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数字非遗的研究综述

第一节　数字非遗的理论基础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积极推动下，国际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不断深化、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明确指出，要利用各种举措对非遗进行传承和保护。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完善，数字技术赋权成为保障传统非遗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呈现多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等特点。本节将从传播学、民俗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四个与数字非遗研究相关的核心学科出发，探讨不同学科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的研究趋势及核心理论应用，明确数字时代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全新变化，及其在数字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全新特点，并分析在当前国家文化自信增强形势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研究视角，夯实现有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理论

（一）传播学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

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也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立足传播学视角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研究，其研究主题和内容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包括从不同的传播主体切入，探索非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等不同主体在进行非遗传播时的动机与行为；从不同的传播媒介切入，具体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有效地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从传播内容维度切入，寻找适合不同传播媒介的内容形式以及探索如何通过不同内容的呈现方式有效传达给受众；从传播环境的角度切入，分析在特定传播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策略等。可见，在传播学视角下如何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发挥传播过程中的媒介特征、如何发挥其在保存社会记忆和民众教育等方面的功能，以最终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都是值得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的诸多经典理论也为数字非遗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考。

在非遗与传播学理论的结合上，谭宏提出可以利用拉斯韦尔的经典传播学理论“5W”模式检测非遗的传播效果，并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和效果五个方面对非物质遗产传播作了具体分析。柴颂华和吕尚彬则运用“5W”理论详细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非遗在其传播过程中选择依托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及个人积极参与的路径，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媒体进行有效的传播，同时在传播中也要考虑其在文化交流、文化教育与文化普及等价值方面的评价。

也有学者提出非遗概念受到公众的关注要归功于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经典理论，提出大众媒体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控制与掌握大众关注哪些事实及他们谈论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黄海波和詹向红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媒介建构问题为依托，验证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在非遗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农郁则认为，“培养”理论能提高受众对非遗的了解程度，而“框架”理论则可以培养大众对非遗的兴趣，合理运用传播学理论将能够有效扩大非遗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培养受众对于非遗的关注与兴趣，帮助建立非遗区域中受众与地域文化间的情感联系，强化非遗的代际传承。国外的研究还涉及议程设置理论对文化政策的影响，Littoz-Monnet从新议程的建立以及话语体系的形成角度，探讨了欧盟的文化保护策略，阐明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关键动态在欧盟制度背景下关注话语本身的性质、欧盟层面冲突扩展战略的特殊性，以及欧盟政治和制度背景的特征；Zyglidopoulos等学者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检验了媒体对博物馆的报道是否可以带动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增加以及其他因素，并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验证了媒体报道和正面价值构成了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也时常被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研究的经典传播学理论，霍尔提出编码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内容的复制，而解码则是把这种固化的意识形态进行再次创造，有时甚至会进行反思与反抗。据此，霍尔提出了受众的三种态度，即偏好式的、妥协式的和对抗式的解读。Li在研究中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框架和日益增长的旅游经济，通过编码解码理论解读非遗的游览设计和叙述，并以面临类似问题的国际案例研究为指导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国内研究中，赵新艳依据编码解码理论，深度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下现代大众媒体角色的定位、传播内容的选择与传播方式的创新，提出了非遗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图，以期为实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建议，她认为媒体应借助多种传播技术，从而更好地“编码”。郭新茹和王娜两位学者则在编码解码理论的视角下，以《延禧攻略》为例探索了我国非遗影视化传播的策略，提出在编码过程中，要创新非遗的影视化生产模式，对影视作品主题符码进行创新并综合运用多样化的传递符码载体；而在解码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引导受众理解影视作品中的非遗文化内涵，在实现整合营销的基础上进行影视作品非遗衍生品开发，进一步增强消费者黏性。

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播的基本内容，多是以研究的主题呈现出来。学者们以非遗传播的大环境为背景，研究在该背景下应该如何传播非遗。相比理论研究，应用型研究偏多，这些研究基于实际案例，大部分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传播的不同媒介，分析传播策略以及传播效果。

（二）民俗学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

民俗学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民俗学的概念虽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完全相同，但却联系密切。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传统文化相关，都有相似的历史保护形式和社会认同基础。不少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也有着历史悠久的保护祖先文化的民俗活动。因此，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分类，非遗中也有单独的一类为“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可见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从民俗学的角度探索数字非遗，应特别关注民俗的特征与特点，不同于传统手工技艺等，民俗的展现形式强调“身体在场”与“行为实践”，因此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可以为更新非遗主体、丰富内容、拓宽渠道等注入新的活力。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石。由于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性，其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有着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其中民俗主义理论和公共民俗理论是最普遍应用于数字非遗研究中的核心民俗学理论。

