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大爆炸理论，我们的宇宙在138亿年前开始了其生命，它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突然开始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膨胀。显然，正是那次爆炸促使了我们如今的存在，让大家能够阅读这些文字。但仅仅300年前，第二次（某种意义上的）局部大爆炸发生了——公共资助的教育在全球迅速扩张。教育发展的速度虽然比不上光速，却是现代最伟大的成功之一。
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已经从非常有限的学校教育发展到了包括12个年级的普及教育，其中大部分经费都来自税收。但是，就像真正的大爆炸一样，教育系统的宇宙也是由很多部分整合而成的。有些部分稳定而且坚固，而有些部分则像黑洞一样，不停地吸纳经费却几乎没有回报。
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存在许多这样的“黑洞”。那里仍有超过2.58亿的儿童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约有6.17亿儿童尽管接受了学校教育却收获甚微，最终成为功能性文盲1。这意味着，目前全球学龄人口中约有一半正以极差的学习能力进入成年的生活。而且，正如我们即将讨论的那样，最近的评估表明，目前的局面正极端恶化着。
这本书为日益增多的专著、政府报告、评估和项目指南补充说明了如何填补这些黑洞，即如何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上学、如何确保孩子们毕业时能真正学有所获。现有的各种方案提出的解决办法都是“做加法”——增加更多的经费、更多的教师培训、更多的学校、更多的问责制度、更多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更多的教育技术。其深层逻辑是，更多投入就等于更多收益。
但你一定听说过“少即是多”（less is more）这句话，它出自极简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本书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建议教育系统“做减法”——我们或许可以依靠更少的教育资金与投入、依靠更简单的教育技术与教师培训等等。也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更好、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现有资源，即我们需要教育精益化，从低投入中获取高回报。
如果你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教育部门的领导或职员，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如果你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教育专家，或者是追求实效性、证据性的教育项目设计者，本书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资料。如果你是发展研究相关专业的学生，这本书可能会帮助你通过考试。希望在你学成之后，能加入全球教育的变革潮流中来。如果你有幸生活在一个高收入国家（地区），我们也认为本书大部分的建议、数据和工具对你同样适用。
然而，如果你想寻找的只是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锦囊妙计，这本书可能会让你失望。不过在本书中，你会找到关于教育工具和流程的建议，帮助你理解从53 200多项研究中提炼出的913项系统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这样你就可以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应你所在地区的精益教育项目，以支持当地已确定的优先事项。如果在分析研究并（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后，你得出的结论是你需要的是“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那么你顺其自然即可。但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你需要做减法，而且不会遇到太多反对的阻力，那么就大胆去做吧。目前，解决全球教育危机的方法无法快速发挥作用，所以是时候行动起来改变现状了。
当然，我们写下的这些比你们结合实际环境并将它们付诸实践要容易得多。但是在整个2020年至2021年的这段时间，只要你不是在闭关静修不问世事，那么你一定明白这段时期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多么艰难。毫无疑问，你一定已经（而且将继续）受到下列事件的直接影响：
1. 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了整个地球，全球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采取了包括关停学校在内的多种措施。2020年，195个国家（地区）实施了全国（地区）范围的停课，影响了全球99%的学生，即大约17.2亿儿童。
到2021年年中，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只有”2亿原本应该入学的学生无法入学。毫无疑问，在本书出版期间，相关数据还会有更多的曲折变化。但是，截至2021年7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学生累计损失的学习时间令人担忧：印度60周、缅甸60周、阿根廷59周、墨西哥57周、孟加拉国54周。上面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许多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正致力于通过补课、暑期学校、延长上学时间，甚至尝试学生留级等方式来保证学生能跟上学习的进度。而对于低收入国家（地区）来说，问题在于他们的孩子根本就无法重返校园。这些国家（地区）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跟上学习进度和重返校园，或者只是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 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导致的封锁，使得全球经济大约损失了3.7万亿美元，相当于接近4亿个工作岗位消失。如此惊人的数据，我们不得不重复一下——3.7万亿美元，4亿个工作岗位！这还仅仅是2020年3月至12月的数据！
为了应对这次（至少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承诺投入19.5万亿美元（目前还在增加）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由于经济系统中损失了3.7万亿美元，各国政府还将面临税收收入下降的问题。人们还认识到，疫情过后的经济重建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先进技术，对高技能知识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而对只具备基本技能的工人的需求会相应减少。这意味着一个矛盾：更高质量的教育需要更多投资，但作为经费来源的税收却更少了。因此，我们预计在未来五年甚至以后，教育部和财政部之间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据估计，自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以来，各国政府已经平均削减了8%的教育预算，低收入国家（地区）受影响最严重。其他估计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教育资金每年将持续短缺2000亿美元。
