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与动物同愈
第一章 何以为家？
今天早上闹钟没响。我看了看时间，意识到上班迟到了，晚了很多。我从床上跳起，光着脚踩到了一摊温暖、黏稠的呕吐物中。筒仓！那只不干好事的猫科动物跑哪去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容忍呕吐物凝结在地板上，粪便在床上翻滚，毛皮粘在衣服上，尿液浸湿了窗帘边，口水沾满拖鞋，家具被捣破，还有酸馊的口气，难闻的食物，污秽的猫砂盆，粗鲁的嗅探（你知道会嗅哪里），无礼的嘶嘶声，挑衅的小便，不停的吠叫，毛球，抓痕，啃咬，咆哮，跳蚤、虱子、耳螨、钩虫、绦虫、蛔虫，等等等等？
动物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们要围绕它们重新安排工作和休假，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它们的医疗账单上，尽一切来纵容它们。这些长不大的孩子，不断考验我们忍耐的极限。它们或像饕餮客似的大吃大喝，或像挑剔的势利小人般对我们的供奉嗤之以鼻。它们毁坏房屋，随处便溺，然后把所有这一切留给我们清理。最糟的是，它们希望我们优雅地低头接受这一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和动物（特别是宠物）的契约中，我们自愿同意承担一定的辛苦劳动。喜剧演员杰瑞·宋飞曾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外星种族访问地球，看到一大群地球人追着狗跑，并捡走它们拉的屎，对方准会认为是狗狗在掌管这个星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想法并没有那么不着调——只不过，我会把猫和其他伴侣动物一起加入庄园主和夫人的名单中。
没有其他物种会跟人一样惯常收养其他动物。没错，有一些大家都爱读的轶事——一头母牛养育了一只小狗，一只鹅和一只迷路的猫头鹰成为了朋友。但是，动物们不会成群结队地把其他物种的成员带进它们的生活和家庭。是什么驱使着我们这样做？
我坐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收养中心的等候室里思考以上问题。这个星期六下午，收养中心访客如织。上了年纪的男女，夫妇，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来到这里，对那些端庄娴静的狗狗和卖弄风情的猫咪摸摸抱抱，甜言蜜语。来访者心中都有一个目标：为家里添一名成员。当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牵着一头梗犬出去时，狗狗欢天喜地的动作也映衬着他们的幸福。尽管有花费、困扰和麻烦，我们依然追寻动物，仅仅因为它们带来了一种不可替代和独特的快乐。
动物身上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它们以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的方式体验着世界，它们能看到、闻到、听到和感觉到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事物。作为一条狗、一头海豚或一只鼹鼠是什么样的感觉？尽管科学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动物行为的研究，但我们用来了解每种动物独特世界的能力却少得可怜。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想象它们的经历是什么样。当我们花时间去想象其他动物的生活时，常常会被灌输一种孩子般的敬畏和模仿它们的渴望。难怪许多超级英雄的特性都以动物的能力为原型。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幻想过在天上飞，在水下呼吸或拥有超强听力？动物把我们从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中拉了出来。我们最初寻求动物的原因，可能是它们与我们的相似之处，共有的生命演化机制。但我们从与它们的差异中获得快乐。因此，动物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我和妹妹萨哈尔正坐在公寓的客厅里，这时哥哥从前门冲了进来，说：“阿玛吉和阿贝吉养了一条狗！”我从和妹妹正在玩的拼图中跳了起来。“一条狗？”我捕捉到了哥哥的兴奋，追问了一句。这可是个大新闻！我们认识的人以前从没养过狗，我也从没想过外公外婆会养一条。在巴基斯坦，这闻所未闻。狗——真的，所有的动物——都被认为是肮脏的生物，应该和人类分开。我和萨哈尔都急于了解外公外婆打破传统之举的更多情况，一起从柜子里抓起外套，和卡姆兰奔向隔壁的公寓楼。
自打我们从英国搬到美国后，一家人一直住在弗吉尼亚阿灵顿的一栋复式公寓里。那是1970年代末，我们满怀希望来到美国。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三周后，父亲被一家酒店餐厅聘为服务员，他为我们找了一套便宜的公寓。一年后，我的外公外婆、四个阿姨中的两位以及她们的弟弟戴夫也从伦敦过来，搬到隔壁栋的房子里。
萨哈尔、卡姆兰和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外公外婆的新狗狗，我们冲进他们的花园公寓，发现大家都聚集在一间卧室里。外公外婆、阿姨和戴夫都围在床边。他就在那儿。一条棕色的小狗，尾巴飞快地摇着。我挤到床中央，把小狗抱到腿上，好像从来就对狗狗很熟似的。“你打算叫他什么，戴夫？”我问道，狗狗对着我的脸又蹭又舔。戴夫不是他的巴基斯坦真名，他选了一个西方人的名字，以便更好地融入。我从来不叫他“戴夫舅舅”，因为他只比我大十岁，更像一个哥哥。
“我们叫他西尔维斯特。”他说。
太好了，我想。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和哥哥妹妹们会花几个小时看《乐一通》(1)。里面所有的卡通角色中，厚脸皮的西尔维斯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不必在意它其实是“猫猫西尔维斯特”，如果猫有九条命，那么给我们的新小狗取个猫咪的名字也许会给他带来好运。我的确认为西尔维斯特是我们的小狗，而不仅是外公外婆或戴夫的小狗。我知道他和我会成为好朋友。看着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最适合玩耍的地点，以及要带他去参观的公寓楼周围的所有秘密场所。
大约十年前的一天，我开车去上班，突然注意到车道中央有某个不该在那里出现的东西。在早晨的车流中，我和路上的其他人一样都很匆忙，没有理会继续往前开。不过几英里后，挥之不去的疑惑才让人反应过来，我意识到那是一只乌龟。
当我开车经过时，那只乌龟还活着，不过在路中央冻僵了。随着车流涌入，我知道它没有机会逃走。我掉头开回原地。此时，另一辆车停在路边。有人比我先到达那里。我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走到路中央，伸出双臂，警告并阻止迎面而来的车辆。他轻轻提起看上去安然无恙的乌龟，把它带到路另一边的安全地带。
急于按时上班的我，并没有走近那个男孩向他道谢。我一直为此遗憾，并常常想，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来帮助一只小乌龟，而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做。我一直没有想出答案，但确实，这让我发现了某些其他的东西。那天上班后，当回忆起他是如何帮助一只处于危险中的动物时，我笑了。那个男孩的同理心，虽然不是为了我，却让我更加开心。
同理心（empathy）一词源自德语单词einfuhlung，由哲学家罗伯特·费肖尔于1873年创造。Einfuhlung的意思是“感觉进入”。在这个词被引入时，einfuhlung与一个观察者如何将他或她的感受投射到一个物体或对象上从而使它“活跃起来”有关。比如，有人描述柳树“在哭泣”。直到20世纪中叶，同理心才有了另一种含义。心理学家们在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关系科学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词的定义。随着时间推移，同理心开始意味着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
