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给你看样东西。”
我一走出我家伦敦东区排屋的浴室，塔卢普叔叔就朝我走来。我刚花一下午看了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女孩与巨型泰迪熊相伴的故事，我的两个妹妹在午睡，哥哥带着他的火柴盒玩具小汽车在附近闲晃。塔卢普叔叔经常照看我们，直到我的父母下班回家。虽然他只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友人，但按照巴基斯坦传统，我们称呼所有成年人阿姨或叔叔，以示尊重。
我让塔卢普叔叔牵着手走上黑暗狭窄的楼梯。也许他有新的游戏要给我看。但我们走过我平时和哥哥妹妹们玩耍的卧室，走进了父母的卧室。他关上门，我们坐在双人床的床沿。我眯起眼睛，看着刺眼的阳光从黄褐色条纹窗帘的边缘透入，被落地镜反射。我常常站在这面镜子前，问里面对看的那个女孩，她生活的世界是否和我生活的世界有所不同。但这一天，镜子里并没有显示我想象中的朋友。有些不太对劲。
“看这儿。”塔卢普叔叔说。我顺着他的视线向下看，看到了他那条宽松的白色纱丽克米兹裤。(1)
塔卢普叔叔第一次猥亵我的时候，我刚满五岁。性虐待持续了五年多，跨越了两个大洲。他住在伦敦我家附近时，每周都对我性侵。我们家搬到美国后，他每年来探望我们四次，有时五次，并继续性侵，就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这些年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对我做了什么，甚至是我的父母。这是他的规矩，他知道我会遵守。我是一个听话的女孩。别和任何人说。
塔卢普叔叔的性虐待为我开启了一个充满困惑的童年。虽然当时太小，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有很多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的——作为一个守规矩的巴基斯坦好女孩，我对长辈的责任，我的自我价值。我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感到害怕、难堪和孤独。
但是，在我只有九岁时，一天晚上，问题变得明朗起来。
这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时刻，洞察力不再像平常那样一点点渗入潜意识，直到大得无法忽视。这一次，问题的答案在急流中向我涌来。一旦拥有，答案是如此显而易见。
答案是一条狗，名叫西尔维斯特。
这是我仅有的一张他(2)的照片。11月下旬一个晴好的日子，我们刚刚从树林里玩耍回来，采了松果，洒上金银闪片作为冬季礼物。我总是被他绊到，因为他的脚步如此靠近，从未远离我身旁。照片中，他望着花园大门外我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棕色毛发。棕色眼睛。一条红白相间的大手帕缠在他的脖颈上，立刻就显得健壮、英俊，还很可爱。
在我九岁那年，西尔维斯特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戴夫跟着我的父母从英国伦敦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在那里他们从一窝被遗弃的小狗中收养了西尔维斯特。他有部分德国牧羊犬血统，天鹅绒般的脸，胸前一撮白毛。就像我，就像每个人一样，西尔维斯特有他自己的故事。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活交织相连，如果把西尔维斯特从中删除，我的故事就会瓦解。以前我从未结识过任何动物，但第一眼就和西尔维斯特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弗吉尼亚，外公外婆住在我们那套复式公寓的隔壁楼里，离我的住处不到50码(3)。我想不起有哪一天西尔维斯特和我是不在一起的。我们分享友谊、亲情和强烈的爱。我们就是那个女孩和她的狗。
我们还分享另一些东西：被虐待。
第一次看到西尔维斯特被人（也是被一个我很熟悉的男人）摔到墙上的那一刻，激发了我寻找勇气的决心，不仅为了结束他的被虐待，也包括我自己的。
西尔维斯特是我认识的众多动物中的第一个。通过他，我对周围其他动物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并对它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近感。
孩童时期，我援救过失去双亲的鸟儿，帮它们康复。我通过阅读，学会如何将煮熟的鸡蛋捣碎（现在看来这是错的），用镊子喂食小鸟。我学会了如何将鸟儿安置在温暖的鞋盒窝中，如何训练它们在岩石下找虫子，如何在它们准备好的时候放飞。我还救过受伤的兔子、松鼠和老鼠，母亲开着我们绿色的别克旅行车，我则把它们抱腿上一起坐在副驾，去看当地的兽医。
通过动物，我有了治愈的愿望。我很容易把从照顾动物中学到的技能运用到人类身上。我的母亲是一名护士，她教导我，无论是照护人类还是动物，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她告诉我，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治疗者，你需要了解别人是如何受伤的，你需要有帮助他们的渴望。每当我的妹妹或哥哥生病时，我就经常在妈妈身边当她的“小护士助手”，以至于家里人都知道我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子。
“阿伊莎将成为一名医生。”
开启学医生涯后，我继续寻求动物的陪伴。当我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东部州立精神病院读到医科三年级时，我的猫咪阿斯兰突然病了。在医学院期间，阿斯兰（这名字来自我最喜欢的一本童年书籍）(4)一直相伴左右，漫长而寒冷的夜里，在我研读解剖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书籍时，他总是趴在我的肩上。相伴四年后，阿斯兰罹患猫科白血病，他在被我从街上救回来之前就感染了这种传染病。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驱车三个半小时，带阿斯兰去一家动物专科诊所。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他的心脏衰竭。肺里充满了液体，呼吸困难。我做出人道的决定，结束了阿斯兰的痛苦。他呼噜着死在我怀里。
当我离开诊所时，已近周五凌晨5点。三小时后，我就要开始在精神病院值班。当天早上晚些时候，我泪流满面地打电话给负责排班的精神科医生，解释了发生的一切，询问可否请一天假哀悼。他说不行。
