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妹妹

1岁，1884年

流传下来的早期的照片似乎与卡夫卡的胆小孩子自我画像是一致的。它们往往向观看者展现出一个看上去胆怯畏惧的男孩，他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它们试图吸引住那在拍摄的瞬间闪出的镁光似的。卡尔·罗斯曼，长篇小说《失踪者》（1912—1913）的主人公，回忆起他小时候曾“不得不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那台机器”。在成年后的照片上还有这种因闪光的亮度而显得像是中邪了的眼神（“这种梦幻般的目光我只在闪光灯下才有”）。一张估计是最早的幼儿照片上，这个1岁幼儿光着脚坐在沙发椅上；卡夫卡1912年11月评论这张照片说：“当时我大概还是完全自由自在的，我似乎很惬意。”在后来的照片上，他这样认为，他却越来越受到管教，被当作他父母的“猴子”了。追随时尚拍摄的照片展示出孩子的变化无常的姿势，这些姿势都带有无聊的角色照的做作。一张大概是1888年拍的照片展示出这个露出倔强但同时也胆怯的目光的5岁男孩在摄影师工作室里手拿棍棒和帽子的带异国风味的情景。人工安置的布景——精美裱糊纸上海平面前的棕榈树——对于19世纪后期的照相馆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们，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模棱两可地介乎刑讯室和金銮殿之间。”在所有流传下来的儿童时期的照片上父母都没在。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的照片我们一张也没有，这是偶然吗？

弗兰茨·卡夫卡在缺失亲人的令人心情沉重的阴影下长大，这种缺失亲人的痛苦使这个年轻的家庭心情十分沉重。1885年9月11日出生的兄弟格奥尔格1886年12月没活过麻疹，1887年9月27日出生的海因里希1888年4月死于中耳炎。在两个病例中所做的诊治即便按当时一般的水准似乎也是不充分的。卡夫卡后来谈及这件事，说是他的两个兄弟的死是由“医生的过错”造成的。所以他就不得不，1919年他这样回忆说，“完全独自一人经受住第一次打击”。这一打击不仅来自霸道而冷酷无情的父亲。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死感到的那种深切的痛苦他无疑怀着一种混杂着恐惧、内疚和嫉妒的情感感受到了，所以很早就有了一种内心矛盾，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光是由于自己的存在自己就有过错的这种猜想。既然故世的兄弟因不得不死去而被爱，那么活着的那个人就必然得不到爱。收回爱意是对被信以为真的较强壮者的健康的惩罚。卡夫卡作为成年人将怀着神经官能症的兴趣培植的对生命力和体力的高度紧张的关系无疑来源于这一体验。

约5岁，1888年

从此以后死亡便是一种消失的行动，一如这男孩在他的兄弟的情况下所经历的那样。以后他的文学作品将把死亡描写为变得看不见、消失和退进虚无。就这样，《变形记》中格雷戈尔·萨姆萨的死是一种“消失”，韦瑟，“杀兄者”施马尔的牺牲品，“流失”在“黑暗的街道泥土”里，而约瑟菲妮，卡夫卡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中的这只唱歌的耗子，则也逐渐“消失”在她的民族的历史中。但是在兄弟的死使他获得的死亡体验之后，已长大成人的卡夫卡的人生规划图也随之而来：这个成年人将避免确定社会目标和做出社会决断，为了可以不必走出他的儿子身份这个背阴处。他从不长久离开父宅，不结婚，不建立家庭，不积攒财产，不谋求普通意义上的自己的生计。卡夫卡的社会身份听从不断否定的法则——否定责任、职业和角色存在——仿佛他在试图遵循那种消失逻辑，那种只有死亡才显示出的消失逻辑。他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是儿子——“永远的童年”，1921年10月还有这样的话——因为他舍此无法忍受这种自他的兄弟死后一直陪伴着他的负疚感。

1889年9月22日，妹妹加布里勒（艾丽）出生；在她之后，几乎正好一年以后，1890年9月25日，瓦莱丽（瓦丽）接踵而至；1892年10月29日奥蒂莉厄（奥特拉）作为年纪最小的孩子出生。女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毫不费力获得的牢固地位，这位兄长羡慕不已地看在眼里。就在他本人把自己视为孤独的斗士的时候，妹妹们却过着正常的生活。这位年近30的人1912年12月苦恼地评论迟生的妹妹们的幸运时说：“这几个晚出生者很快为自己积聚起了形形色色部分一一品味过的、部分才谋求到的她们的其余兄弟姐妹们的经历，认识，经验，想象力，占有欲，一种如此亲近的、涉及面如此广的、有亲戚关系的人生的好处、启发、激励是非同寻常的。”