民俗主义理论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汉斯·莫泽作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民俗学家，将经过加工处理或重新发明的所谓的“传统风俗”来吸引外地游客，为本地区及其文化做宣传的行为现象统称为“民俗主义”。海曼·鲍辛格在其基础上，提出民俗主义指的是对民俗现象的运用和表达性的民俗表现。马克·雅可布在非遗研究中运用民俗主义理论解释非遗的跨学科研究，强调文化的中介、调解和促进作用，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范式。而布雷克则在研究中探讨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约》的演变，从寻求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转向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词以及这一转变的影响。国内学者杨利慧讨论了“民俗主义”的概念和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提出有关民俗主义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当代中国民俗学转型的媒介，能够拓宽民俗学者的视野并促使民俗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加强民俗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对当前重大而剧烈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担当。官茹瑶则以非遗旅游项目“不灭窑火”为例，从民俗主义的视角出发，探究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要素进行提炼、发展和变革，寻找项目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民俗主义的存在能否为非遗旅游提供相应范式做可行性分析，确认非遗旅游开发的未来趋势。

公共民俗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要依赖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民俗调查，并利用民俗开展各种公众性活动。在公共民俗学与数字非遗的研究结合点上，罗伯特·巴龙将公共民俗学的研究经验与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领域，认为应当认识到遗产干预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并出现非对等性时，公共民俗学应尽力去减轻和减少这些不平衡，诸如想方设法地使社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他们的文化等。公共民俗学介入数字非遗研究，直面文化实践过程中文化客体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其自反性的批评促进传统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教育、评估、展演与开发等相关公共实践中，学者也应尽可能保持学术独立性，坚守民间立场，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断反思可能带来的客体化等问题，将公共民俗学的重要精神、观点与方法应用于数字非遗的研究中。在国外研究中，汉森提出，从公共民俗学视角研究非遗（ICH）是对遗产资源保护的重要思考方式，也是对民俗学在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进行扩展，认识到遗产是一个与更广泛的意义系统相联系的过程，研究认为社会各界正在逐步认识到民间生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各类民俗、方言等表现形式也逐步被纳入非遗的保护范畴中。

民俗学从学术属性来说是一门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的交叉学科，在这一视角下，非遗数字传播的研究内容主要为不同类别的民俗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策略。从理论上来看，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相近。正如高丙中所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就是英文的“民俗”（Folklore）所包含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实践中，学者多主张民俗学研究应关注文化主体之“民”，即民俗文化的持有者，关注民俗主体的能动性。

（三）心理学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

心理学是思想和行为的科学，包括了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现象，以及感觉和思想的研究。非遗的数字传播与人的交互与心理学有所关联，从用户心理出发，心理学研究能够帮助非遗传播发掘和探索非遗受众的心理特点与行为特点，为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产品开发、非遗旅游营销等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用户画像。此外，心理学在数字非遗研究中也涉及相关用户的感官维度，通过研究用户需求，明确非遗数字传播的信息设计思路，从视觉界面设计、多层感官设计、交互功能设计等方面构建具有趣味性、交互性、多样性、沉浸性的数字化展示模式。孙曼曼研究了情境化展示在非遗展示空间的发展性，从非遗展览自身、非遗展示现状、非遗展示接受者这三个角度探析存在于非遗文化展示空间中的需求、不足、趋势、期望。同时，发掘情境化展示空间的内涵及特性，基于展示空间设计项目经验积累及情境化在不同应用领域、对展示对象中的案例进行分析提炼，以具有内容和形式针对性的三条主线，将情境化设计手法引入非遗展示空间，形成适用于非遗展示空间的情境化应用策略和方法理论。此类研究均以心理学为研究视角，探索非遗的传播与展示形态。

认知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不能为人所观察到的内部机制和过程的学科，狭义上指当代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即采用信息加工观点研究认知过程。它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全过程。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单元，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张希月和陈田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将旅游体验的内涵解构为感知、偏好与态度。研究发现，旅游开发态度是游客的心理与行为相关联的最关键环节，最终会影响游客的行为意愿。Jie Zhou结合创业者的认知心理学，将其分为创业认知、创业情感和创业意愿，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大学生创业情况，并根据各不同高校的创业教育特点、内容和研究现状得出在创业教育中，应针对不同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为非遗传承提供技术支撑，为大学生创业做出贡献。Azuma则从日本民众的认知心理出发，探究不同的诗的写作作为日本非遗所产生的受众认知状态，研究发现由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创作的诗句，表达了生动的爱、悲、乐、怒和钦佩之情，此类感情从心理学的角度引发了当代日本人的共鸣，形成了大众传播。