我们常常把同理心与同情和善意混为一谈。同情是对另一个痛苦的人的关心。但在同情的状况下，人会产生一种感情上的疏远，有时会转变成怜悯，导致优越感和对他人的贬低。善意是同理心的延伸，可以转化为帮助他人的行动，就像我在救乌龟的男孩身上看到的那样。与同情相比，同理心更有说服力。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认为，同理心在我们的演化史上是有根源的。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表明，它是我们与许多物种共有的一种特征。也许它最初发展起来是为了帮助母亲更好地照顾孩子，但同理心的表达远远超出了母性关怀。它甚至在我们如何对他人的行动做出反应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尝到苦味后龇牙咧嘴，很可能也会龇牙咧嘴起来。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模仿别人的动作。1995年，一个神经科学家小组记录了参与者观看一个人抓取物体时的运动诱发电位——即肌肉将要运动的信号。这一运动电位与参与者自己实际抓取物体时记录的电位是一致的。之后，其他研究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拥有镜像神经元系统，是它使我们能够在自己执行一个动作时和目睹别人执行同样的动作时做出相同的反应。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同理心模仿的例子。打个哈欠试试，周围的人是不是也跟着打起了哈欠。这是本能的。
情绪传染与模仿相似，但我们并非自动去模仿别人的身体动作，而是收集他们的情绪，包括悲伤、喜悦、愤怒和恐惧。当婴儿听到其他婴儿哭时也会哭。如果你在一家电影院，当疯狂挥舞着斧头的小丑从黑影中跳出时，剧院里爆发出阵阵尖叫——即使你对此早有预料——我敢说你不会只发出一声呜咽的短叫。
模仿和情绪传染被认为是更复杂层次的同理心的基石。今天的研究人员通常会区分两种同理心(2)。情感同理心是指我们对他人的情绪做出反应时所体验到的感觉和情绪，这使得我们能分享对方的情绪状态。另一种是认知同理心，这使得我们能从另一个人的心智角度出发，更好地识别和理解此人的想法和感受。同理心的两个组成部分一起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经历、意图和需求。对他人产生同理心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预测和理解他们的感受、动机和行为。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和她的同事们探索了情感同理心的神经基础，特别是共同的疼痛体验。对于人类来说，不仅能感受到身体上的疼痛，也能感受到情感上的疼痛。当我们受到一种疼痛刺激时，比如电击，信号会从刺激部位传到大脑，而大脑的疼痛中枢和情绪中枢有所重叠。这就导致我们对疼痛的反应可能包括不愉快的情绪，如焦虑、恐惧或悲伤。
为了理解同理心如何影响疼痛的情感体验，辛格小组对十六名女性进行研究，她们都有伴侣随同而来。在一种情况下，这些女性自愿通过连接在手上的电极接受疼痛电击。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女性被允许观看她们的伴侣受到电击。通过对她们进行脑部扫描，辛格发现，不管是自己还是伴侣受到电击，她们大脑的许多相同部位（小脑和脑干的部分）的活动都有所增加。当看到伴侣被电击时，她们大脑中相同的情感区域被激活，但疼痛区域并没有。“同理心，”辛格说，“是通过利用大脑中已存在的针对我们自身疼痛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这让我们相信我们在情感上感觉到疼痛，即使我们并没有在身体上感觉到它。”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同理心与我们的大脑相关联。
我们对动物的同理心与我们对人类的同理心可能并没有太大区别。来自布兰迪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发现，看到人受苦或狗狗受苦的图片时，我们对两者的神经反应有很大的重叠。
同理心是将群体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当我们同情他人时，我们就是在分享他们的经历，好与坏，快乐与痛苦。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善良、同情、道德和利他主义的基础。在《同理心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一书中，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将同理心描述为“我们创造社会生活和推进文明的手段”。同理心使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关心、分享资源、帮助他人，包括动物。
但研究还揭示了另一点：同理心通过相似性、接近性和熟悉性得到加强。我们更同情那些在“圈子里”的人——那些和自己一样，离得近以及私下认识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对“眼前当下”更感同身受。正如克里斯汀·多姆贝克在《他人的自私》（The Selfishness of Others）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同理心的准确投射性逐渐演变成一种保护自己的内团体不受外界伤害的方式。而核心的内团体，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起吧。
2016年6月的一天，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来自Cy-Fair志愿者消防部门(3)的二十来个男女队员和其他执法人员，排成一排荣誉人墙向一名战友敬礼，做最后的告别。亡者身上盖着得克萨斯州州旗，被抬至最后的墓地。这位被致敬者是布列塔尼，她是“9·11”搜救犬中最后去世的一只。
除了救援过被困在“9·11”废墟下的人，布列塔尼还在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期间搜寻过幸存者，九岁那年退休以后她还在继续帮助他人。她和罗伯茨路小学的一年级学生成为了朋友，孩子们通过给她朗读慢慢获得自信。“她是得克萨斯州第一特遣队的成员，”Cy-Fair志愿者消防部门负责人艾米·拉蒙在布列塔尼的葬礼上说，“她是Cy-Fair消防部门的一员……这非常悲痛。布列塔尼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她是我们中的一员。”
拉蒙对布列塔尼的评价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家？
初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根据韦氏词典，家的一种定义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另一种定义是“传统上由双亲抚养子女的社会基本单位”。但这些定义已不太适用了（如果曾经适用过的话）。从统计上来讲，一个家庭已不再由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和他们的亲生孩子所组成。人们的态度正在改变，对家庭单位的传统看法正在消失。我们正在选择一种更自由的家庭观，其中包括有孩子的未婚夫妇、收养孩子的同性恋伴侣、有孩子的单身母亲或父亲以及选择不生孩子的夫妇。
家庭成员也不限于我们自己这个物种。至少从2001年起，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伴侣动物。如今，这一比例约为70%。领养动物的趋势正蔓延至全世界，甚至传统上不习惯将动物视为家庭伴侣的地方也是如此。在猫和狗的监护方面，中国分别排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和第三。2006年至2014年，印度的伴侣动物数量从七百万只增长到一千万只。我们的语言也正在发生改变，反映了和动物之间的情感联系。自1990年代以来，宠物和主人等术语越来越被伴侣、监护人和妈妈或爸爸所取代。随着我们的角色改变，动物的角色也在改变。动物可以在家庭中扮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角色，甚至是多重角色。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西尔维斯特对我来说是朋友、兄弟、父亲和孩子。但大多数时候，他是独一无二的西尔维斯特。