和妹妹瓦丽（左）及艾丽（中）在一起，1893年

女孩子们无保留地钦佩这位兄长并自愿对他言听计从。他怀着泰然自若、理所当然的心理回应她们向他表示的好意。这位17岁的兄长1900年7月从特里施——他在那儿的西格弗里德·勒维家做客数日，没带妹妹们——给将将11岁的艾丽写道：“小艾拉你现在什么模样呀？我已经完全忘记你啦，好像我从未抚摸过你似的。”不过卡夫卡在上中学的这几年里还是认为兄长的角色也是一种负担，因为这与他跟等级制度、权势和不平衡的种种形态保持距离的内心态度是有矛盾的。一张1893年拍的照片上，10岁的男孩与艾丽和瓦丽一起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以保护人的姿势搭在大妹妹右肩上的手似乎悬浮在空中，它像是剪辑上去的：身体明显地展露出诓骗的迹象，拒绝摆出规定好的姿势。在对父母的无声抵抗中，妹妹们无法支持这位兄长。艾丽和瓦丽虽然敏感，但活动能力弱。一种明显的迟钝，包含着准备适应的意愿，显然是姑娘们的一个性格特征。与这相称的是遵循中产阶层的角色惯例的人生规划，她们有义务在以后的岁月里结婚生子。1919年底，卡夫卡在信中谈到艾丽，说她是一个“慢性子的、疲倦的、胆小的、怏怏不乐的、自知有罪的、极其恭顺的、尖刻的、懒惰的、嘴馋的、吝啬的孩子”，说是在他看来她因其听命于人的意愿而像是可以照见他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觉得妹妹的恐惧反射出了自己的心境，他和艾丽的合影通过表明恐惧和不稳定的身体语言增强了这样的对比。然而跟他自己相反，36岁的卡夫卡如是说，艾丽长大成人后养成了一种稳定的个性，这使她在担当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显得“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勇敢大胆、慷慨大方、不谋私利、信心十足”。而在回首往事时他又认为瓦丽受到母亲的调和性格的影响，这种性格使她可以躲避与父亲直接对抗。说她身上“卡夫卡式的材料极少”，所以她，超然于家庭的角色期望，作为尤丽叶·勒维的转世者一直享受到较大的自由发展的余地。

就在艾丽和瓦丽寻求家庭安定的时候，奥特拉却很早就在反抗父亲所代表的秩序了。卡夫卡将这种秩序描写为父母的气质的混合物，说“勒维家族的执拗、敏感、正义感、不宁”与“卡夫卡家庭的力量意识”在其中结合在一起了，结果就是与父亲的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跟兄长相反，奥特拉公开进行这场战斗。她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敢于反驳赫尔曼·卡夫卡并批评他专横独断的人。他，这个“在他的靠背椅里颐指气使的人”，对这位最小的女儿的拒绝服从报之以宣布大量惩罚、大发雷霆和破口大骂。这符合不是试图从“思考”中，而是试图从自己的“个人好恶”中推导出权力来的暴君的惯常的行为准则。然而奥特拉有着坚韧不拔的抵抗力，她没让父亲的威胁姿态给吓住，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她自己的路。卡夫卡赞赏她的这种生气勃勃的体力，这是他自己所没有的。他觉得她“高大和强壮”，与“巨人世家”的父亲家族的遗传素质相称。奥特拉一生都对他具有特殊意义，在与她的关系中从未出现过危机和紧张。在他的妹妹当中，1912年11月1日他如是说，“在无损于对别的妹妹的爱的情况下”，她是他的“最爱”，不久以后他便称她为“我最好的布拉格朋友”。

妹妹们（从左至右：瓦丽，艾丽，奥特拉）1888年前后

在这三姐妹世纪之交的照片上，相似的装扮扑入眼帘，消除了个人的差异。发型和服装促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一种统一性，它不容许有性格上的差异。1910年的“玉照”，也充当征婚栏的广告材料的，显示出一种值得注意的手势语言和表情的一致性，只有奥特拉的肖像在逐项逐条地偏离这种一致。这些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一种使姑娘们对她们未来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教育纲领。这位兄长在她们的青春期也曾在这一层面上强烈地感知到这一点。他的成长中的妹妹们展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魅力没有逃过他的目光。所以在中学学习阶段结束后，便有一种明显的性爱成分掺和进他向她们表示的好感中。他怀着复杂的感情觉察到，随着她们的独立性的日益增长，她们越来越摆脱他的监护：“她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可是当我们也闯入那里时，她们贪婪而固执地待在窗龛里读报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1912年9月，有感于瓦丽的订婚，他称“兄妹之间”的爱为父母之间的爱的“重复”。

