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总体篇
General Articles
B.1 以数字化转型全面打造我国经济发展新优势
雷晓斌 马冬妍 付宇涵[1]
摘 要：当前，全球正在孕育和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着重强调“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深度运用，以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我国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阶段，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正在逐步趋向智能化、自动化，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本文将基于数字化转型对经济供给体系、经济消费体系等方面的影响，总结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驱动力，为我国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借鉴。
关键词：数字经济；供给体系；消费体系
Abstract: At present, a historic intersection has formed between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levant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emphasizes that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are very important. With the extensive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models and business forms, China is undergoing a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labor force, tools, and objec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intelligent and automatic. What's mor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conomic supply system and economic consump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ag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cultivate new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upply System; Consumption System
从工业革命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时代，目前正在经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显著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特别是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带动生产力的飞速提升，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生产对象更加智能、精准和高效，适配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更加透明和公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整个供给体系效率、质量、结构的不断优化，对需求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总结提炼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分析基于供给体系变革对需求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为我国构建新型供给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数字化转型对供给体系变革的影响
（一）智能生产力的崛起
生产力是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衡量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社会产品与服务的最佳指标。生产力受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要素、生产对象的影响和促进。科技革命带动生产力的一次次变革，由量变的积累产生质变的飞跃，电力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加速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对应农业经济时代的单个劳动者和工业时代的多个劳动者，“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者，以智能制造和人机交互为代表的“人机共产”为主要生产模式；生产工具也由农业工具和工业设备升级到智能工具，包括云制造、工业软件及数字仿真系统；生产要素由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人、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和资本，变革为数据（信息、知识），可应用至数字孪生及数据决策等数据驱动的场景；生产对象也被赋予更多智能互联元素，通过智能互联以及服务的延伸，提供了更多的智能产品。
1. 生产者：从“以人为主”到“人机共产”
生产者是劳动成果的直接创造对象。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机交互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中得到应用，尤其是与生产制造过程深度融合，一些高速度、高精度、高危险性的体力劳动行为被机器替代，甚至某些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劳动任务也能够被执行，大大提升了现有劳动的效率和精度，填补了人力劳动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实现了生产制造过程中生产者从“以人为主”到“人机共产”的转变。
2. 生产工具：从解放人类“体力”劳动到解放“体力+脑力”劳动
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多为单纯依赖人类体力和自然力量或将二者简单结合转化，生产过程相对简单。工业革命以后，依赖能源驱动和经过科学知识改造的生产工具极大地降低了人类在使用工具时的体力消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在生产过程中也初步展现。数字经济时代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研发、生产制造以及供应链各环节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孪生、精益制造、敏捷供应链等新的生产研发方式得到广泛应用和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3. 生产要素：从“技术驱动”到“数据驱动”
生产要素是产出劳动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要素以土地和劳作的农民为主，这两种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生产力的提升，其增长空间得到大幅拓展，但仍然具有明显瓶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与产业深度交汇融合，由于数据资源的可复制共享的特性，打破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供给局限性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矛盾，并不断提升传统要素的智能化水平，为持续增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与可能。
4. 生产对象：从“功能产品”到“智能互联产品”
生产对象是生产环节的最终目的。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对象主要是动物和植物。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对象加入了简单的工具产品，但总体上生产对象仍然是相对单一和机械的物理产品。数字经济时代是万物互联网的时代，生产对象从单一的、机械的、物理的“功能产品”逐渐发展成可全面感知、实时计算、深度交互、全链条追溯的“智能互联产品”。从计算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消费品到工业品，智能互联网产品将重建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方式，重新定义社会商业模式，重新构建企业生产制造体系。
（二）生产关系透明、公平、高效发展
伴随着智能生产力的崛起，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面，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效分离和使用权的精准计量催生共享经济和按需经济；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关系方面，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变得动态灵活，企业内部管理更加扁平、柔性和动态，企业间平台化的价值网络协同更加高效；产品分配形式方面，分配去中间化趋势明显，分配趋于公平化。
1.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有权与使用权成功分离，催生平台经济
所有权与使用权一直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财产关系的核心关注点。在农业经济时代，民众的私有产权得以确立和保护，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大规模出现，市场中产生了许多规模较大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管理，这一时期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分离，出现了股份制等模式和职业经理人等新职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信息技术，尤其是操作系统、定位服务、导航、电子地图等的应用，使得使用权、使用量的度量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使用权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匹配成本大幅降低，权利分离的成本开始大幅低于由此带来的收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成为趋势，催生共享经济，并从生活消费领域逐步拓展至工业生产领域，例如公有云服务、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App服务等。
2. 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关系：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变得动态灵活，企业内部管理更加扁平、柔性和动态，企业间生态共荣趋势明显