尽管大多数有动物的美国家庭（也就是大多数美国家庭）都认为宠物是他们家庭的一部分，但美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这么认为。
直至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才使得政府开始关注。
2005年8月底，当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时，我和这个国家许多人一样，只能在电视上无助地看着灾难在面前展开。超过一千八百人死于飓风及其余波，其中近一半是老人。
灾难很少是新事态所造成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暴露了一个城市在基础设施和应急规划上潜在的系统漏洞。卡特里娜飓风也不例外。但是，与以往发生在美国的灾难相比，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是如此明显和广泛，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有多么准备不足。
像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重大灾难会造成长期的毁灭性影响。灾难中的幸存者患抑郁症、焦虑症、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一直较高。1998年米奇飓风袭击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后，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那些接受普通医疗服务的患者中有十分之一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1992年安德鲁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六个月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打击尤为沉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现，飓风发生七周后仍有近一半幸存者符合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而年幼的孩子在重大灾难后特别容易受到精神创伤。他们更难理解这一事件，更难表达事件对自己的情感影响，也更难独立地获得所需的情感帮助。
与所爱者分离，或是在紧急情况下被迫离开他们，可能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最难以承受之事，它会加剧我们的精神重压。美联社记者玛丽·福斯特曾捕捉到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个瞬间，充分表明了人与心爱的动物分离有多么痛苦。在混乱、恐慌和对飓风的恐惧中，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家人离家去新奥尔良的超级穹顶(4)避难。但超级穹顶不久就变得不安全。巴士很快到来，把这些绝望的家庭送往别处。当小男孩抱着他的小狗雪球和父母一起登上一辆开往休斯敦的巴士时，一名警察把狗带走了。小男孩歇斯底里地叫道：“雪球，雪球！”然后开始呕吐。
这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当来自当地警察和消防部门、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和国民警卫队的救援人员被派往执行营救任务时，他们并没有把动物包括在撤离行动中。救援人员救助幸存者时已不堪重负，而疏散动物也构成了额外而特殊的后勤障碍。大部分动物不像人类这样容易配合，你无法命令它们等上船和大巴。它们会害怕并躲起来，你可能不得不去抓。有些可能会威胁到你或你正在营救的人的安全。你需要装小型动物的运载容器和中型动物的板条箱，还有拴大型动物的皮带。对此，救援人员毫无准备。
救援人员强制许多居民遗弃伴侣动物，有时甚至以逮捕相威胁。由于救援人员拒绝把动物带上船只、直升机和公共汽车，也不让它们进入紧急避难所，成千上万的动物死去。据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前主席恩·帕西勒的说法，考虑到大约70%的美国家庭有伴侣动物（新奥尔良在这方面与其他城市没有区别），有可能救援人员在每三栋房子里就会发现两栋有动物——或是和家人们抱作一团，或是被孤零零遗弃。
然而，大多数动物都被留下等死。虚弱、惊恐的动物们在上涨的毒水中挣扎，在屋顶上发抖，紧紧抓住漂浮的木板，这些画面象征着联邦和州级机构广泛地漠视它们在美国家庭中的角色。这些机构也不明白另一件事：随着这些动物被遗弃，救援人员也让他们试图拯救的许多人濒临困境。
在男人最喜欢的狗和女人最喜欢的猫（如果你也相信这番陈词滥调的话）都难以得到帮助的情况下，你又能如何鼓起足够的同情心，来帮助拯救一只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块盘中肉的动物呢？如果你家有一头300磅重的猪，该怎么办？
退休教师吉姆·帕森斯很快就会知道答案。2000年左右，如果你在路易斯安那的花园区漫步，会看到许多修建于美国内战前的宅邸，有维多利亚风格、希腊复古风格和意大利风格，它们奢华地装饰着彩色玻璃窗、装饰支架、罗马立柱、圆屋顶和山形屋顶。透过锻铁栅栏，可以看到这些大房子附带凉爽、郁郁葱葱的私人花园。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走入有近两百年历史的拉斐特公墓，那里排满了怪异的地上墓穴。在花园区的梦幻和奢华的环境中，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头不起眼的猪和她更不起眼的人类老父亲在林荫道上闲逛。
镇上的人都知道吉姆是“猪佬”。每天早上，他和大腹便便的母猪罗蒂会在镇上散步一个半小时，罗蒂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成了小名流。“人们会看我们散步，”吉姆告诉我，“会停下来，想和我聊聊她。他们想要我们和猪猪合影的照片，妈妈和猪猪，爸爸和猪猪，孩子们和猪猪，全家和猪猪。”罗蒂喜欢走圣查尔斯大道，在那里优雅的橡树给她准备了成堆的橡子。“有时候我们正在散步，罗蒂会看看我，然后跑到街上去。附近餐馆边上有片大灌木丛，她会在里面翻找橡子。餐馆里要是有人发现了罗蒂，过不了一会儿，里面一半的人都会过来看她。”虽然有法令禁止在城里出现传统的养殖动物，但当地警方却给这头欢快的粉色猪破了例。警察没有给吉姆开出传票，反而是要求拍一张照。
从罗蒂还是小猪仔的时候吉姆就认识她了。卡特里娜飓风来袭的十年前，吉姆的女朋友康妮（现在是他妻子）哄他从一窝小猪中领养了罗蒂。康妮小时候读过《夏洛的网》，打那时起她就想要一头猪。吉姆勉为其难地把这一窝里最胆小的那只带回了家，从此以后，就爱上了她。
很快，小猪开始了与康妮和吉姆在一起的新生活。吉姆习惯了罗蒂，轻轻松松就训练好了她。她很快就知道如何得到她想要的东西。罗蒂总是充满好奇，她强行打开冰箱，打开橱柜，翻箱倒柜。她像狗狗一样围着吉姆转，睡在他脚边，晚上用鼻子蹭他。吉姆深深爱着她。他从未料到有一天，对罗蒂的爱会迫使他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2005年8月25日，星期四，卡特里娜飓风在迈阿密北部登陆，那时被定为一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英里。第二天，它被重新定级为二级飓风。到星期天早上7点，变成了五级，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60英里。8月29日，星期一，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摧毁了该市的电力系统，并在超级穹顶上打了一个洞。
