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羁押？

其实，对绝大部分嫌疑人都不应当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刑拘直诉更是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

之所以羁押，主要是取保候审不好用。

取保候审的不好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缺少日常有效的监管

人保的话，保人一般没有实质的责任，人跑了一般也不承担责任。

财保的话，担保金额太少，也不足以产生有效的制约。

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取保就意味着没事儿了，上哪儿去都没人管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取保候审需要保证随传随到，为什么上哪儿去都没人管呢？

这主要是因为取保候审的监管机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索性不管了。

以往只有证据不足的嫌疑人才会被取保候审，而这些嫌疑人违背取保候审的规定，离开居住地，喊他回来如果他不回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证据不足，是难以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但是如果不到案，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

事实上，取保候审并非不能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这与社会的诚信制度是一样的，它需要的是细密的规则体系，长期稳定的运行习惯，遵守规则的法律意识，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培养。

我们做不到，是因为这些制度的成本过高，运行所需的时间过于漫长。

所以，比较来看，还是逮捕好用。如果绝大部分都逮捕，那么取保候审的缺陷就影响不大，也就是无需给予弥补了。

所以，我们并不是真的因为嫌疑人严重到不抓起来就不行才决定逮捕，只是觉得抓起来方便一点，因为放了就完全失控。我们没有基于放的有效监管模式。

因为我们的强制措施体现得不完备，才显得严厉。

为什么有的家长教育子女动辄诉诸暴力？不是因为暴力真的有用，而是因为其他的教育方法太复杂了，太费事了。

2．取保要担责任

取保不仅仅有可能让嫌疑人不能及时归案，延宕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且有可能造成嫌疑人在取保期间的再次犯罪，而这个再次犯罪就会归责于决定“放人”的司法官。好像这个再次犯罪就是因为司法官批准取保造成的。

这种归责方式本身就是在鼓励羁押。

理论上说，所有取保的人都有可能再次犯罪，而只要再次犯罪就要归责于司法官，那就使取保增加了一种额外的风险。同样是办案，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这就是司法官不愿意用取保的原因。

这种归责原则，有两个负面作用：一是造成司法官习惯于内部的机械执法。结果归责，只要出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就一定有责任。这是一种蛮横的内部处理机制。每个人在考虑是否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时候，都是基于表面的证据作出判断，或者说是一种预测，这种预测必然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并不一定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是取保候审仍然占少数，尤其是那些事实清楚，也就是构罪的案件，在逮捕不会犯错的情况下，司法官一般都会明哲保身。如果有人敢在这种情况下批准取保，大家往往不会认为你很勇敢、很人性化，而会本能地怀疑你“有问题”。如果这个人在取保的时候又出事了，那人们就更加怀疑你“有问题”。

很少有人因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之后，嫌疑人遭到虐待逼供，学到新的犯罪技能，沾染上更多的犯罪恶习，在刑满释放之后更加报复社会而遭到批评。这些与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好像毫无关系。本来基于其所犯罪行和人身危险性，完全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羁押，但对这些没有逮捕必要的人，如果放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别人可就不这么说了。别人不会说，他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也不强；而会说这个人一看就是个坏人，出来就又犯罪了，当初为什么不抓他，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想到这个万一，你又会怎么办？

所以，降低审前羁押率的一个刚性前提，就是将取保候审的人置于严密的监管控制之下，在其试图脱逃、再犯的情况下，能够有及时的预警机制，可以将其及时抓捕到案。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就可以降低一些取保的“负罪感”。即使在取保的情况下跑了，或者再犯了，也不能轻易责备司法官放纵犯罪。因为虽然是取保，但是已经有很强的监管手段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取保不再是把人放了，没事了的意思。而是让取保候审真的看起来像一种强制措施，让这种强制措施有更多强制的味道。基于这种严密性的监管，嫌疑人自知无处可逃，随时可能被抓，也就不会再铤而走险了，这样脱逃率和再犯率都会进一步下降。

而这些失控情况的下降，又会给取保更多的信心，从而使不羁押成为一种常态。也就是取保不再是个别司法官的意外之举，而是绝大部分司法官的日常判断。在适用率普及之后，对取保的非议和猜忌才会减少，动辄因为取保而归责的氛围和习惯才会发生改变。

在普遍不文明的情况下，文明有时候就成了对群体的冒犯。

所以，取保原来之所以会被人排斥，就是因为它是对司法者集体的冒犯。

为什么说绝大部分犯罪都没有羁押的必要？因为绝大部分犯罪都不是那种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犯罪，绝大部分犯罪都是过失的、偶然的、一时冲动的。也就是虽然有一次犯罪，但并不意味着他即刻、马上就会引发新的犯罪，那种极为暴力的犯罪和人格还是极少的，这也为目前的犯罪结构所证实。

而且，80%以上的犯罪都是轻罪，很多都是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还有相当比例的犯罪甚至都没有必要处以刑罚。这个时候采取强制措施到底有多大的意义？除了办案方便以外，对犯罪预防并无太大的意义，而且过多的羁押和短期自由刑，会导致犯罪人通过短期监禁而受到犯罪经验的交叉感染。

此外，羁押还将导致嫌疑人与社会关系脱节，给其社会关系造成毁灭性影响，严重影响其复归社会，重新开启生活。

高羁押率是司法体系不完善的体现，是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体现，也是司法机关内部管理相对机械僵化的产物。高羁押率并非出于公正，也并非打击犯罪的必需，对维护社会秩序并无助益，反倒可能通过破坏社会关系的方式埋下一些犯罪隐患。

高羁押率绝非良性的司法指标，而是图一时方便的饮鸩止渴，反而阻碍了司法文明的提升。

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