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瓜前史
Chapter 01　The Pre-history of Digua Community

我想到，彼时的北京好像也有很多住人的地下室。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回到北京，开始对北京的地下室展开研究。自1986年起，北京每一栋高于十层的居民住宅都需要修建位于地下二层的人防地下室。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因缺少专项基金维护，又缺少专人管理，许多地下人防工程垃圾成堆，日渐破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开始提出“平战结合，以洞养洞”的政策，鼓励大家使用人防工程，并收取一定的使用费。当时的承租人开始利用人防工程开办地下旅馆，但数量并不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局面开始变得大为不同。到了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很多有梦想的青年来北京打拼，都会选择便宜的地下室作为自己的临时落脚点。也许是因为过去个人的经历，我一直非常关注社会基层人民的生活。我觉得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首先，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知识”，“知识改变命运”，也许我可以在地下室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邀请全球各大图书馆为这个小图书馆捐书，让地下的梦想青年们能感受到一丝温暖。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系主任Tricia女士，她热情地鼓励了我的想法，并立刻带我去了伦敦艺术大学的图书馆，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图书管理员，她们听后非常支持，还建议道：“是否捐插画类的图书？这样即使是读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理解内容。”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带着这个想法回到北京，住进了地下室，开始用调研去证明自己的假设。在对北京人防地下室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做出初步的桌面调研后，我意识到，正如英国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每一种社会空间的生产模式都不能回避时间和空间的“规模”问题，因此，我必须选择北京望京社区里的一个人防地下室作为可把握的研究对象。

我的研究议题是：

如何通过对地下室进行重新定义，从而重新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地下室的利益相关者，并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获得“空间正义”，以重建社区的社会关系。

我通过四个步骤来进行我的社会实验：

一、获得信任是展开研究的前提；

二、设计技能交换艺术装置；

三、改变对地下室的感知；

四、建构地下空间的社会交互模型。

第一步，获得信任是展开研究的前提

人们容易带着自己美好的愿望去“主观给予”，我也不例外。我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信任”。人们并不喜欢那种“自上而下”对他们的审视，以及突如其来的“帮助”。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对望京社区的社会构成、房价、房屋租赁情况等方面的考察，对当地社区有了基本的了解，并且发现望京的住人地下室主要存在于“非门禁社区”。

在对地下室进行初步实地考察时，我和助手林木村拿着相机几乎跑遍了北京望京所有的地下室，人们都以为我们是记者，我们很难真正进入这个未知的地下社区。直到后来我们决定放下相机，住进花家地北里13号楼的地下室，切身体会地下室人们的生活，事情才出现了一线转机。

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劳动可能是最好的、也是最平等的行动调研方法。让身体示弱，给别人制造安全感。因此，我选择了扫地作为开始。人们都很诧异，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扫地？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有人开始给我送香蕉，邀请我去吃烤鱼，大家对于愿意默默付出的人总是心存善意的。渐渐地，大家开始彼此熟识。

第二件事：

想象和实际总是有区别的，如何从现象中找到“问题产生系统”中的那个撬动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我说出了那个图书馆的想法后，大家似乎兴趣不大：“一天工作下来都这么累了，玩会儿手机就睡觉了。”我发现距离地下室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机器。我在那里站了一天，发现并没有什么人借书，反而是到了晚上，很多人跑到它的背后去“方便”。也许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第三件事：

耐心对待，并随时倾听，而不是你一味自我输出般地喋喋不休。有一次，我在地下室门口遇见一位阿姨，她站在那里好久，一动不动，目光凝重，我好奇地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她并没有理我，我就在边上陪着她。过了好久，她突然一下子垮掉并哭了出来，开始向我讲述她被雇主欺骗的故事……她的遭遇让我意识到，原来我平时生活的望京并不只有艺术家，还有太多其他职业的人们，我的世界开始被打开。