和许多新奥尔良居民一样，吉姆和康妮低估了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那地板超出地面8英尺高的百年老屋是一个安全处所，可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暴。但到了星期一晚上，房子被越来越强劲的风力摇得嘎嘎作响，就好像巨人手里的玩具。吉姆开始担忧。他没那么在意自己，而是担心屋子里的其他住户，包括康妮、两个朋友、两只猫和罗蒂。当房子摇晃时，罗蒂变得非常焦虑，吉姆喂了她一碗酒帮助她平静下来，并在壁橱里用毯子做了一个藏身处，让她躲在下面过夜。
第二天早上，吉姆看到残骸废弃物满地都是。倒下的电线杆和树木挡住街道，玻璃碎片散落在前庭后院。但他们的房子完好无损。吉姆和康妮认为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康妮离家去当地医院护理那些没那么走运的人时，吉姆就留下来清理废墟，照顾动物。他在后院为罗蒂清出一小块没有玻璃碴的地方，等罗蒂自己呆着的时候，吉姆走到屋前，以便更好地检查受损情况。他看了看街中央的一个下水道检修孔，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水正在渗出。吉姆站在那里，感到困惑。水是从哪里来的？由于固定电话、手机和电力系统都没法用，吉姆不知道其实是附近的堤坝刚刚被冲垮了。
水涌得很快。当吉姆急忙跑到后院时，水已经淹到罗蒂的膝盖。吉姆用通向前门的台阶来测水位，一共十二级。不到两小时，水就淹到了第三级台阶，鱼儿在他们的前院游来游去。几个小时后，水漫过了第五级台阶。夜幕降临时，第九级。
虽然吉姆的房子在这一带所处地势较高，但他担心水会很快渗进来。那时，洪水已经淹没了周围所有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天，直升机飞来疏散了大部分社区居民，但没有疏散动物。所以吉姆留在了原地。除非能带上动物，否则他是不会走的。
水一直上涨，到达5.5英尺的高点，越过了停在隔壁的一辆皮卡车顶。日子一天天过去，水从破损的污水池中溢出，发出的臭气越来越浓。街道上的活物都消失了，变得更加悄无声息。一天晚上，在一片寂静中，吉姆听到邻居家传来哭号。“我带着斧子穿过污水，砸开了屋门，天花板从屋顶上掉了下来，里面有一只猫。房东留了食物和水，以为过几天就会回来。”
这是一个屡见不鲜的场景。人们在灾难发生时把动物留下的最常见原因之一，是相信灾难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其他原因还包括低估灾难的严重性，糟糕的应急计划，无法运输动物以及难以找到适合动物的庇护所。不管如何解释，失去一个动物伴侣都会让你付出代价。当小男孩和雪球分开时，他不仅失去了心爱的狗狗，也失去了雪球提供给他的支持。
压力来袭之际，我们会抓住任何可以让自己安心和稳定的东西不放。对很多人而言，其中就包括动物。在克罗地亚被战争严重影响的地区之一斯拉沃尼亚，当地小学生中有动物为伴的孩子比没有动物的孩子应对得更好。前一组在表达情感、寻求社会支持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都发展得更好。因此，与没有宠物的孩子相比，有宠物的孩子更不容易遭受情感创伤。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人口统计数据上。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富有还是贫穷。动物帮助我们在压力大的时候舒缓情绪，失去它们则会加重创伤。在一项针对三百六十五名低收入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研究中，失去宠物这一点显著预示了她们的灾后忧虑和丧亲之痛，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他损失和压力来源(5)。同样，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失去宠物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失去家园更大——与没有失去宠物的人相比，那些失去宠物的人更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急性压力、创伤周围分离（源自急性创伤经历的情感分离）、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2008年的艾克飓风过后，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幸存者中，失去宠物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失去动物同伴会给我们带来独立于其他损失之外的痛苦。
在混乱中动物提供了稳定的慰藉。就像人类间的依恋一样，对动物的爱可以助长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保护我们远离压力、焦虑和抑郁。动物提供的情感依靠、保护和全心全意的支持使我们变得更有韧性。研究发现，大多数有伴侣动物的人都认为这对他们的健康很重要。动物给我们可以触摸的安心，让我们远离烦扰——当你摩挲一只呼噜的猫或是和一条狗玩球，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也许最重要的是，动物是可靠的存在，会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作为回报，我们也不能放弃它们。
在他拥挤的屋子里，吉姆又添了一只被遗弃的猫咪。洪水涨到第六天，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士兵来敲门，他们是第82空降师的。新奥尔良市长已下令全市强制疏散，吉姆所在社区的最后一批拒不撤离的居民也离开了。然而，让救援人员震惊的是，吉姆仍然不走。“士兵们乘船过来，”他说，“他们带着摄像机拍我，把我骂了一通。他们说我是个疯子，我他妈在这里干什么，我他妈为什么还没走？我告诉他们我有一头300磅重的猪，自己养的两只猫，还有邻居的一只猫，我哪儿也不去，然后我就回屋了。”
尽管在士兵们看来，吉姆的拒绝撤离似乎很荒谬，但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灾难在考验我们，挑战我们是否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都很清楚，重要即所爱。家人是第一位的，灾难迫使我们迅速定义谁是家人。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明确表示他们的狗、猫、猪和其他动物是亲人。几乎有一半的人因为拒绝把动物扔下，留在风暴中度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撤离。后来的研究表明，逃离的人更有可能失去伴侣动物。这场灾难中只有15%—20%的动物和人类家庭重聚了。大多数动物，包括雪球，永远消失了。
在许多灾难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员疏散失败和动物监护有关。1997年的一次大洪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的尤巴县颁布了强制疏散令，但很多没有孩子的家庭拒绝离开，最大原因就是不想把动物留下。而且，每户人家只要多增加一只狗或猫，疏散失败率就会翻倍。而那些离开的人中，有许多仍然流落在外，住在汽车或露营地里，和他们的动物呆在一起。此外，调查人员调查了两次独立发生的灾难——一次洪水和一次危险化学品泄漏，发现过早返回不安全地点的人有80%是为了去营救自己的动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做。
吉姆心甘情愿为了他的动物们冒生命危险。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担心。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星期，积水只退到皮卡车的引擎盖位置。吉姆意识到自己和室友们将会被困很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担忧，并不是闷热的天气和从下水道涌进屋内的臭虫，而是新鲜的水和食物。吉姆和他的两个朋友开始定量分配水，食物只够他们和猫多吃几个星期。不过罗蒂很快就要没得吃了。
