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闻孙虹女士的新著《词中老杜周邦彦研究》，即将在学林亮相，深感欣慰。
我与孙虹老师的初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彼时我还在中华书局编审岗位上奋斗不息，发挥余热。忽然收到学界挚友、西北大学中文系薛瑞生教授来信，谈罢其《乐章集校注》等学术问题后，顺便高兴地告我说，他新近招收了一名“会写古文、朴实好学的女硕士”，还说“孺子可教”，日后可能会麻烦我帮忙培养，助其成才。我答应了。从此我所联系的作者名录里，多了一个未见其面先闻其声的后劲——孙虹。
薛瑞生先生的大作《乐章集校注》，出版过程虽然意外曲折，问世后的销路却很不错。尤其是在中华书局和西北大学都没派代表参加的关于柳永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热议新出版的《乐章集校注》。随后包括启功先生在内的多名前辈专家学者，为薛先生的“柳永词编年”点赞，予以肯定，更令此书行情看涨。于是我加紧联系薛先生，催问他另一部词籍整理书稿，何时问世？希望可以再和书局成功合作。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薛先生随后没送来自己的著作，却推荐了他那已经毕业、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的孙虹硕士的首部著作《清真集校注》。
孙虹研究古典文学，得薛瑞生教授真传，独具一格。但搞古籍整理，却因非科班出身，没接受过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专科培训，因此《清真集校注》初稿，稍显稚嫩。诸如校勘记的专业用语、表述方法，词语典故的训解举证、明确出处等方面，时有欠缺规范者，我必须做精心加工，有时涉及面比较大。我担心改动一多，作者会有意见。因为绝大多数青年作者，敝帚千金，特烦外人改动其论著。犹疑之后，先致函薛先生说明我的顾虑。
薛先生立刻回复我说，此乃孙虹“求之不得”，您就放心“斧正”吧！得其导师支持，我就大胆做修正了。
首先是校勘记。古籍校勘就是校异同，勘是非。原稿在“校异同”方面，十分精细，只是有点啰嗦。有些底本不误而参校本失误的，逐一列举异文，实属多余，我删了不少，以省篇幅，保持校勘记的简明扼要。参校本确有参考价值的大量异文，则全部保留，不厌其烦。原稿“勘是非”的多数判断是令人信服的。但她也遇到许多青年作者都经历过的难题，当底本有误，据参校本考订出正确的文句时，依然只出示“底本作某字，误。甲本、乙本、丙本……作某字，是。”这样的校勘记，就令人不可理解了。明知底本错字，为何还保留原貌？我面对此类校勘记，即大力删改：先据诸校本改动底本正文文句，再出校记云“某字原误作某字，文理不通，今据甲本、乙本、丙本改。”确保整理后的《清真集》，文句准确，可以信赖，足称善本。以上的改动涉及面较大。
书稿编年，孙虹老师多有创见，我未做调整。加工注释部分时，我隐约感到，孙虹手头可能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佩文韵府》之类。如果单纯按常例粘贴浮签，指点“此注应查某某书”或“此处用典须加注”等等，恐怕将令手头缺资料的孙虹，颇费周折地总跑图书馆查书检核，有的还未必查得到所需要的结果，如此势必拉长修订过程。我性情急躁，又先得到薛先生首肯，索性捉刀代笔，替作者修正补订了。此类稍显霸道的妄自增补，我没少干。然后拟写了退改信，把经我修订的校样，寄还孙虹核定。此时我依然有些担心，这样蛮横的做法，能否得到作者的认可？
不久，回复返寄到我手中。我的修订意见，孙虹居然照单全收，没有辩驳。记得后来她还提出过一些新的问题，求助于我，我自然尽力而为，另有一番说辞。由此我感慨于孙虹，果然是虚心好学，善于“每事问”。
2002年，《清真集校注》正式出版问世。从此开启了孙虹研究周邦彦的闸门，走上了与中华书局二十多年的合作征途：2005年的《周邦彦词选》、2013年的《梦窗词集校笺》、2019年的《山中白云词笺证》也在中华书局出版，后两种与《清真集校注》都入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2000年，孙虹在撰写修改《清真集校注》的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因为任教的江南大学地处无锡，属于江苏籍考生，省教育厅另有经费支持，被转为在职学习。杨海明先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词学家，在他的精心传授下，孙虹词学理论水平显著提高。博士论文《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以北宋词为例》荣获苏州大学优秀学位论文。之后，她的理论研究专著中的《宋词殿军张炎研究》也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再次回归研究起点，但又是对这一历时20年选题的深化。《清真集校注》已被本书有效融合。如以“校异同，勘是非”的版本为依据，周邦彦“应歌”词因外证不足，典源注释成为关键内证，使书中词传部分接近精细准确。本书更大的创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考证体系严谨细密。周邦彦词传把传主生平事迹分为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中晚年时期，对其185首词作中的147首进行了编年，较为准确地定位了美成游学游宦的时间与空间。如考定《瑞鹤仙》（悄郊原带郭），是赴处州任时写于扬州的绝笔词，就是言之有据的翻案结论。
二是版本溯源剑走偏锋。通过宋人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位词人的和词别集与当时有记载的宋版周词别集进行追根溯源，确定了周词别集两种宋椠祖本，以及与强焕所序淳熙官本的关系，对毛晋、王鹏运、朱孝臧、王国维、吴则虞的版本考证大有发覆。
三是论证视角不拘常规。如论清真词与当时词坛思想意趣趋于“以诗为词”相较，在题旨弱化的同时，又凭借物我两化的处理方式，人情物态可以视为寓有寄托的载体；如系统阐释清真在江西派诗学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词学法度与审美规范，以及接受诗体生新瘦劲美学特质的价值取向；如探讨清真词属北宋范型中哲学层面的“浑成”意境，尝试以西方艺术符号学对情感形式的唯美与臻善进行考察，触及美成“词中老杜”地位的理论“盲点”。
四是词学批评合论中西。比较王国维《人间词话》与《清真先生遗事》对周邦彦迥然不同的评价，认为前者主客观关系的论述，有深刻的西方理论思辨的烙印；而后者是回归国学传统的标志性成果，并在辑佚、辨异、考证等方面可称开此项研究风气之先。
本书存在的遗憾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哲学、美学层面把宋朝理学与西方艺术符号学（包括“有意味的形式”）结合起来阐述周邦彦“词中老杜”的地位，以及广泛涉及王国维《人间词话》所受西方及本土哲学影响，都是前人未曾涉足的尝试，因为很难贯通融会，不免浅尝辄止矣。
而令我欣喜的是，孙虹的周邦彦、吴文英、张炎相关研究斩获了三项国家课题、三项教育部课题，最近又听闻她已经移治南宋词选《绝妙好词》，这是把之前古籍整理与词学理论的相关积累作为两翼，对南宋词坛进行集成研究，可以预见，孙虹《绝妙好词》研究也一定能达成既定的学术目标。
孙虹老师新著亮相，必令读者开卷有益。
北京刘尚荣 写于壬寅八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