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的母亲、兄弟或朋友去世，甚至是病重，这位精神科医生至少会批准我休假一天。无论如何，对于精神病院而言，我来不来值班并不重要。作为一名医学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干点杂活，为员工们跑跑腿。所以我对他的回答感到震惊和沮丧。他怎么能认识不到失去心爱动物伴侣的意义呢？或者至少，他怎么就认识不到这次失去对我而言的意义？我不明白一个医生，一个研究心灵的医生，竟然会看不到动物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太天真了。这位精神科医生对动物的看法绝非孤例。医生们倾向于忽视我们与动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我接受医学训练期间，唯一一次涉及我们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讨论，就是强调它们如何伤害我们，并成为传染病来源。这两点确实构成了相关议题，但给出了一个狭隘的观点。
我觉得，由于没有通盘考虑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医学忽略了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医学训练中，我被教导而懂得，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都安康的状态”。今天，疾病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在医疗中心大厅中的经历有关，而健康则反映了我们在医院和医生办公室之外的生活。要真正治愈和保持一个人的健康，作为医生，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诊断、医疗程序和药物的清单上移开，去考虑医院白墙之外发生的诸多影响。
每个人就像一幅连点图。为了勾勒正确的健康图景，我们需要：（a）找到包含构成我们生活的相关点，（b）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这些点。每个点都影响着每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的安康。我们如何互动和对待彼此，如何分享（或不分享）资源，如何与环境相处，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花钱，如何吃饭，如何工作，如何玩耍——简而言之，如何生活，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我亲身体会到有诸多因素影响着自己的健康。我并不是毫发无损地从塔卢普叔叔那里逃脱。我一生都在同抑郁症斗争。虽然内在的生理因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我发现陷入绝望的倾向往往受到周围事态的影响。这一点上，我远非孤例。过去几十年里，尽管一些身体疾病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一种影响所有人的痼疾却在增长。每当我们听到另一个有关暴力、悲伤和挣扎的故事时，这种病就会慢慢地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蔓延，并像癌细胞一样呈倍数分裂。
我们共同遭受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情感折磨。即使像史蒂芬·平克在他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所说的那样，当今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少，但我们感觉上却并非如此。不仅是暴力，还有悲观和无望，不断冲击着所有人。每当我们为又一场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悲痛，每当我们听到又一宗仇恨犯罪，每当我们看到又一名儿童挨饿，我们与这种痼疾的斗争就又一次遭受到挫折。全世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无法入睡，五分之一的人至少服用一种精神药物。我们服用药物以缓解悲伤、孤独和最深的恐惧。我们可能活得更长，但未必活得更好。
健康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作为集体。我们的精神状态深受他人的影响。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物种，彼此间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大家相互依存，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依存程度也许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人，同理心和同情也会增加。随着每一代人的更迭，我们的同理心圈子就会一点点扩大至那些以前被忽视的人——比如被虐待的妇女、智障人士和跨性别者群体。我们不断扩大的同理心反映了我们愈加明白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息息相关。当你受苦时，我也在受苦。他们大笑时，我们也在笑。遥远的陌生人的生活、挣扎和快乐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那么，动物的生活会如何影响我们呢？尽管医生们正将我们生活中的更多点联系起来，但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忽视了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一个重要影响：人与动物的关系。当医生们偶尔把目光转向动物，我们就很少能看到表面之外的东西。我们只关注少数动物和少数情形。但是我同西尔维斯特的经历以及我童年被虐的经历，激发我去寻找更多有关动物如何影响我们健康的信息——这是医生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个点。
在医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我和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淡化自己对动物的喜爱。我觉得尴尬。我知道有许多医生也不愿承认自己与动物的亲情，好像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更不像科学家和医生了。就好像对动物的同情是个错误。但事实是，我全心全意地爱动物，完全不作他想。这非但无损我作为医生的工作，反而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治愈者。
不管多么黏糊、粗糙、味大，甚至吓人，动物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如果否认这一点，我就否认了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会蒙蔽我理解自己痛苦的能力——这种痛苦不仅受到其他人类生活的影响，也受到动物的影响。有了这种意识，我可以用更敏锐的眼光看待我与塔卢普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及和西尔维斯特的关系。无论我的生活可能会有怎样的轨迹，我和西尔维斯特的纽带以及我对他的同理心都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现在，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追问同一个问题：对动物的同理心从何而来？