吉姆该怎么办？他的选择不多。即使他能救出猫咪，救助者也不会带罗蒂走。难道他要看着她慢慢饿死吗？“我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整个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吉姆抽泣着说，“我在想，我们可能必须让士兵们把她带出去。但接着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涌到我的脑子里。如果他们射杀了她，我们怎么处理遗体？”
十二天过去了，洪水仍然有5英尺高。吉姆做了个艰难的决定，要求国民警卫队射杀罗蒂。
想象一下吉姆当时所经历的悲伤。很多人都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尽管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但经常有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不仅不会对此有同理心，反而会告诉那些哀悼动物的人，在意这么多真是太愚蠢了——毕竟，只是动物而已。忘掉它吧，他们说。振作起来！
人类可以共同欢笑，却只能独自哭泣。要是为动物之死而悲伤就更孤独了，远不如因另一个人类死去所产生的悲伤那样被重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就像我在猫咪阿斯兰去世时发现的那样）对这一点的理解来得很慢。事实上，动物的死亡会导致失眠、误工、严重的痛苦和抑郁。在那些失去深爱的动物的人身上，悲痛程度与那些失去深爱之人的人是相似的。
由于吉姆面临的特殊情况，他可能会因为失去罗蒂而感到更大的绝望。想想被迫丢下一只动物的心碎。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动物的痛苦在那些曾遗弃它们的人身上更为严重。因为被强迫遗弃而失去不仅会加重人的创伤，也会减缓创伤的康复。如果像吉姆一样，需要决定对动物实施安乐死，最终导致了动物的死亡，这可能会加剧负罪感、悔恨甚至挫败感。研究人员甚至发现，被迫抛弃一只动物更有可能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而动物的实际死亡则更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抑郁症。对吉姆来说，丧亲之痛再加上沉重的罪恶感，足以让他悲伤至极。
正当吉姆失去解救罗蒂的希望时，奇迹发生了。电话铃响了。自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以来，他的座机第一次工作了。“我接起电话，”吉姆回忆道，“是一个叫杰弗里·谭的家伙，加拿大AM(6)的制片人。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和猪一起的人。他看到了第82空降师士兵录的视频。我说，是的。然后他说，我们要来救你的猪。”
谭打电话给吉姆后，加拿大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IFAW）的一个搜救队，他们在这个地区搜寻被遗弃的动物。对IFAW的摄影记者斯图尔特·库克来说，拯救罗蒂是一次引人注目的救援行动。斯图尔特写道：
走近那所房子，我们看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你有动物需要营救吗？”有人问道。“是我的猪，”男人叫道，“你们能带上我的猪吗？”我们走进他家，认识了越南种的大肚猪罗蒂。“她是我的孩子，”男人满怀爱意地说，“我不能扔下她。”就在前一天，新奥尔良下达了强制撤离令，国民警卫队正驾着汽艇巡逻，执行这项命令。“我要求他们开枪打死她，”这名男子说，眼里噙满泪水，“但他们不肯。我不能让她活活饿死。”
罗蒂获救后被带到一个避难所，那里有各种被拯救的动物——猫、狗、牛、马和比利山羊，包括一头名叫歌利亚的山羊很快就和罗蒂成了朋友。当家乡的洪水退去后，吉姆和罗蒂团聚了。在避难所见到他时，吉姆告诉我，罗蒂“跑了出来，在我身上蹭来蹭去”。
罗蒂于2015年去世，享年十五岁。吉姆说到她的死就忍不住落泪。“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养了一只宠物十五年……她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罗蒂成了家里的一员，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管她叫我女儿。”
和吉姆谈话十天后，我收到了一本书。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不断地提到一本书，并告诉我，这本书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的经历。“我会把我写的那本书寄给你，”他说，“你要找的所有信息都在书里。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在里面。”
我从邮寄包裹里拿出这本书，读了读书名，《我们的罗蒂：新奥尔良猪的真实故事》（Our Rooty：The True Tale of a New Orleans Pig）。封面是一幅画，一只猪鼻子从一条红白相间的毯子里探出来。我翻阅起来，准备读吉姆记录下的那些令人痛苦的细节。这是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所有的字数和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一页的字数差不多。
直到几个月后，我才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虽然不是首次对动物造成冲击的灾难，但卡特里娜飓风第一次唤起了全世界去关注动物（以及爱它们的人）的困境。像吉姆这样的故事（尽管是大团圆结局）在电视屏幕、报纸和网站上播放，极大引发了人们的同理心。美国人捐出了4 000多万美元来帮助受飓风影响的动物。
美国政府显然低估了人与伴侣动物间纽带关系的强度。幸运的是，随之而来公众的怒火带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不到一年，国会通过了《宠物疏散运输标准法案》，该法案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动物救援作为紧急疏散计划的一部分。它还授权将资金用于“采购、建造、租赁或翻新紧急收容设施和材料，以供人们带着宠物和服务性动物居住”。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件事情上团结努力，这在政治上是罕见的。该法案在两党支持下轻松通过。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联邦政府第一次理解了公众已然知道的事情：帮助人类和帮助动物并不是两种孤立的努力。如果你想保存前者，你就必须保存后者。卡特里娜飓风和《宠物疏散运输标准法案》带来的意识产生了积极可衡量的影响。2011年，当下一场艾琳飓风袭击东海岸时，大多数居民带着他们的动物安全撤离。
不过，尽管防灾准备工作取得了进展，但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却始终落后。
你可能以为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我们会认识到人类与动物在生活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但实际上，人类大脑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只会将新的智慧应用于特定情况，而忽略其更大的含义。我们就像一条被带去看兽医的狗，蜷缩下巴，低着眼睛，拖着脚，不想学任何新的东西。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至今仍在斗争，为了让他们的动物伙伴被承认为家人。直到某天谢里琳·格兰特的男朋友回到家想掐死她之后，她才明白这场斗争有多么艰难。
