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

现在，北京东西琉璃厂的一些老店铺是正在拆除了。

这里将要建成一座新的文化街，是适应外国旅游者的要求，听说还可以赚外国人的大钱呢。

那天，我站在海王村路口，往西看，邃雅斋书铺的原址不见了；往东看，信远斋的原址也不见了。它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把我对琉璃厂的一些温馨的记忆一下子也都撕碎了。

我并不感伤，我期待着新的琉璃厂快快建成。旧的总要被新的代替，琉璃厂的确古旧破败得可以了，人们要寻觅它的新梦。

· 一

琉璃厂旧书肆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古今来，记载琉璃厂书肆盛况的有多少著作啊，而我记得最真切的还是当年鲁迅先生在这里留下的脚步。翻开《鲁迅日记》，你可以看到当他1912年到北京的一周以后便去逛琉璃厂了。从此时有所至，往往隔几天便去一趟，说起来总有几百次之多吧。

1932年鲁迅最后一次北返探亲，他还流连于琉璃厂书肆，并发现笺纸的可贵，鼓动郑振铎同他合编了一部《北平笺谱》。我常想：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拟编汉唐石刻，很多零散的原始材料都是琉璃厂供给的，而鲁迅先生回赠于琉璃厂的却是千古不朽的研究成果，包括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北平笺谱》在内。只有鲁迅先生的眼光才能发现这些行将淹没的民族文化精华。他还预言这部出自琉璃厂书肆的笺纸，可以走向世界而无愧，到三十世纪“必与唐版比美矣”。琉璃厂应该以接待过鲁迅这样的知音而感到荣耀。

当时身在北京的郑振铎也承认，他的目光的确不如鲁迅先生：“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又说《北平笺谱》的印成：“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这些话都见于郑振铎写的《访笺杂记》。

当我还没有到过北京而先读到《访笺杂记》这篇散文时，我便向往琉璃厂，做着梦游厂甸的美梦了。

“留连到三小时以上。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朦朦胧胧的有些辨色不清。黄豆似的灯火，远远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来。我不能不走。那末一大包笺纸，狼狈不堪的从琉璃厂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里是装载着过分的喜悦与满意。……”

“那一天狂飙怒号，飞沙蔽天；天色是那样的惨澹可怜；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一阵的飞沙，扑脸而来，赶紧闭了眼，已被细尘潜入，眯着眼，急速的睁不开来看见什么。……”

鲁迅先生以为郑振铎的这些描写“是极有趣的故事”，也许引起了他当年漫步于琉璃厂的回忆吧。

鲁迅先生是忘怀不了琉璃厂的。不知今天琉璃厂的人们，当你们骄傲地向外国顾客展示《北平笺谱》的时候，可曾想到正是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先生完全依靠了个人的微薄力量来发掘和抢救这些国宝吗？

· 二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琉璃厂。我要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去重温那些迷人的旧梦。有一天，我终于来到琉璃厂，推开了一家家店铺的门。

这条名街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陋巷，一片荒败的景象。顾客不多，房屋低矮而阴暗，线装书散发出一股霉气，连荣宝斋也空荡荡的，店员闲得正下象棋……我的梦幻破灭了，琉璃厂的盛况在哪里？多彩的文化宝藏又在哪里？

这破败的景象是日伪和国民党摧残的结果，而我们刚刚进城，百废待兴，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正在进行着，一时还顾不上琉璃厂。

多年来，我很少到琉璃厂去。我感到今天的琉璃厂同我所向往过的书肆有很大的不同，书铺越来越少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专卖古玩和字画的小巷。旧书大概都被全国各大机关抢购一空了吧。五十年代初，一些苏联专家常来这里搜求古玩，中国顾客是不能靠前的。到了十几年前，这些古玩铺、碑帖店索性都挂上只接待外宾的告示，自己的同胞连看一看自己民族的古董也不可能了。我也就更加不愿意到琉璃厂来。

还是从旧籍里去寻找温暖吧。

鲁迅和他《新青年》的朋友们，多年来搜求一部古典小说《何典》，始终找不到。1926年刘半农在厂甸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了，鲁迅高兴地为它写了序言。

一本《碧血录》，是关于明朝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而被残害的纪事，吴晗一直把它作为珍藏书。这还是他1933年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买来的，书末写道：“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朱自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诗咏厂甸：

“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

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

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

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

这一切，终于都是消逝了的旧梦。琉璃厂究竟要以什么来吸引他的同胞？难道是几百元一本的普通的碑帖吗，上千元的一幅时人的绘画吗？

· 三

目前的琉璃厂，只有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但是，也很少能见到几本可心的旧书了。近几十年来北京古旧书行业的兴衰史，似乎还少有人研究。几百年来琉璃厂的旧书市场是不是就这样渐渐衰落下去了呢？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听说，巴黎和东京都有旧书市场和专卖旧书的书铺大街，未来的文学家、科学家很可能最初是从这书摊前起步的。我们正在提倡保护民族文化和发扬精神文明，琉璃厂这地方不是应该吸引着未来的学人从这儿走向他们的理想世界吗！

