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 序
国际研究生使用排名来评估他们所申请的大学，就像大学用排名来评估递交申请的研究生一样。
——教师，1945年前成立的公立研究密集型大学，澳大利亚
如今，所有大学都意识到了排名的重要性，也在关注排名和上榜的院校。
——校长，1945年后成立的公立教学密集型应用科学大学，德国
政府给大学的拨款会受到国内排名系统的影响。
——副校长，地方公立大学，日本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第一个全球大学排名并立即引起政治领袖和高等教育领导者们的注意。在比利时列日召开的欧盟会议上有人指出，ARWU排名的发布给欧洲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Dempsey，2004）。短时间内，政策制定者和高等教育领导者们开始用全球排名来展示国家和院校目标。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表示，希望在公认的全球排名中“取得北欧地区的领先地位，并跻身欧洲前20强大学的行列”（University of Oslo，2005）。爱尔兰企业和科学政策咨询委员会（policy advisory board for enterprise and science）首席执行官福法斯（Forfás）表示，爱尔兰的目标是“到2013年，有两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名”（Cronin，2006）。
这项关于排名对高等教育和政府决策影响的研究于2006年启动。2003年发布的ARWU排名和2004年THE-QS排名推动了本研究的开展。在这两年时间里，全球排名明显地吸引了公众和决策者的注意力，高等教育机构也开始关注并采取行动。为了了解这一快速发展的现象，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和国际大学协会资助了本研究，以了解高等教育机构对排名作何反应以及排名所产生的影响。2008年，在卢米纳基金会（Lumina Foundation）的资助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简称IHEP）为本研究提供了补充支持。
鉴于排名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本研究试图了解排名对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领导者、教师和学生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到底是国际性的，还是在特定国家或特定类型的院校中更为普遍？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应对，采取何种行动？排名如何影响关键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如何——他们是否会考虑排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排名的影响？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本书是首次对国际高等教育排名现象的全面考察。自2006年以来，我遍访全球大学，与校长、副校长、教师、高级管理人员和学生们交谈，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学生领袖和工会成员会面，以第一手资料了解排名如何影响高等教育，如何影响（或没有影响）院校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书中援引了许多以前发表或介绍过的文章、工作文件、报告和演讲，其中一些已列入参考书目。研究方法的说明见附录1。
调查问卷和访谈中的所有受访者都保证匿名，因此，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全书对受访者的引用都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标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1945年以前的公立研究密集型大学，德国”。在引用短评时，为确保行文流畅，通常不使用这种分类，而所引用的访谈内容均用引号标记，以与其他参考文献区分开来，例如，院校普遍认为拥有较高排名地位可以提高其“与政府关系中的竞争地位”。
这项研究得到了都柏林理工学院、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委员会、国际大学协会和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的慷慨支持，后者得到了卢米纳基金会的资助。研究期间，我受到了经合组织、巴黎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的接待。特别感谢经合组织的理查德·耶兰德（Richard Yelland）和国际大学协会的伊娃·埃格隆·波拉克对本项目从始至终的支持，感谢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委员会的艾丽莎·坎宁安（Alisa Cunningham）和莱西·里格沃特（Lacey Leegwater），以及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行们（此处不一一列举），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帮助组织访谈，以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探讨和评论。特别感谢温永真（Oon Ying Chin）、彼得·埃克尔（Peter Eckel）、帕梅拉·埃迪（Pamela Eddy）、格罗·费德基尔（Gero Federkeil）、芭芭拉·凯姆、富美北川（Fumi Kitigawa）、阿黛琳·克罗尔（Adeline Kroll）、刘念才（Nian Cai Liu）、艾利克斯·麦考密克（Alex McCormick）、沃尔夫冈·马茨凯维奇（Wolfgang Mackiewicz）、西蒙·马金森、万·马萨罗、亨克·莫德（Henk Moed）、加文·穆迪（Gavin Moodie）、罗伯特·麦睿彬（Robert Morse）、大场凉（Jun Oba）、克里斯·奥兹（Kris Olds）、雅娜·普科卡（Jaana Puukka）、贾米尔·萨尔米、托尼·希尔（Tony Sheil）、莫什迪·西拉特（Morshidi Sirat）、安德烈·苏尔索克（Andrée Sursock）、约翰·泰勒（John Taylor）、亚历克斯·厄舍、本·威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罗斯·威廉姆斯（Ross Williams）、山本真一（Shinichi Yamamoto）和米泽彰纯，感谢他们在研究过程提供原始资料，参与访谈以及多年来对我的研究不吝指教。特别感谢在造访日本时的翻译佐藤麻子（Machi Sato）、帮助校读和编审的杰奎琳·史密斯（Jacqueline Smith）以及编制索引的伯纳黛特·法雷尔（Bernadette Farrell）。英国的国际教育和招聘市场咨询公司i-Graduate非常慷慨地让我访问其超过9.5万名国际学生的庞大数据库，并允许我公布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感谢都柏林理工学院的同事们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约翰·多诺万（John Donovan）、布莱恩·诺顿（Brian Norton）和布莱恩·奥尼尔（Brian O'Neill），感谢我的行政助理保罗·基肯尼（Paul Kilkenny）和艾丁·芬利（Eidin Finlay），以及我的两位研究助理阿曼达·莫伊尼汉和克里斯·康诺利。感谢都柏林理工学院图书馆的苏珊·钱伯斯、戴维·福德（David Forde）和菲阿赫拉·曼甘（Fiachra Mangan），他们在本职工作外，回应我索取文章、论文和报告的急迫请求；感谢菲利普·科恩（Philip Cohen）、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珍·哈维（Jen Harvey）和弗兰克·麦克马洪（Frank McMahon）提供了有用的帮助以及关于图书馆、招生政策和系统的比较知识。最后要特别感谢“坚持不懈”的家人埃里克（Eric）、艾拉（Ila）和丽莎（Lisa），他们在整个研究过程给予的支持和信任至关重要。
当然，书中若有任何瑕疵或不足，皆是我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