在逐渐获得地下室的房东和居民的信任与支持后，我才有机会对地下室居民进行采访，了解到地下室年轻人的真实状况：①他们很希望改变未来，但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对于潜在的职业发展机会完全不了解；②他们的社交同质化；③每天工作8～12个小时后，他们希望采用面对面的交流学习方式，而不是通过书本来学习。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做足疗，原因是我发现很多足疗师都住在地下，我想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就是辛苦，很多都是夫妻两个在北京打工，孩子在老家，住地下室就是为了省下钱寄回老家盖个房子，或开个自己的足疗店。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女技师刚来足疗店工作了半年，突然辞职去做导游了，可三个月后又回来做足疗技师。通过了解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大多数来北京打工的人的工作都是老乡介绍的，在来北京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干吗了，但来了以后发现这份工作好像不太适合自己，又听别人说某个工作似乎更赚钱，于是就去尝试，但结果发现还不如自己最初的工作，所以就又回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地下室遇见了一个18岁的锅炉工，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来北京打工了。他听朋友说做平面设计赚钱，于是他花了9100元报了一个软件班学Photoshop，但发现拿着培训证书的他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平面设计师，便又回去做锅炉工了。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人生两个陷阱》，认为第一个陷阱是和别人做比较，第二个陷阱是证明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于是我们设想是否可以通过技能交换项目来尝试拓展他们的职业发展可能性。

为此，我们展开了第一次技能交换测试。

第二步，设计技能交换艺术装置

设计一个技能交换装置作为工具，以便实现地上和地下的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一个住在地下室的足疗工告诉我，挂衣钩是他们最常用的日常用品，而且携带方便。我更是在同一个地下室的房间内发现了六个不同的挂衣钩，都是以前的居民搬走后留在墙面上的，每一个挂衣钩都像是一个个不同居民的表情。晾衣绳和挂衣钩都成为外来务工者在地下室里物质实践的象征符号；而人们在墙上的留言和色彩鲜艳的海报也传递出他们迫切想要改变这个冷酷的地下物质世界的欲望。

我用彩色的晾衣绳重构了一堵之前已经被拆毁的石膏板隔墙；房间左右两边的墙上分别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但左边的墙属于来自地上的人专用，右边的墙属于来自地下室的青年专用。例如：如果地下室青年想和别人进行技能交换的话，只需要用一个代表自己的挂衣钩粘在墙上地图中自己所属的省、区、市中，然后用一根彩色晾衣绳的一端系在钩子上，并把自己写好的交换信息卡挂在钩子上，我们的团队志愿者会通过微信将地下室青年的信息发布在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上；如果地上青年发现有一个自己的老乡需要帮助，并且希望进行技能交换，我们团队就会通过微信为双方约好时间，然后来我们的房间进行交换。

在交换完成后，地上青年就会把地下室青年先前用的那根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的钩子上，从而实现了一次交换。通过每一次的交换，整个“墙”将会逐渐转化成一个“屋顶”。我们希望将人和人之间信任的建立进行可视化的传递。

这是一个基于“关系美学”的技能交换装置，我用彩色的晾衣绳、挂衣钩、中国地图以及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老乡”观念，在地上和地下的人们之间建构一个潜在的交互模型。所有的参与者都不自觉地成为了这件艺术装置的创作者。更重要的是，装置所呈现的是地上和地下人们之间的互信关系，是重建社会关系的可视化过程。

在两步测试后，虽然大家都觉得技能交换很有意义，但大家还是觉得如果地下室的环境能再稍微好点，大家可能更愿意来参与活动，地下室的年轻人也会觉得在面对地上年轻人的时候会更自信。于是我们进行了第三步测试。

第三步，改变对地下室的感知

我们把地下室入口的大门颜色刷成了地面上居民楼的颜色，让这个门看上去好像是后面居民楼的主入口。

我们同时把地下室入口处的招牌做了一个很小的改变，就是把“地下室”三个字中的“下”做成了可以转动的字，在小马达的驱动下，这个“下”字会非常缓慢地转成“上”字，所以看上去这个招牌一会儿是“地下室”，一会儿是“地上室”。在这个“小改动”完成之后，几乎每个经过的人都会在门口停下，看一看地下室的入口广告牌。他们中许多人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会动的招牌也促进了人们对地下室的思考。

作为地下室最大的公共空间，核心走廊使用率最高，这是我们做出初步改变的最好选择。由于这是人防工程，所以我们不能做结构上的改变，只能从颜色上进行改造。

当地下室的年轻人晚上下班回来，穿过核心走廊的时候，迎面看到的是温馨的黄色；当大家早上出门上班时，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蓝色。