随着生产力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生产过程以独立形式完成后加以联接，彼此之间只有简单的线性化的竞争和合作关系，生产者以结果为导向，生产角色和技能水平相对单一和固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的活动范围被极大延伸，单一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可能被赋予多个岗位职责及角色，同时一种岗位或角色也可能由多个个人共同承担，这就要求生产者个人能力向“多面手”方向发展，且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需要更加动态和灵活，基于流程再造快速构建多个动态工作团队。同时，为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企业内部管理更加扁平、柔性；企业之间边界趋于模糊，平台经济以相同的利益导向连结了生态中的各相关方，实现高效分工协作和跨企业的资源整合和统筹规划，企业创新活力被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3. 产品分配形式：分配去中间化趋势明显，分配趋于公平化
产品分配环节是生产过程中最后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消费者之间的产品分配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了较多的中间环节，分配实现过程中损失多、配置效率低、分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较为普遍。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产品和服务与报酬的交换过程去中间化现象显著，传统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的经销等各种中间环节被省去，一方面大大压缩中间商的获利空间，信息的透明化使得产品交换的各方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信息交互和沟通变得更加高效，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的爱好和需求可以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生产者，去中间化的交换方式促进了产品分配的公平发展。
二、数字化转型对消费体系变革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供给体系的变革，促进了智能生产力的崛起及透明、公平、高效的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同时对需求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供给体系的创新涉及产业结构、流通、分配、消费等多个方面，且对消费的影响最大，消费者更加多元、个性、便利和追求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不断被满足，随着供给端的“智造”时代，消费端的“新消费”时代也悄然来临。
（一）智能产品的兴起带动消费内容向服务化和虚拟化延伸
服务化延伸方面，消费内容从单纯的物理产品转变为以产品为核心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伴随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衍生出来的配套服务活动成为新的消费对象。在供给侧，制造企业从过去仅聚焦于制造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拓展至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尤其致力于在市场后端构建以用户为核心的服务化转型，产品质量也拓展至与产品配套的服务质量。在需求侧，消费内容由功能产品向配套服务延伸，也增加了终端用户与制造企业的黏性，一次性购买的短期消费行为向多频次、中长期持续接触模式转变。
在虚拟化延伸方面，信息消费成为继物质消费后的另一经济增长点。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消费品质要求的提升，社会整体的物质消费会出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缺乏新的物质产品和模式刺激的情况下，其增长最终趋于稳定。在信息消费方面，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信息消费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信息消费通过融合、改造等方式与其他业务相结合，借助多维度和多频次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消费场景逐步成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消费互联网、移动支付、智慧物流助力消费升级
消费互联网的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个性化消费需求。数字经济时代，基于开放的网络空间建立的电子商务模式使得产品范围和消费选择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消费互联网大幅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供需双方低成本快速匹配。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消费者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行为的画像分析和动态跟踪，消费需求得到快速、精准定义。此外，移动支付使得消费过程更加便捷。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具，移动支付能够为消费者个人资金的支出提供参考，提高资金运用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者也能够借助更清晰、全面、实时更新的数据，提升对企业的精细化管理能力、针对性营销水平和创新性研发技术等综合实力。
三、数字化转型赋能我国经济创新发展
（一）高效、稳定、便捷的供应链成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制造企业面向市场的产品供给也由单一的、机械的、物理的“功能产品”逐步向“产品+质量+服务”综合性服务输出转变，企业间的竞争逐渐从产品竞争上升到了供应链的竞争，企业盈利过程也拓展至在一定供应体系下实现稳定生产、顺利交付和服务供给的全链条，持续、稳定、便捷的供应链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供应链发展呈现新动向：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销售端订单由传统的大批量标准化模式转变为小批量、多种类、快交付类型，传统线性的供应链模式难以满足企业在快速迭代和不确定性市场变化背景下的生存需要，供应链结构逐渐由链状向网状进行延伸；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供应链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上下游企业间打造贯通供应商、企业、客户等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及时共享客户订单、生产计划、物料需求、采购计划、生产实际状况等关键信息，推动与供应商、配套厂商、客户等上下游之间的无缝对接。
（二）价值网络共建共生成为产业组织关系的主旋律
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平台化运营、制造能力共享交易等，不断涌现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使得产业组织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由传统的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点状线性竞争逐步转变为产业链、供应链甚至是集合供给、消费、资本、产研等各方主体的生态竞争、共赢、合作模式转变。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要素资源流动的自由化，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以及跨行业企业之间的规模化协作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空间布局集群化、网络化发展，价值网络共建共生成为产业组织关系的主旋律。
（三）消费升级带动供给侧价值创造模式碎片化、动态化、互动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使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端与消费端直接互通联接，实现“端对端”的需求定义与价值创造，制造企业可以基于消费数据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需求与偏好，一些终端用户深入参与到产品制造过程，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展示来自市场的一手需求，为供给侧价值创造提供创新的动力和素材。例如，制造企业通过开展与用户的深度交互，建立用户互动交流平台，以及基于移动社交平台等丰富的用户交互参与方式，持续提升用户交互与参与水平，并对用户交互信息进行积累、分析和有效利用；同时，开展订单需求与研发需求的快速转换，通过建立数字化研发平台，对终端用户个性化需求进行快速响应和有效对接，推动产品模块化设计，提高产品设计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水平。
（四）数字化转型赋能政府精准治理和精准服务
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新技术与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渗透融合实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政府可以借助智能化手段的大规模应用获取更加全面、精准、及时的社会动态信息，通过对可靠性强的宏微观信息的分析和可借鉴的机器决策结果，更好地完善政府治理和服务水平。例如，部分城市已经着手建立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城市体系，通过智能感知网络收集的信息和数据调控系统相结合，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实施，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现象。
四、结束语
在国家政策推动、数据要素驱动、龙头企业带动、科技平台拉动、产业发展联动等多方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已初步显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进度也在加快。拥抱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我们从宏观到微观，在技术创新应用、管理模式优化、治理体系变革等各方面做好准备，把握机遇，获取数字经济红利。
参考资料
1. 付宇涵，崔佳星，李立伟，马冬妍.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供需体系变革的趋势.科技导报，2021，39（4）：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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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汪泽洪.论智慧城市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1）：12-14。
[1] 雷晓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所所长，高级工程师，从事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相关领域研究；马冬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从事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域研究；付宇涵，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所工程师，资深研究员，从事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