我在东华盛顿的一栋棕色石头建筑里见到了谢里琳。一个五十多岁的漂亮女人，染着蜜金色的头发，暂住在朋友的公寓里。当我走进公寓，一条名叫切尔西的西施-约克郡梗和一头名叫布兰迪的拉布拉多小猎犬立刻跑来迎接我。谢里琳给我讲她的故事时，切尔西坐在我们中间的沙发上，布兰迪把壮硕的头枕在谢里琳的脚上。她告诉我，自己原先和男朋友相处得很好，直到两人搬到一起。这个以前很细心、说话很温和的男人开始喝酒，开始骂人。一天晚上，他带着酒气回到家，掐她的脖子。当她挣扎着呼吸时，能听到切尔西和布兰迪在后台狂吠。一个邻居听到骚动，报了警。谢里琳选择不起诉她的男友，但由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这套房子是他的，他把她和两条狗赶了出去。突然间，这位残疾退伍军人无家可归。
当地的家暴服务部门为谢里琳提供了九十天的酒店住宿，但切尔西和布兰迪不在协议之内。服务人员让她把狗交给动物收容所。她不同意。“这不仅仅是狗，”她愤怒地回忆起那次谈话，告诉我，“她们是我的孩子，这些人居然要我放弃？”
于是谢里琳选了一个折中方案。她到酒店房间里换衣服、洗澡，同时和她的狗一起睡车里。为期九十天的酒店安排结束后，谢里琳从家庭暴力庇护所转到家人和朋友那里，寻求一个住处。很少有人允许她的狗一起住进来。之后的两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谢里琳、切尔西和布兰迪一直住在她的车里。
如今，在遭受男友殴打三年后，谢里琳仍然居无定所。“突然间破产了，”她说，“饿肚子，没钱，到处找地方住。”她摇摇头，把切尔西拉到自己腿上，抚摸着那毛茸茸的脸，哭了起来。“是这些女孩让我不至于崩溃。没有她们，我的心就空落落的。她们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她抬起头，看着两条狗，“我会一直确保她们得到需要的东西，确保她们有新鲜的水和食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在一起。”
尽管谢里琳的处境令人不安，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更糟。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撰写于1917年的小说《同命人审案》（A Jury of Her Peers），是最早聚焦家庭暴力这一此前被忽视真相的作品之一。故事中，主人公黑尔夫人被要求陪同丈夫前往犯罪现场，一起赶过去的还有警长和他妻子彼得斯夫人。就在前一天，黑尔先生发现了邻居的尸体，其被绳子勒死在床上。而死者的妻子米妮一直平静地坐在楼下。
警长和其他男人一边四处找证据给米妮定罪，一边嘲笑这房子太凌乱，嘲笑女人们关心的都是些琐碎。但黑尔夫人和彼得斯夫人注意到，支配米妮生活的琐碎有某些令人细思恐极之处。屋内各种小细节叠加起来，揭示了一种平静绝望的生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们发现了一个空鸟笼，鸟笼的门坏了，就好像有人对它施暴过。几分钟后，她们又发现了一具脖子折断的金丝雀尸体。
随着对事态的了解逐步加深，女人们看到了她们丈夫没有看到的东西。米妮的丈夫支配和控制了她一生，还杀死了她心爱的鸟。这导致米妮勒死了她虐待成性的丈夫。作为声援，两位女士把鸟的尸体藏了起来——这是唯一能让米妮被定罪的证据。
1990年代中期，艾莉·菲利普斯是密歇根州兰辛市的一名年轻律师，她在起诉家庭暴力案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支持了格拉斯佩尔笔下故事的设定。在菲利普斯通常的出庭日，90%的受害者不会出现。她猜测，他们中的许多人害怕面对施虐者，或者对采取法律行动不感兴趣（通常是因为害怕）。然而，还有第三个原因她一直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一个受害者来得很晚，解释说：“我昨晚回到他身边。他杀了我的一条狗，我还有两条狗和一头山羊。我宁愿回去丢了命，也不愿带着让他杀死我宠物的罪恶感活下去。”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菲利普斯的眼睛。
菲利普斯惊呆了。“在90年代中期，没有人真正谈论对动物的暴力和对人的暴力之间的联系，”二十多年后，她告诉我，“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菲利普斯暴露了她的天真，她打电话给当地的家庭暴力庇护所，问他们是否有房间收留这个女人。庇护所说有。“然后我说马上就让警察把她带过来，她还有两条狗和一头山羊，所以我们也要带过来。电话那头的女士大笑，挂断了电话。”
菲利普斯很生气，也做了个决定。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她着手调查这一问题，她发现美国的两千多个家庭暴力庇护所中，只有四家能收容动物。这是个大问题。“当我开始研究有多少家庭宠物时，我意识到许多受害者没有出现在法庭上，是因为他们的动物让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
菲利普斯是对的。已发表的研究一再表明，美国、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变性人，往往会因为担心施暴者攻击自己的动物而拒绝逃离。在一项对一百零七名受虐女性的调查中，47%有伴侣动物的女性报告说，虐待她们的人威胁或伤害了动物。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的伴侣动物是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另一项研究表明，有伴侣动物的女性推迟寻求庇护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就是对动物的威胁。进入庇护所后，许多人继续担心动物的安全。施虐者伤害动物是为了报复或从心理上控制伴侣。在大多数情况下，动物在受害者在场的情况下被伤害，而且往往当着他们孩子的面。
如果你受到亲密伴侣的折磨，又有动物同伴，你会怎么做？大多数庇护所和安全之家（它们常常被这么称呼）不允许动物进入。就算你有经济能力，租房可能也不是一个好选择。卡罗琳·琼斯是弗吉尼亚阿灵顿市安全之家的执行董事，她告诉我，许多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家庭暴力受害者，因为担心自己的财产遭到暴力侵害。所以租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用考虑了。幸运的话，会有关爱的家人和朋友为你和动物提供住所，但如果你没有呢？
2012年，一名走投无路的女性正面质询一家庇护所的管理人员，要求他们彻底改革自己的做法。这名女子的男友曾试图用锤子打死她，但是她的丹麦种大狗汉克跳到两人中间，用身体保护她，承受了大部分的重锤。之后，这个男人把汉克和女子从二楼窗户扔了出去。虽然汉克多处骨折，但他俩都活了下来。当这名女子和她的狗来到密苏里堪萨斯城的罗斯·布鲁克斯中心寻求庇护时，他们给了她一张床，但拒绝让汉克入内。女人决意挑战这一规定。最后，在它的历史上，这家庇护所第一次向非人类敞开了大门。
而今，罗斯·布鲁克斯中心有一个最高水平的室内动物庇护所，带有给狗、猫和其他家庭动物居住的窝舍。中心的首席执行官苏珊·米勒将这一必要的改变归功于汉克强烈的献身精神和他拯救的那名女子坚定不移的爱。“她不会把她的宠物独自留下（给男友）。他救了她的命。”
他救了我的命。他们慰藉着我。她给了我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当家庭暴力受害者谈论他们的伴侣动物时，你通常会听到这些话。在遭受暴力期间，动物往往是受害者唯一的慰藉和陪伴来源。2007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的安·菲茨杰拉德博士发表了一项题为《“它们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伴侣动物对受虐待妇女自杀行为的保护作用》的研究。研究中，菲茨杰拉德发现，动物的存在既帮助了受虐女性，也增加了她们的危险。她注意到，一些女性“与施虐伴侣在一起的时间比本该忍受的时间要长，因为是‘宠物让她们坚持下去’，后者为她们提供应对虐待所需的社会支持”。