十几年前，我在东琉璃厂的松筠阁配过解放前出版的文艺杂志，见过书店主人刘殿文先生。他满头白发，沉默寡言，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创刊于何年，终刊于何月，编者何人，中间是否换过编辑人，等等。如果你想细谈的话，他还可以告诉你，某一期刊未及发行便被查禁了；有的刊物的某一期再版过，等等。他的记忆之精确，令人惊异，素有“杂志大王”之称。多年来他还结合业务著有《杂志知见录》稿本。琉璃厂旧书肆中就有这样的有心人。

有一天，我碰见刘殿文先生的后人，现在是子继父业的刘广振同志，承他告诉我他父亲经营旧杂志的一段掌故。今照录如下：

“我父亲刘殿文是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七四年七十八岁时死的。我祖父刘际唐是一九四二年死的。松筠阁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几年，当然经营的是线装书。我父亲也是学徒出身，是个夹包袱的。您还不知道什么叫夹包袱吧，那时讲究给学者送书上门，把新收来的书拿出头本来当样子，送到人家的府上。五四运动以后新期刊风起云涌，我父亲的思想也紧跟潮流，注意到同行里还没有人留心，同时也看不起的这门新生意。当时的旧杂志很便宜，又因常常遭到查禁，寻找不便，我父亲便走街串巷，四处搜购，每天天不亮就到崇文门外的小市上，从烂纸堆里挑拣期刊。慢慢别的同行知道他专收期刊，有了货便往他那儿送。他零收杂志，却不零卖，专门为了配套，《新青年》《向导》《东方杂志》《少年中国》以及《语丝》《沉钟》等等，都有全套的。

“我父亲是个做买卖的，但是他也是个中国人，有民族感情。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很多杂志都有抗日内容，全不能公开出售了，连存放这些杂志也非法。我父亲想了个办法，就大胆地把《东方杂志》等刊物放在书架的最里层，外面又摆上一层线装书遮挡着。终于逃过了日本人的眼睛。

“多年来，我父亲把五四以来的每种期刊都留了一本创刊号，作为研究杂志的样本。到一九四九年已经存了创刊号几千种。几大厚本的《杂志知见录》稿本在十年动乱中也遭到劫掠，到现在关于文艺杂志的那一本仍不见下落。

“说起我父亲的经验，那时也无非是为了生活，如果在旧书行业里不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许就不能求生养家。在我们旧书业有个行话叫‘单吃’，我父亲就单吃一行，注重经营特色而已。”

刘殿文先生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他终归是一位商人，但是公平地说，他也为搜集和保存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所经营的松筠阁还印过一些有用的书，如有名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等即是。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厂还能不能出现新的“杂志大王”？还能出现那样精于业务，对几十年来各种期刊的来龙去脉倒背如流的人才吗？我想，在新社会更应该出现这样的人才，我默默地期待着。

解放前，在琉璃厂学徒十几年，解放后又在琉璃厂旧书店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店员们，现在还有不少，我以为他们也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比如帮助《贩书偶记》的作者、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整理《贩书偶记续编》的雷梦水君便是。近年来他又整理了已故藏书家伦哲如先生的著作《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到现在，他还保存着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朱先生鼓励他在琉璃厂不仅要学会卖书，还要拿起笔来写下所见所闻。雷君果然写下了稿本《旧书过眼录》，于图书目录学也大有裨益。

那天，我在海王村碰到了雷君，他手持一份讲义，正要给书店的年轻人去讲业务课，每周两次。我心中为之一动，琉璃厂不是已经开始培养人才，后继有人了吗！

我真想告诉雷君，在他讲课时不要光讲版本知识，也要讲一讲琉璃厂的历史沧桑，特别是外国人在琉璃厂的劫掠，以及唯利是图的书商、古玩商人们怎样帮助外国人盗卖我们的珍品。那时候，我们的政府软弱腐败，日本人从清末便开始在琉璃厂来搜刮我们的珍本册籍了。到了抗日战争以前，他们更疯狂地广搜我们的地方志，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买书时不论本，而是论摞，一摞书只花一元钱就够了。甚至用文明杖一挥，他们就把整个书店的旧书全部席卷而去。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古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而在海外却有留存的原因之一。这些话也正是雷君曾经亲口对我说过的。

现在东西琉璃厂的店铺是正在拆除了。我拣拾一些过往的旧梦，也无非为了向往着未来的新文化街能保持琉璃厂真正的传统。我想，只有当琉璃厂的传统文化和经营特点真正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的时候，也才能真正保持它那永远不会泯灭的价值吧。

琉璃厂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当然也应该向外国顾客和旅游者开放，赚一些外汇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琉璃厂当初并不是为外国人建立的橱窗，我也不相信一个不能很好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和受到人民热爱的琉璃厂，竟能受到外国人民的喜爱。让琉璃厂发扬它的特长吧，让向往着琉璃厂的同胞们能在这里随意推门而入，就像鲁迅先生当年那样流连忘返。琉璃厂终归是我们自己的！

1981年3月

（原载1981年第6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