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介绍说，亲生物性（biophilia）是“……人与其他生物天生的情感联系”。亲生物性是一种假设，认为人类与自然和动物有着天然的联系，我们对它们的亲和力根植于我们的生物性。用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对生命的热爱。这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作为动物同伴部分的身份确认。威尔逊所指的不仅是动物，还有植物和所有其他“生命系统”。我们追求自然。我们对城市绿色空间的需求，我们对森林徒步的渴望，以及我们保护自然公园的努力，都是亲生物性的证据。
威尔逊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在寻求与动物的纽带关系，但我相信，我们的亲生物性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中。如果你去看一下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国家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会发现作为宠物豢养的动物数量稳步增长。历史学家追踪了宠物饲养的兴起，它与我们日益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平行。当我们远离乡村生活，失去与许多动物的日常接触，我们就用其他方式寻求它们，把猫、狗、鸟、仓鼠和兔子带回家。
我们选择把动物带入自己的生活。它们让这个世界少了点寂寞，多了些乐趣。如果无法把动物带回家，我们就到其他地方去追寻它们：参观野生动物保护区；参加观鸟俱乐部；去动物园和马戏团，尽管我们越来越不愿看到动物被关在铁栏里或为娱乐而表演；去非洲旅行。我们与动物在一起的需要是如此深刻，发自本能的强烈，这不仅仅是亲生物性，而是动物情谊（animalphilia）。
美剧《X档案》系列中有一集，以幽默的视角讲述了动物如何陪伴和抚慰我们。在常见的狼人故事中，一般都是怪物咬了人，然后那人晚上就变成了狼人。然而剧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桥段，主角穆德和史考莉遇到了一个被人咬了一口的类爬行怪物。某天早上这只安静、知足、以昆虫为食的动物醒来，发现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矮胖的澳洲男子。他不得不开始像人一样思考，发现自己被各种人类独有的忧虑、恐惧和自我怀疑所累。正如他向穆德抱怨的那样，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所以去卖手机。但很快就厌恶这份工作，想辞职去做别的事，但又不能辞，否则怎么支付账单呢？怎么按揭供房呢？怎么才能为退休生活存够钱呢？“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写我的小说，”他对穆德哀叹道，“那就永远不会写了。”
背负着这些人类忧虑的重担，怪物拜访了一位“巫医”（精神科医生），后者非但没有治好他，反而给了一些药物，使得他的思想更加混乱。在摆脱抑郁症的最后一次努力中，怪物得到了一只小狗，他给它取名为达戈。当镜头跟着正在地板上与达戈高兴地打滚玩耍的怪物时，怪物告诉穆德：“我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人类，快乐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的所有时间都花在非人类的陪伴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寻求动物的陪伴或与它们产生同理心。这种友谊和同理心，也没有延伸到所有甚至是大多数动物身上。现在人类对动物造成的苦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极其矛盾：对伴侣动物的喜爱与日俱增，同时，与那些被定义为工具、害虫和食物的物种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相信，这些隐藏在我们视线之外的动物的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只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本书是一趟旅程，以此去了解人类健康的本质以及它如何受到动物生活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对动物的同理心——或缺乏同理心——如何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的健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试着去理解人们思考动物的不同方式，与动物相处的不同方式，以及我们对动物的同理心是如何演变的。
这段旅程让我接触到各色人等，包括一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被动物改变了人生的黑帮成员，一名被定罪的连环杀手，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科医生，一名前养牛场场主和一名工业化动物农场主。这是一个有关忽视、冷漠和残忍的故事，但最终，这是一个关乎美丽、善良和治愈的故事。
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在他的《亲密关系》（The Intimate Bond）一书中写道：“我们想与伙伴生物建立联系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克服它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如果这种冲动真的如此强烈，那么忽略它，我们会失去什么？是不是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也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承认自己与动物的亲缘关系时，又能得到什么？
我知道我从同西尔维斯特的亲缘关系中得到了什么。这一认识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1) 纱丽克米兹（Shalwar Kameez）是巴基斯坦的民族服饰，一套包括裤子和衬衣。——译者
(2) 本书中关于动物的第三人称代词，如果原文使用了he或she，则将翻译成他或她，其他还是按照惯例翻译成它。——译者
(3) 差不多是45.72米。——译者
(4) 《纳尼亚传奇》中狮王的名字就叫阿斯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