好在随着像艾莉·菲利普斯这样的人投身这项事业，当下兴起了一个为家庭所有成员提供庇护的运动。菲利普斯与“红色漫游者”（RedRover）开展合作，“红色漫游者”是一家成立于1987年的组织，目的是在灾难期间救助和庇护动物。2008年，“红色漫游者”开始帮助那些陷入家庭暴力的动物。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埃斯佩兰萨·祖尼加的努力。从小和动物朋友们一起长大，目睹了继父虐待动物，长大后的祖尼加极力为动物代言。她曾对家庭暴力庇护所的动物住房能力进行了需求评估。“我们了解到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数据，”祖尼加告诉我，“第一，只有不到5%的家庭暴力庇护所有宠物；第二，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超过70%养有宠物。所以我们意识到，如果70%的家庭有宠物，而只有不到5%的家庭暴力庇护所愿意收留它们，那么很明显，这些宠物或家庭会遇到一些问题。”
“宠物往往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没法说话，”祖尼加继续说，“它们无法回嘴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意识到，在这些家庭暴力事件中，宠物经常被当作棋子，受害者被告知：‘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我就杀了这条狗。’”
根据祖尼加的研究结果，“红色漫游者”成立了两个项目来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首先，如果没有收容动物的家庭暴力庇护所，“家庭暴力安全逃逸”补助金计划可以帮助它们找到寄养所。“红色漫游者”有一个志愿者、寄宿设施和兽医诊所构成的网络，为动物提供临时住所。虽然许多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动物，但寄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使得人和动物都处于更安全的环境中。另外，“红色漫游者”的“安全住房”补助金给家庭暴力庇护所提供经济援助，为动物就地建造住房。
撰写本书时，在艾莉·菲利普斯和“红色漫游者”的共同努力下，全美能收容动物的庇护所数量从一百个增加到一百三十二个。只剩下两千五百个了，他们决心继续前进。增加的三十二个庇护所已对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寄居者中心”（The Sojourner Center）是美国最大、运营时间最长的家庭暴力庇护所之一。2015年，在“红色漫游者”的资助下，它在凤凰城建立了第一个现场动物收容所，让一对母子得以与他们的橘猫克拉克·肯特团聚。当詹妮弗和罗伯特·普雷斯勒到达“寄居者中心”时，他们不想把克拉克落下。但该中心的动物庇护所还没完工。“红色漫游者”为克拉克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临时居所。对十二岁的罗伯特来说，与克拉克分开是“毁灭性打击”。每天，罗伯特都在帮忙施工，尽其所能加快进程，好把克拉克带来庇护所。工程完成后，庇护所不仅向克拉克敞开大门，还迎来了另一只猫和两条狗。“知道我就在我的猫身边，这感觉真好，”罗伯特说，“每当我需要安慰时，他都在。”母亲、儿子和猫终于团聚了。
1993年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结束了在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的轮班实习后，我匆匆穿过华盛顿特区的街道。差不多快下午5点了，我希望能去国家广场上心爱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呆个几分钟。一路上肚子咕咕叫，我停下来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一包炸薯条。当我到达博物馆时，它已经关门了。
虽然有好几个人在前门的台阶上转来转去，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人。一位女士穿着不合体的衣服，在博物馆门外的垃圾桶里拼命扒拉。她撕开食品包装，查看里面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扔到一边。这个女人似乎在寻找她的晚餐。我走到她跟前，把我那包还热着的、没动过的薯条递给她。
她接下来对我说的话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她不是为自己寻找食物，而是为流浪猫。
这名女子解释说，她每天翻垃圾桶差不多有五年了，是为了喂一群猫。她一天都不曾缺席，即使生病的时候。她深爱它们。我还没来得及询问更多，她就迅速离开去别处寻找了。从那天起，我经常想，为什么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会花这么多时间照顾无家可归的动物。
我们大多数人都见过他们。男男女女，有时是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是带着孩子的夫妇，裹着破毯子在寒冷街道上挤作一团，向我们乞讨零钱。
美国联邦法规将无家可归定义为缺乏“固定、定期和适当的夜间住所”。无家可归者会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即“沙发冲浪”），要么睡在汽车、庇护所、垃圾场、空置的建筑物或街道上。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的数据，2017年仅一个晚上就有553 742名美国人无家可归。不过，由于流动率很高，在任何一年的某个高峰阶段都会有三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但吉纳维夫·弗雷德里克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要高得多。“我不同意HUD的说法，”她告诉我，“他们的方法太离谱了。如果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特别是做了一些不太合法的事，要是看到一个像是中产阶级的中年白人拿着调查本走过来，我会赶紧躲开。”从2006年开始，弗雷德里克一直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者，但她所用的方式之前几乎闻所未闻。
弗雷德里克和丈夫从内华达去纽约的时候，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身边有一条“漂亮、健康的混种狗”。“我很难不去想这件事，”她对我说，“这个连自己都没法照顾的人有一条狗，他是怎么照顾狗的？我忍不住思考，想到我的狗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回到内华达，弗雷德里克有了一个想法，她可以帮助喂养家乡卡森市那些无家可归者的伴侣动物。她联系了她的兽医加里·艾尔斯医生，请求在他的接待区放置一个收集箱，以便人们捐赠宠物食品。这些食物将给到当地的食品银行，在那里可以直接分发到无家可归者手中。艾尔斯不仅同意了放置收集箱，还向当地报纸发出一份新闻稿，宣布这场食品募捐。在他和弗雷德里克反应过来之前，活动就开始了。数以百计的市民捐出了食物。
自此弗雷德里克创立了一个非营利慈善机构“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Feeding Pets of the Homeless）。它是唯一专注于帮助无家可归者照顾伴侣动物的全国性组织。除了向食品银行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宠物食品外，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赞助健康诊所，同兽医们合作，让他们到社区里为无家可归者的动物接种疫苗并提供治疗。这项工作通过预防狂犬病和其他传染病帮助了更大的社区。也许对该组织的员工来说，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直接为动物安排医疗护理。全国各地无家可归的男女都可以使用项目提供的预付费手机打电话过来，为受伤或生病的动物寻求援助，该组织会帮他们找一家当地医院进行治疗，并直接向医院支付动物护理费用。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为什么“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的工作重点不是无家可归者，而是他们的动物。对弗雷德里克来说，帮助动物就是帮助人类。
