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良妻贤母”的社会延伸

日本政府从明治时期开始推行的“日式良妻贤母”教育政策，在现实层面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女性教育的发展。除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外，1910年，高等女学校已发展到193所，学生人数达56 239人，专门为女子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开始出现。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学生”成为不断壮大的社会新群体。此外，自明治时期起，约翰·穆勒的《男女同权论》、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真论》等西方女性解放及女性教育的论著被陆续译介到日本，到了大正时期，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论、爱伦·凯的母性主义思想等更是不断涌入。富有求知欲的“女学生”在其影响下逐渐萌发了追求自我解放的反抗精神。然而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189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明治民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内男尊女卑的关系，并剥夺了女性的继承权；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剥夺了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因此，女性不断增强的解放意识与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压抑之间，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1911年，平塚雷鸟创办了日本首份由女性编辑撰稿的杂志《青鞜》，她的《女性原本是太阳》、与谢野晶子的《山动之日来临》等文章，成为了近代日本最早的女性解放宣言。围绕在青鞜社周围的女性也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们主张“女人也是人”“男女平等”，希望摆脱良妻贤母思想的束缚，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如平塚雷鸟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质疑，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女性而言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为何全部女性都要做良妻贤母？可以说日本政府推行的“日式良妻贤母”教育政策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时塑造出“理想贤母”与“叛逆新女性”这两类不同的群体。

平塚雷鸟、与谢野晶子、伊藤野枝、山田若等“新女性”，在报刊上登载了诸多反对良妻贤母体制、追求男女平等的文章，她们的呼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女性的意识觉醒，但并未触动“日式良妻贤母”的教育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女性问题拥有立法权的人皆为男性”，而具有立法权的“官方男性”大多对“新女性”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如曾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及东京市长的尾崎行雄在论著中写道：

近来，报刊上随处可见所谓新女性、觉醒女性的文字，一部分人将之作为问题对待。概言之，她们主张不能被旧道德旧思想束缚，不能固守陈规，认为女性作为社会一员应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自觉意识，这才是女性应走的道路。然而作为女性的使命，不论时代如何推移都不能忘记，只有家庭稳固国家才能发展。既然建国基础为家族制度，成为良妻和贤母实乃日本女性之使命。但所谓的新女性，所谓的觉醒女性，她们厌恶结婚，厌恶家务，希望在所有意义上实现解放，这不仅无法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还会无视女性天职，从根本上破坏家族主义，危害深远，甚至还会危及我国的建国基础。原本我国女子的教育方针是良妻贤母，既然我国以“家”为单位，这就是恒定不变的教育方针。

尾崎行雄在上文中将“新女性”作为破坏日本家族制度的“危险因子”加以批判，而他所强调的“女性天职”“良妻贤母教育方针恒定不变”等，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官方男性”的代表性观点。包括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也在文章中批判“新女性”的“男女平等论”，主张男女体质各异，女性在军事、政治等方面根本不具备替代男性的素质，强调女子的天职为“妊娠、生产和教育子女，若尚有余力当然可做些其他事情，但不能抢夺原属男子天职的领域”。时任文部大臣的高田早苗也曾明言，“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所谓的良妻贤母”。

尽管日本国内不断涌现的女性解放思潮并未从根本上影响“日式良妻贤母”的教育方针，但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直接促进了日本女子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女性替代战场上的男性，承担了后方生产及军事支援的任务，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很快出现在了日本报刊上。由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发行的《与时局相关的教育资料》，也介绍了英、德、法、意等国“一战”期间的女子教育、“女性与战争”等相关资料，目的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及准备工作”。在实际的女子教育领域，督学官槙山荣次在1917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女学校校长协议会上提出：“此次世界大战充分证明，女子不应只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女子可以为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局应该充分研究女子教育问题。”

在“一战”的影响下，加上为了遏制当时日益兴盛的自由民主思想，“官方男性”开始对女子教育方针进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强化对女性的国家观念教育。1918年10月24日，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女子教育相关文件”，文件第一条称：“通过女子教育增强精神涵养，使其充分领会教育敕语之宗旨，巩固国体观念，注重淑德节操。”该文件还附有各条内容的制订理由，其中第一条的解释为：

领会教育敕语之宗旨，乃我国教育之根本，原本男女无别。然以往之女子教育，主要致力于妇德之养成，在巩固国家观念方面尚不充分。女子不仅自身需要作为忠良之国民，同时要作为培养忠良国民之贤母。故女子教育中，首先需加强国体观念，在巩固国民道德基础的同时，培养高尚人格，以作为家庭主妇及母亲尽其职责……总之，需要加强符合我国国体及家族制度的素养教育。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由政府直接下达到全国所有学校，不仅明确规定学生要朗读，还要将“敕语”纳入教材在课堂上讲授。故当时所有在校学生，不分男女都会被灌输“教育敕语”。以往的女子教育之所以出现重“妇德素养”轻“国体观念”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明治时期社会对女子的要求是“家庭内贤母”。而在“一战”之后，官方意识到需要将女性自身培养为“忠良国民”，这样才能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服务于国家。文部省1920年公布的《高等女子学校令中改正》，修改了高等女子学校的宗旨，在“以传授女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别注重国民道德之养成和妇德之涵养”的内容。