同时，我们试图把整个地下室理解为一栋横向的摩天楼，并且运用一系列彩色的楼层导示数字系统改变了整个走廊的感觉。地下室的年轻人都表示非常喜欢，充满了活力。很多地上的年轻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以前的地下室。事实上，我们的技能交换屋在“三楼”，当我们举行活动时，大家从入口处进来，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我们的房间。如果是以前，每个房间都一样，还是很难找的。

此外，我没想到的是：由于预算有限，我们只是刷了核心通道，其余那些分支走廊依然是破败不堪。房东在看到巨大的反差后产生了触动，拿起我们剩余的涂料，开始自己去刷那些分支走廊。这也算是一种自发性吧。

我们也尝试用不同的楼层编号来把整个地下室变成横向的“摩天楼”，这有助于我们在地下室建立方位感，并为未来设定了一个叙事性环境。

第四步，建构地下空间的社会交互模型

基于调研，我认为北京的人防地下室可以在未来成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中转站，把人防地下室转化成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都市工作坊，一年将举办三次。

根据北京的城市区域产业划分，可在不同区域的地下室里设置不同的课程。以我们现在研究的望京社区为例，对数字创意产业感兴趣的新生代外来务工者可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坊，在缴纳一定的费用后，我们的地下室的最右边一排房间可用来给他们临时居住三个月（因为右边的一排房间都带有半地下的窗户）；同时，我们将地下室最左边的一排房间开发成可短期租用的工作室，提供给年轻的设计师或艺术家；然后我们把核心走廊两边的房间变成教室。

凡是来租用我们工作室的设计师或艺术家必须每周给住在另一边的新生代外来务工者上两次与设计或艺术相关的课；同样，新生代外来务工者需要为另一边的设计师担任临时的实习助手。当然，我们也会为所有人提供知识产权和职业发展的相关课程，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都市年轻人和农村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和互助关系，也为地下室的经营找到一种符合今天中国发展要求的、新的可持续的战略模式和商业模型。

纵观整体，我们希望在城市和农村的年轻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培养和合作模式。通过开展城市互动的短期课程，传授相关的知识给新生代农民工，帮助他们成为城镇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我们也希望发展一种新鲜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商业模型，针对防空地下室具备可操作性，并适合当代中国生态化社会的发展。

改造前

改造后

为了测试我们最终地下工作坊的想法，我们设计了地下临时可租用的工作室原型。由于这是防空地下室，家具不能占用太多空间，所以我们采用折叠系统来设计这个空间，并且沿用了之前的“白色房子容器”的象征符号，设计了一个新的“木房子容器”。

我们一方面保留了地下室原有的美学基础，另一方面用最单纯的材料和适当的空间比例，塑造了一个“异托邦”的空间。正如福柯所说：“异托邦，它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我尝试用“异托邦”的美学去向人们展示一个地下超现实的空间。

该项目的结论（2014年3月）

公共资源的问题总是充满争议。隐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利益。该项目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而是要寻求富有创造性的途径来实现公共利益和空间正义。正如大卫·哈维所说，异质性在赋予城市生活巨大张力的同时，也使城市空间不断被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从人口膨胀、环境恶化，到边缘群体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等，涉及很多方面。因此，空间正义的建构必须基于这些异质话语，尝试“定义一种能够把各种各样异质性联系起来而不是压制差异的政治学，这是21世纪城市化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本项目中，人防地下室在北京作为一个被异质性临时占据的“异托邦”，正处于不断生成和流变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并且这些过程是生态、经济、政治、道德的叠加。而我们尝试在地下室去建构空间正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焦于当下中国和北京的一系列“社会过程”，梳理和把握好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逻辑，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空间正义，把对空间生产的实现过程变成一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情境性”的有序组合。虽然社会公正经常被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空间乌托邦”联系在一起。但我追寻的并不是“空间乌托邦”。我只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验，开始对地下室未来多种可能性方案的探寻，重新授权给地下室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实现在这个特殊空间中的社会公正，重建社会资本。由于之前的毕业设计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5年年初，北京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办事处邀请我在安苑北里19号楼一个闲置的五百平方米地下空间继续展开我的社会实验。从此，地瓜社区正式开始了对未来社区共享空间的探索之路。在规模、尺度更大的社区中，与关系更加复杂的利益相关者沟通协作，真正把之前的想象变成现实，于我而言，这实在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