集体无意识作为分析心理学的核心理论，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人类必须对某些事件做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它在每一个世纪只增加极少的变异，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集体无意识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原型”指代人类祖先在历史活动中的原始经验以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结构模式和‘种族记忆’的方式，沉积在集体无意识系统中，它从来没有出现在意识领域之中，是经过遗传而流传下来的一种先验的认知倾向，是为人的认知和行为所提供的先验模式。刘君荣基于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了两岸非遗文化的场景化传播，认为非遗文化传播活动是系统化的社会实践，以概念、载体、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的集体文化记忆，是一个经由双向交流达成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是Sitnikov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欧亚太平洋宗教符号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元素的分析，通过分析此类文化符号元素在深化中的痕迹，分析其共同意义并重构它们的起源和转变阶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心理学溯源。

心理学是一门范围广泛的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心理学旨在通过建立一般原则和研究具体案例来了解个人和群体。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心理学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强调事实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学者多从用户的行为和认知出发，设计非物质遗产数字产品，应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用户心理有所了解，从而创造出优秀的产品。

（四）计算机科学视角下的数字非遗研究

数字非遗的研究主要分为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维度。其中，基础研究主要着眼于对数字非遗的基础理论和原则方针问题的研究，为非遗数字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技术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化所涉及的技术的研究，为其提供技术支撑；应用研究主要着眼于非遗数字化应用的成果形态（如数据库、APP系统）。从计算机科学的视角出发，其参与数字非遗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维度。

在技术研究领域，新兴数字技术正逐渐渗透进非遗的数字化建设中，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播产生影响。比如3D扫描与重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网络技术，以及动作捕捉等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非遗数字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宁峰等认为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加以整合，能有效地克服传统非遗传播路线过于狭窄、信息扩散范围有限的缺点，应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传媒技术手段，将非遗文化资源收录、存储、处理，进而推动非遗的传播。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传播的影响方面，Yuanwu认为数字化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重要手段，例如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建筑中的艺术形态数字呈现等，结合非遗受众的心理，作者提出了数字化交互、沉浸式参观模式等新的数字呈现方法。周子渊认为非遗数字化传播具有真实直观、准确集成、拷贝永恒和即时交互的优势，并提出了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几种方式；郭传燕和汪全先认为数字化拓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途径，在手段和传播效果上比传统方法优势明显，借助各种数字媒介构建强大的网络数字资源网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的快速传播。而在应用研究领域，选择合适的数字化技术是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学者深入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各个阶段，涉及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数字化复原与再现、数字化展示与传播、虚拟现实等多个技术维度。此外，也有研究者基于具体的非遗项目，着重考虑特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践研究，如：M．Riley等以冲绳民间舞蹈为例，通过将演员动作的细节参数传送给计算机以确保动作完成的精确性；E．Clishman等以印度古典舞蹈和切罗基躁脚舞蹈为例，阐述了民俗舞蹈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J．Chan等学者为了分析学员的舞蹈动作细节，开发了一个基于运动捕捉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舞蹈教学系统。

