨政事，《宋史》有传。”吕燕昭《嘉庆重刊江宁府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卷27第1页。
(17) 吴熊和先生《负一代词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中的清真词分期也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年太学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年漂泊州县时期”，第三阶段是“还京以后及晚年时期”。但这种分期法时间比较模糊，与生平事迹的联系也不够紧密。参见吴熊和主编《十大词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100页。
(18) 楼钥《攻媿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707页。
(19) 陈郁《藏一话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560页。
(20)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华书局1985年，第585页。
(21) 刘肃《片玉集·序》，周邦彦著，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501页。
(22) 参见孙虹《宋词殿军张炎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第242—248页。
(23) 钱基博撰，曹毓英校订《中国文学史》（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9页。
(24) 谢桃坊《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谢桃坊《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25)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文集》，第207页。
(26) 张炎《词源》，《词源注》，第30页。
(27)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10页。
(28) 夏承焘《论姜白石的词风（代序）》，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29) 张炎《词源》，《词源注》，第30页。
(30)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宋四家词选》，第2页。
(31) 以上三条皆见周济《宋四家词筏序》，周济著，段晓华点校《周济词集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
(32) 《介存斋论词杂著》，第4页。
(33) 《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文集》，第205页。
(34) 江弱水《绮语：细读清真》：“清真《还京乐》曰：‘浮香秀色相料理。’正好拿来形容他那‘丰容宛转’的词品。他对文字的温存劲儿，他在语言中染织语言的苦心孤诣，他守定艳词的一方‘欲望空间’（libidinal space）而排拒历史、道德、真理之类话语的文学享乐主义姿态，令我肃然起敬。在他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罗兰·巴特所说的意识形态痴愚的红晕，有的只是少女的娇靥上销魂的酡颜。”江弱水《湖上吹水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28页。或可从侧面证明其词多妻妾、歌妓等“实有本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