多达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有伴侣动物，大部分是狗，尽管弗雷德里克也见过猫、雪貂、龙蜥、猪和兔子。有时，他们拥有动物是在变成无家可归之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在家暴受害者和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当中很常见。有时，无家可归的人会遇到流浪狗或流浪猫。弗雷德里克说：“动物们开始跟着他们，他们形成了一种依恋关系。”
弗雷德里克告诉我，这种关系是很牢固的。“我有一堆的故事可以告诉你。我们见过那些处于自杀边缘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那条狗，他们早就这么做了。但狗狗让他们在现实中待了足够久，这样他们就可以度过那个糟糕的时刻，继续前进。他们常常会觉得，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的最后机会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动物，所以他们可以不吃东西，可以放弃医疗，为宠物做出牺牲。”
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教授莱斯利·欧文对无家可归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关于他们养的动物，她的发现证实了弗雷德里克的观察。其中一名受访者告诉欧文，狗狗“在我吃之前先吃。他们会比我先吃，就这样”。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重复了这一说法。他们还忿忿不平于任何关于他们不能照顾动物（一种常见的批评）和不应该养它们的建议。一位受访者认为：“人们认为因为你无家可归，你就不能照顾狗……有些有房子的人也会虐待、忽视他们的动物，所以这跟你有没有房子无关。”
对于受访者的一个观点，弗雷德里克表示了极大赞同。她指出，这些动物“一直和它们的主人在一起，这使它们成为地球上最快乐的动物。因为它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受到主人的关注。我自己的狗现在呆在家里，都不知道主人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兽医聊过，还去参观过这些健康诊所，这些动物中大多数都非常健康”。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不能照顾他或她的动物的某些情况下，“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也许能帮到忙。
就像有一个绝望的人某天打来电话请求他们的帮助。虽然他活不长了，但并不担心自己的健康，担心的只是他的狗。他是“一个露宿街头的老兵，毁容非常非常严重。他的狗芝利患有严重的胰腺炎和肾衰竭。他给许多组织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愿意帮忙。我们的执行董事接了电话说：‘我们马上把你的狗送到医院去。’”
他们救了那条狗的命。这个人非常感激，他写了一封信给“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信中写道：
当我终于不得不为我珍爱的生命——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生命——寻求帮助时，没有一家机构，没有一家所谓的慈善机构，没有一个我联系过的兽医前来帮忙……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不仅是唯一（作出回应）的组织，他们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拯救了我的伴侣动物，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而且也拯救了我。就像我无法将我的无地自容告诉没有经历过孤独无助的任何人，当你亲爱的朋友病得如此之重，而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赢得拯救它们生命所需的关注，你做了一切你能做的，它们依然在慢慢死去。
尽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弗雷德里克仍在全力以赴地做事。大多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不允许收留动物（听起来很熟悉吧）。和家庭暴力庇护所正在这方面努力的情况不同，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建造现场动物居所的呼吁并不普遍。也许是因为无家可归者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很少受到关注。在有更好的措施之前，“为无家可归者喂养宠物”的办法是把宠物箱送到国内任何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这些板条箱是全新可折叠的，并将成为收容所的财产，可以重复使用。不管室外温度是20华氏度还是120华氏度，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的动物都可以安全地呆在里面。弗雷德里克告诉我，帮助人和动物呆在一起很重要。“动物给予这些人无条件的爱，这是整个社会不曾给予他们的。在社会上他们是不被看见的。动物是他们唯一的同伴。这些人需要动物。”
弗雷德里克的话让我想起我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外遇到的那名女子。那个女人告诉我，那些猫认识她，并且依赖她。她没有告诉我但我现在怀疑的一点是，她也开始依赖它们了。
虽然我很幸运，总能有个栖身之所，但弗雷德里克的故事和看护猫咪的女子让我想起了家的概念。这是你存放物品的地方，你吃饭、睡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但这指的只是一栋房子，一间寓所，一个公寓——一个物理结构。而当我们想到“家”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种宁静、安全和支持的景象，在本质上它不那么具体有形，更多的是情感。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家？是某些人以及你跟他们的情感联系吗？那些依赖你的人和你所依赖的人吗？那些当你感到孤独、低落或害怕时会跑去找的人吗？那些当你有一些想要分享的快乐时首先想到的人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家意味着家人。
对于那些没有实际住所的人，或是由于受虐待而有一个不安全住所的人，也许通过让他们和心爱的动物呆在一起，就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家。
家是某个安慰你，帮你感到安全的人。当我九岁时，塔卢普叔叔在公寓等我回去，我的家是西尔维斯特。
(1) Loony Tunes，是华纳兄弟早期推出的卡通系列之一。——译者
(2) empathy除了同理心之外还有两种中文译名，共情或移情，前者更常见一点，严格来说这两个词是有所区别的，但无法简单地对应到文中所说的情感同理心和认知同理心，所以在本书中如非特殊需要一律只译为同理心，有少数几处译为共情。——译者
(3) 主要为哈里斯县的Cypress和Fairbanks社区提供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的部门，由志愿者、专职和兼职付费工作人员组成。哈里斯县是一个非建制地区，即不受其当地地方市政公司管辖的定居点。——译者
(4) 指的是梅赛德斯-奔驰超级穹顶，是一座有72 000个座位的多功能穹顶型体育馆。——译者
(5) 这是一项2009年发表在《创伤应激期刊》（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上的研究，三百六十五名调查对象都是单身母亲，其中六十三人失去了宠物。——译者
(6) Canada AM，加拿大的一档早餐电视新闻节目。——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