基于计算机科学视角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研究多以计算机技术为工具。一方面，计算机技术作为技术手段，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呈现和传播的应用中。此类研究范式具有其独有的特点，研究从某技术理论出发，设计展示非遗的数字化系统，并进行应用实例的实验研究；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为非遗的研究获取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持，比如通过计算机技术爬取数据，并用相关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二、跨学科结合的数字非遗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是通过走进调查对象的世界，以观察等方式收集原始数据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会因学科而有所差异，如生物学家通常在田野调查时仅观察动物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社会科学家可能会采访或观察自然环境中的人以学习其语言、民俗和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能够获取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是民族学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也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该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地位是由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所奠定的。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即亲身实地参与研究对象的聚落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以深度完成对文化部落的研究。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写作这一方法不断被采纳，民族学的研究学者通常会对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进行记录，并运用一种较为微观的整体描述法进行描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就已经形成了从事民族研究的专门组织，如法国的“巴黎民族学学会”、美国的“美国民族学学会”、英国的“民族学学会”等，这些组织通过组织考察队，到殖民地的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同样依赖田野调查法来实现对地方民俗的深描与精研。例如，为了研究湘西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廷亮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及各县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展开合作，分别对湘西土家族、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充分运用影像、录音等手段记录下第一手普查材料，深刻全面地了解湘西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林俊琦在研究宁波市鄞州区非遗博物馆群的民俗叙事与地方认同时，同样采用了田野调查法，对各类非遗博物馆的创办目的、发展状况、叙事模式、参与认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最终形成对民俗叙事与地方认同之间的构建关系与运行逻辑的分析，并梳理多元叙事路径在利用并表现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凝聚地方文化认同、重塑地方文化自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通常来说，田野调查包括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系列研究方法来获得一手数据和资料。其中，参与式观察法作为田野调查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并与之共同生活，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因此，参与式观察的核心在于研究者需要入乡随俗，即学习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信仰及社会交往方式，尽量以当地人的身份来参与到当地人的各种活动当中，从而获取自己所需的各类研究资料。在实际的非遗研究过程中，邓燕珍为了更好地研究湘西苗族鼓舞的本真性传承和保护，尽力还原鼓舞在民族志场景中的实况，运用参与式观察法进入德夯苗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度参与村民的吃饭、聊天、访谈，并与村民一起上山采蘑菇、下河游泳，参加、观看苗鼓表演，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鼓舞，邓燕珍作为研究者还向湘西苗族鼓舞的“鼓王”学习了一套舞台表演的舞蹈动作，以便理解舞蹈的动作内涵和舞蹈蕴含的信仰及价值表达，为反思湘西苗族鼓舞在当地的生存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打下基础。

访谈法作为田野调查的另一重要研究方法，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方法，即通过研究者和受访者面对面交谈来了解受访者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口头交流式的调查方法，访谈法通常分为结构化访谈、非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结构化访谈的特点是按定向的标准程序进行，通常采用口述问卷或调查表来进行；非结构化访谈是指没有定向标准化程序的自由交谈；而半结构化访谈则是介于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中间的一种访谈形式，是按照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进行的，也是最常被使用的访谈方法。在半结构化访谈中，访谈者可以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对提纲做出必要的调整，对提问的方式、顺序、访谈对象回答的方式、访谈记录形式，以及访谈时间、地点等均没有具体要求，均由访谈者根据情况灵活处理。访谈法的运用场景广泛，能够收集多方面的分析资料，通过访谈法，研究者可以全方位地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在非遗研究过程中，访谈法也通常被运用以获得对非遗传承人、传播者更为深入的认识，例如陈茜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览馆用户体验建立了评价与量化的模型，研究采用用户访谈法，从艺术家、学生、学者、临时参观者中选取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的用户作为访谈对象，以获得非遗虚拟展览馆用户体验的评价指标。而为了研究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热贡唐卡产业化现状，孙飞在资料搜集时进行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其中包括画师、官员、学生等不同的被访谈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二）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研究者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件或场景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收集数据和资料从而开展的深入研究，用以探讨某一现象在实际生活环境下的状况。基于案例的探索更多偏向定性研究，研究者不介入事件，能够保留生活事件的整体性和本真性，挖掘出现象背后具有意义和内涵的特征。相比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能够对研究事件进行详细描述，帮助形成全面的认知和理解分析，以获得系统而整体的观点。

在中国知网，以“非遗”“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截至2022年8月18日，共有2 813篇学术期刊；以“非遗”“传播”和“为例”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542条，接近总数量的1/5。可见在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研究中，案例研究法占据重要的位置。通过对国内外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研究者能够借鉴其成功经验并运用理论挖掘、论证其成功背后的模式与方法，形成具有可复制性的传播策略。从民俗学视角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研究同样依赖于对案例的深度分析。姚占雷等学者以二十四节气为例，研究了非遗民俗生活性保护的媒体传播和策略，发现非遗民俗传播存在随意、区域分布不均、低级重复等困境；夏海斌和陈振伟则以吉安中秋烧塔习俗为例，研究非遗民俗传承，基于AR技术的视角，探讨了非遗民俗传承数字化教育的创新形式，提出要注重AR智能多媒体人机交互式设计和现实场景与虚拟数字文化内容整合。

近几年，随着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手段的兴起，学界的研究方向不断丰富，非遗传播案例的探讨和分析也逐渐从非遗项目延伸至非遗的数字传播实践中。如梅娜、陈小娟通过研究利用抖音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具体案例，对有效利用碎片化和异质性统一的内容特色、互动仪式参与和沉浸式体验的形式特色，以及流量加内容变现的跨媒介平台运营等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国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记录、保护、传播与传承，如使用社交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的实践案例、非物质遗产跨文化传播案例等。加拿大学者Sheenagh通过对土耳其梅夫莱瓦伊（Mevlevi Sema）仪式开展案例研究，提出YouTube上的叙述可抵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僵化；奥斯滕等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措施，讨论在具体的保护案例中如何应用数字和可视化技术使非物质历史和社会文化信息得到保留；Arno van der Hoeven则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性实践，研究了专业人士通过非遗的网络化传播来重新考虑其公共角色的参与方式，并展示了如何通过在当代城市的实体和虚拟领域中发生的公共实践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