卡夫卡给他的妹妹们朗读并为她们——直到上大学以前——写剧本，这些剧本在父母过生日时演出，不过他没参加演出。从流传下来的剧目看，这往往都是些喜剧或哑剧习作（《骗子》《照片说话》）。有时他把简单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譬如汉斯·萨克斯的狂欢节中民间讽刺滑稽戏剧和笑剧，这都是他在九年制高级中学六年级时读过的。他很早就对妹妹们怀有教育方面的意图，试图影响她们的阅读习惯和日常生活习惯。她们必须在他的指导下，光着身子在儿童游戏室里做呼吸练习和体操。在稍晚些的岁月里，他不懈地供给她们读物，向她们推荐专业词典、剧本，有时也——作为电影迷——向她们推荐好看的电影。已是成年人了，他还在洗澡间——他们亲密交谈的场所——用高超的表演技艺向她们演示一些电影场景，在这种时候他总是尽情享受自己平时受到压抑的“模仿欲”。这里泄露出一种他从不对外人显示的无拘无束的举止：“我在我的妹妹们面前——从前尤其如此——常常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跟在别人面前完全不一样。”

艾丽和瓦丽作为成年妇女遵循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卡夫卡的女友菲莉丝·鲍尔，自己就受到传统的角色规范的支配，她在1915年1月用明白无误的尖酸刻毒口吻称她们“浅薄”。艾丽1910年11月27日嫁给工厂主卡尔·赫尔曼，1911年儿子费利克斯、1912年大女儿格尔蒂、1920年小女儿汉娜出生。这门亲事并非特别美满。1912年5月卡夫卡写道：“妹妹因自己又怀孕而哭泣（……）。”瓦丽在1913年1月12日与约瑟夫·波拉克结婚，同年女儿玛丽安妮便出生，1914年洛特出生（她1931年死于一次突发的感染）。卡夫卡不无悲伤地经历了他的妹妹们的出嫁，体会到这是不容改变的别离行动。它意味着告别一种带有一些感官、肉体成分的带乱伦色彩的关系。所以这位兄长带着辛辣的讽刺记下：艾丽在结婚和生育后“在外貌上”近似母亲，并且“穿一件独特的紧身胸衣膨胀着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妇女。只有晚婚的奥特拉还可唤起他对手足之情的思念。在结婚这件事上她也表现出兄长曾证明她有的那种进行“战斗”的意志。将近28岁的她在1920年7月15日与捷克天主教徒约瑟夫·大卫缔结的这门婚姻对家庭意味着一种挑衅，因为它违背犹太人的婚姻法典。1921年和1923年她的女儿薇拉和海伦娜出生时，赫尔曼·卡夫卡才暂时放弃了对具有捷克民族意识的女婿的保留态度。

艾丽、瓦丽和奥特拉·卡夫卡在1910年秋

最后条条道路都通往恐怖。卡夫卡的妹妹们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都在集中营里遭到杀害。1941年10月21日盖世太保将自1939年起守寡的艾丽强行运往洛兹送进犹太人居住区，10天后瓦丽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接踵而至。1942年春，纳粹当局分给艾丽一所窄小的住房，妹妹和妹夫以及最小的女儿汉娜也搬来居住。1942年5月洛兹发生多起枪杀犹太人事件，11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自这一年年初起德国人就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居住区居民。卡夫卡的妹妹们估计在1942年9月死于毒气室，汉娜·赫尔曼的踪迹1941年年底就已经消失。奥特拉起先由于与约瑟夫·大卫的婚姻而受到保护，免遭迫害。然而1942年8月大卫与她离婚，从而冷酷无情地丢下她不管。还在当月奥特拉就被放逐到泰莱钦。1943年10月她自愿当护理员护送一列车犹太儿童到奥斯维辛，估计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死亡。77297个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梅伦被德国人杀害，死难者的名字今天铭刻在布拉格平卡斯犹太教会堂的墙壁上。在卡夫卡的妹妹们的家庭圈子里，除了汉娜·赫尔曼以外，只有女儿们——格尔蒂·赫尔曼、玛丽安妮·波拉克、薇拉和海莱娜·大卫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费利克斯·赫尔曼1940年在逃往法国的途中死于一次发烧感染。他们留下的那些显得宁静而和谐的出自世纪之交摄影室的照片，由于最终惨遭迫害的人生道路而看上去像一个已沉没的世界的无声的象征，这个已沉没的世界的居民当初没能料想到，怎样的灾难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