第二，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教育学家谷本富的《改造后的妇人训》一书，专设一节论及“战后女子教育的方针”，指出良妻贤母的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主要是在家庭范围内，后者则扩大到社会范围，主张“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女子需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故今后的女子教育要着眼于远大问题，不能仅停留于掌握裁缝、烹饪或育儿看护”。谷本富还结合“一战”中英法等国女性的表现，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女子教育方针，强调女子“需了解社会，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及社会经济问题”。文部省次官赤司鹰一郎也曾提出，“欧洲战争的经验教训证明，女性完全可以通过恰当的教育方式，在能力及体力上达到与男性基本相同的程度，女性的任务不只局限在家务活动中，而应该与国家社会发生直接联系”。

在“走出家庭”这一点上，“官方男性”的观点表面来看与“新女性”一直提倡的“突破家庭束缚”“实现男女平等”思想一致，但实际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差异。“新女性”主要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范畴中主张“女人也是人”“男女平等”，希望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发展空间，其目标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之相对，“官方男性”是在家国二元合一的范畴内主张女性也是国民，与男性同等地位，希望女性在保证家庭稳固的基础上，在国家需要时能走出家庭，服务社会，其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新女性”与“官方男性”分别提倡的“走出家庭”看似相同，实则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两条“平行线”。

不仅在教育界，日本军部的部分高层也意识到女性对战争的作用。“一战”期间，交战各国施行“国家总动员体制”，日本军部翻译了欧洲有关国家总动员的大量资料，并进行研究。在军部的提议下，1916年东京炮兵工厂雇佣了部分女性劳动者，进行了关于女性劳动力效率的试验，此举意在调查“若日本有朝一日举国与他国作战，日本女性能否像欧洲女性一样承担所有的劳役”。有学者指出，时任陆军大臣，后任首相的田中义一非常重视军部与女性的联系，他将动员女性力量视为国家总动员体制成立的前提。无独有偶，时为陆军大将的上原勇作也在演讲中专门强调了女性的国家责任及国防作用，主张“国防不单纯是男性的责任，需要男女协力方可应对”。

在田中义一等军部高层的支持与许可下，大正时期部分女性以“妇女社会参观”之名“参观了兵营—炮兵工厂—各种新兵器—军舰—飞机—陆军大演习，完成了一整套军国主义学习”。这里所说的“妇女社会参观”，是指在1916年至1919年的三年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活动，有近2万名女性参观了电话局、瓦斯公司、银行、军队等，而在所有活动中，参观军事机构的占比最高。在一份1917年兵营参观活动的相关报告中，明确阐明了让女性完成“一整套军国主义学习”的目的：

家庭妇女不得不把孩子或兄弟送去的兵营，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了解兵营生活再将家人送去，这与对兵营毫无所知，只是听传闻而惊恐不安的情况肯定大不相同吧。事先详细了解兵营生活，对国家、对家庭而言都是必要且有效的，因此才举办了这种参观师团的活动。

如上文所述，自1904年起国定教材上就出现了《水兵之母》等文章，不断向女学生宣传鼓励儿子上战场为天皇效忠的母亲形象。如果说教材式渗透只停留在模糊的思想意识层面，由军部支持的“妇女社会参观”活动则在现实层面让普通女性消除内心对军队的“惊恐不安”，从而更加“放心”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军。

与大正时期的“官方引导”不同，以“新女性”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发表了多篇具有反战思想的文章，如1915年斋贺琴发表在《青鞜》上的小说《战祸》，明确提出“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不，是希望绝对没有战争”。与谢野晶子于“一战”期间发表了《感想的断片》《关于战争的杂感》《为何出兵》《关于战争的考察》《和平思想的未来》《出兵与妇人的考察》等反战文章，并在1921年撰写的《军备撤销的第一步》中明言：“对我们妇人而言，靠自己的乳汁哺育的可爱的男孩子（他们既不是树木亦不是石头，而是能够在劳动、学问、艺术等各领域大显身手的男子），如若成为大炮的牺牲品，或者被埋葬在战壕中，如此凶暴残忍的事实，真心希望能够在地球上灭绝。”这一时期，日本尚能允许不同主义、不同思想的言论存在，因此女性反战的呼声与官方的政策话语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