（三）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国内外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之一，研究者常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控制式的测量并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验证。通常情况下，相比访谈法，问卷的设计更详细、更完整，也更易于控制。问卷法的主要优势在于标准化和低成本，是以设计好的规范化、计量化问卷进行调查，而问卷则以问题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需要调查的内容，其目的是收集被调查者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态度、观点等信息。

调查问卷的设计通常分为两种形式，即封闭式问卷与开放式问卷。其中，封闭式调查问卷对应的问题答案是封闭式的，通常为单选题、多选题或运用李克特量表、语义差异量表等。例如，“相比传统刺绣的静态实物展示，我对刺绣数字化的展示方式更感兴趣？请选择‘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而开放式调查问卷往往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不设置标准的答案及选项。例如，你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刺绣的数字化展示？在进行问卷设计时，上述两个问卷类型通常会进行融合与整合，但需要平衡好两者的比例，多数研究情况下常以封闭式问卷为主，辅以几个开放式问题，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认知和了解。而在封闭式问卷的设计中，需要注意问题设计的完备性和排他性，即确保问题选项穷尽所有的可能选项，且不能出现交叉的题项，此外还应关注“六个避免”原则：避免抽象、笼统、过于专业的提问；避免模糊用词；避免一题两问、多问；避免主观引导；避免否定式提问；避免直接问敏感性问题。调查问卷的结构包含五个部分：问卷标题、问卷说明、问卷主体、人口统计学变量、结语。在问卷说明部分概括说明研究的主题、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并自述组织者的身份以及对于问卷内容的保密承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设计通常建议放于问卷结尾，且对于个人信息不过于忌讳，遵循“由简至难”的原则更容易获得受访者的信任与认可。问卷主体部分往往会针对不同的变量进行测量，而一个变量的测量需要依靠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问题和测量维度形成量表，从不同的侧面尽可能刻画难以直接感知的内心表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研究领域中，受众行为意愿研究往往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例如刘海英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非遗旅游纪念品的购买意愿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整体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目标问题开展定量测量，并利用SPSS与AMOS2对数据进行CFA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实现对研究模型的验证。此外，问卷调查法也通常用于对受众心理的探索研究中，张孝义等以黄山市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非遗受众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受众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交叉分析，以探究不同受众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四）实验法

实验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一个或多个自变量被操纵并应用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以衡量其对后者的影响，通常在一段时间内研究者会观察并记录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得出关于这两种变量类型之间关系的合理结论。实验法起源于理工类学科的研究，直至一百多年前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实验法才逐渐被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引入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实验的方法能够使研究者控制一定的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境，在可控的环境下系统地操纵自变量，以引起被试的某些心理活动，观察因变量的变化，从而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中，实验法也常被运用于探究不同情境下受众的心理及行为意愿，例如，高凌和张梦霞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检验消费者知识对文化认同与产品购买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并验证感知稀缺的中介效应，通过实验的操纵研究发现，消费者对非遗产品的消费与对工业化生产的产品的消费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心理和决策机制。而鲍小春等则运用眼动实验探究了不同个体在剪纸文化内涵上的认知差异，发现文化程度、学科背景、对剪纸文化的了解程度、家庭文化氛围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对剪纸文化的认知。此外，情境实验法也是通常被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实验法研究范式，研究者通常会选取特定的群体作为被试，并向他们呈现真实的非遗项目、产品等，此后研究者再调查被试群体认同等心理因素的强度水平，观察他们的集群行为意愿或实际行动，并将所得的数据结果进行建模分析，以获得各个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当涉及群体认同变量时，研究者可以直接测量被试的群体认同感，常见的问题如“×××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身为一名×××为荣”“我喜欢×××这个身份”；也可以将群体认同作为一个操作变量，通过社会身份外显启动法或内隐启动法置于实验环境中进行测量。

此外，实验法也通常被应用于基于计算机科学视角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研究中。计算机科学作为技术手段，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呈现和传播的应用中，此类研究范式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即从某技术理论出发，设计展示非遗的数字化系统，并应用实例开展实验研究，探索受众的接受与行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