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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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双胞胎姐妹的办法当然有好几种，遗憾的是我一种都不知晓。五官也好声音也好发型也好，全都毫无二致。加之既没黑痣又无胎记，真个叫人束手无策。完美的复制。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程度也毫厘不爽，就连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时间、月经周期都如出一辙。
双胞胎这一状况是怎样一种状况，乃是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问题。如果我有双胞胎兄弟，且我俩全都一模一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会陷入可怕的狼狈境地。也许因为我本身存在某种问题。
可她们两人却全然相安无事。当她们意识到我无法区分她们时，两人大为惊讶，甚至气急败坏。
“截然不同的嘛！”
“压根儿就是两个人。”
我一声没吭，耸耸肩。
至于两人闯入我房间已过去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自从同这两人一起生活后，我身上对时间的感觉已明显钝化，恰似通过细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对时间所怀有的那种感觉。
我和我的朋友在涩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的一座商品楼里租个套间，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资金是朋友父亲出的，但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款额。除了付房间的预付租金，还买了三张铁桌、十来本辞典、电话机和半打波本威士忌。剩下的钱定做了一块铁招牌，琢磨出个合适名称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报纸上发了一条广告。之后两人便四条腿搭在桌面上，边喝威士忌边等顾客。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事。
数月过后，我们发现自己一锹挖在了富矿上。数量惊人的委托件涌进了我们小小的事务所，我们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购置了空调、电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
我也踌躇满志。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从别人口里听到如此温暖的话语。
朋友同一家他熟悉的印刷厂拉上关系，让对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译件，还拿了回扣。我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科招来几个成绩好的学生，把我们忙不过来的交给他们译第一稿。雇了个女事务员，负责杂务、会计和对外联系。是个双腿修长的乖巧的女孩，刚从商校毕业出来，除却每天哼唱二十遍《便士巷》（Penny Lane）（这也是掐头去尾的）这一点，其他没什么明显的缺点。“碰上她，算我们好运！”朋友说。于是给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另有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夏冬两季各放十天假。这么着，我们三人都过得心满意足，快快乐乐。
这个套间是两室带一个厨房兼餐室。莫名其妙的是厨房兼餐室竟位于两室之间。我们用火柴杆抽签，结果我得里面的房间，朋友得靠外门的房间。女孩坐在中间的厨房兼餐室里唱着《便士巷》整理账簿，或做加冰威士忌（on the rocks），或鼓捣捕捉蟑螂的机关。
我用必备品经费买来的两个文件柜置于桌子两侧，左侧放未译的，右侧放译毕的。
译件的种类也罢委托人也罢，委实多种多样。有《美国科学》上刊载的关于滚珠轴承耐压性的报告，有一九七二年度全美鸡尾酒专刊，有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的小品文，有安全剃须刀说明书。凡此种种，一律贴上期限日期标签堆在桌子左侧，经过一段时间后移到右侧。每译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么宽的威士忌。
搞我们这个档次的翻译的好处，就是无须加进什么想法。左手拿硬币，啪一声放到右手，左手腾空，右手留下硬币，如此而已。
十点上班，四点离开。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厅，边喝珍宝（J&B）边跟着冒牌桑塔纳（Santana）乐队跳舞。
收入不赖。从收入中扣除事务所租金、一点点必需的经费、女孩工资、临时工酬金及税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为事务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诚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额排开现金确是令人开心的活计，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小子》（The Cincinnati Kid）里的斯蒂夫·麦奎因和爱德华·G·罗宾逊玩扑克牌的镜头。
他五我四这一配额，我想是十分妥当的。因为实质性经营推给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过量他也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再说他还要负担体弱多病的妻和三岁的儿子和一辆水箱老出毛病的“大众”。即使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总有什么让他郁郁寡欢。
“我也要养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哟！”一天我这样说道。他当然不肯信，依旧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这般，我二十五六岁的季节就流逝过去了。午后阳光一般温煦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写的东西，”我们那三色印刷的宣传册上有这么一句光彩夺目富有蛊惑性的广告词，“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半年转来一次的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三人便站在涩谷站前散发这小册子打发无聊。
时间也不知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涯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双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读《纯粹理性批判》(1)，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译一九七一年九月号《Esquire》刊载的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写的《波兰斯基论》的时间里，脑袋里一直在琢磨滚珠轴承。
好几个月好几年，我一个人持续坐在深水游泳池的底部。温暖的水，柔和的光，以及沉默、沉默……
识别双胞胎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她们身上的运动衫。完全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数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侧乳峰之上，“8”或“9”位于左侧乳峰的上端。“0”被孤单单夹在二者之间。
头一天我就问这号码意味着什么。什么也不意味着，她们说。
“像是机器的出厂编号。”
“具体说来？”一个问。
“就是说，和你们同样的人有好几对，就用No.208和No.209区分开来。”
“不至于吧。”209说。
“生来就一对。”208道，“再说这衫是领来的。”
“在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的开业庆典上，白送给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个顾客。”209说。
“我是第208个顾客。”208说。
“两人买了三包纸巾。”
“OK，这样好了，”我说，“你叫208，你是209。这就区别开了。”我依序指着两人。
“行不通的。”一人说。
“为什么？”
两人默默脱下运动衫，交换后套进头去。
“我208。”209说。
“我209。”208道。
我喟叹一声。
尽管如此，在必须区分两人时，还是不得不靠编号。因为此外实在找不出识别办法。
除了这运动衫，两人几乎没别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闯入他人房间直接住下来的，实际上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给两人一点钱，叫她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两人除了保证吃饭，只买咖啡奶油饼干。
“没衣服不好办吧？”我试着问。
“没什么不好办。”208回答。
“对衣服没有兴趣。”209说。
两人每星期在浴室不胜怜爱地洗衫一次。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下失去一颗假牙以后，便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班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会涌出泪水。
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傍晚一边找丢失的高尔夫球，一边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为两部分在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松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哪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追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喽？”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1)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