3. 官方发展援助（ODA）减少。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前，捐助方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教育投资就已经趋于平缓。根据教育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年前的计算，低收入国家（地区）通过国内税收所能获得的资金与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之间每年有390亿美元的缺口。更不用说与现在预测的每年2000亿美元的差额了！
同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之一是ODA（又称国际援助）可能会进一步停滞不前，因为高收入国家（地区）可能会将更多的公共资金转用于刺激国内经济，而用于ODA资金则会相应减少。英国是第一个提出要削减ODA资金的国家，因而备受瞩目。从2021年起，英国将援助预算从国民总收入的0.7%减少到0.5%，从而每年减少45亿英镑的国际援助。这（连同其他资助者的潜在削减）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教育援助的规模，目前尚不清楚。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到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响，ODA总额可能会下降12%，甚至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
2021年年中，在撰写本文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儿童学习的长期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人力资本发展的减退将给经济活动带来超过10万亿美元的长期损失。当然，这一切也有可能很快反弹，然而在未来的五年里，各国政府很可能会在资助谁以及如何资助等问题上面临艰难的选择。因此，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教育部、国际发展组织以及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提供者可能越来越需要用更少的资源做成更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精益化改变，从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现有资源中得到更高的收益。
追求精益
精益思想是一种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为最终用户创造更大价值的特定方法。它的起源可以（至少）追溯到16世纪的威尼斯。在那时，威尼斯造船厂完善了制造流程，使工人们能够在一天内组装一艘完整的桨帆船，整个过程使用更少的材料、更少的步骤，却有着更高的生产力。相比之下，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生产出一艘尺寸和质量都相似的船，而且花费更多的木头和相关的材料。
然后，精益思想被引入汽车行业，不断推动减少汽车制造中的步骤与浪费。首先应用这种思想的是亨利·福特2，接着是丰田公司的开创性工作，再后来被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推广和西方化。然而，据我们所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都很少有人将精益理论引入教育领域。
这本书是我们对精益教育的初步尝试，是一项处于探索阶段的工作。它通过教育价值流动进行反向映射，以确定每种教育因素的贡献或回报——看看我们应该在哪里增加投资，在哪里削减经费，减少对最终的教育“产品”几乎没有贡献或根本无用的过度加工的“投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希望你们把精益思想看作一种隐喻，即用同样或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回报。我们将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介绍精益思想的历史。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会提出建议的实施流程。
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现在你可能会想：“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一个暂时现象，我们将会很快恢复过来，所以让我们忘掉这些关于精益效率的废话吧。”当然，你也可能会在2025年（或更晚的时候）读到这本书，然后思考：“是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比预期的要糟糕/好，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所以我们还是忘掉这些有关精益的无稽之谈吧。”然而，无论未来会是哪种，我们都认为有强有力的道德理由开展精益教育。
公共教育的资金来源于税收，那么公民有没有权利期望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公共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还有权利期望每增加一笔额外的投入，都能相应地提高学生的成绩。当投入的增长不再促进结果的增长时，我们就应该停止增加投入，并认真审视我们正在用现有的所有资源做什么。
依靠数据实现精益化
从精益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能获得关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最有效或无效的教育措施类型的优质数据，这将大有裨益。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能带来高投资回报的倡议类型，而不是那些吞噬资金的“黑洞”。好消息是，过去20年来，捐赠者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来优化项目监测、评估甚至随机对照试验（RCT）。但坏消息是，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比期望的要少。我们已经确定了基于3912项（删除重复研究后约2500项）发展中国家（地区）研究的57篇系统报告。公平地说，这些研究告诉了我们很多让孩子入校学习的方法（我们称之为“较容易的教育问题”）。但是，关于我们如何将学校教育转化为高质量的学习，57项研究对此给出的方案则令人感到犹豫和不知所措（我们称之为“教育难题”）。
因此，在本书中，除了建议将精益思想应用于有关改进教育的干预措施的设计之外，我们还借此机会引入了一个可能有助于精益决策的全新数据库——“可见的学习METAX数据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数据库，介绍了教育改革方面最有效的方法，由约翰·哈蒂（本书作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编写。METAX数据库综合了超过10万项研究的1700多项元分析3结果，涉及超过3亿名研究参与者。虽然这些数据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地区），但我们认为，其中一些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或者至少能启发）发展中国家（地区）。
精益的含义
《精益教育与可见的学习》的核心内容是从300多个METAX数据类别（或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中选取的107个，针对如何发展教师的专业知识、配备学校设施、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及如何通过最有效的教学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出初步的精益化建议。我们知道，我们提出的某些（暂定的）精益建议可能具有争议性，但我们仍要坚持，因为当前的某些教育措施需要被质疑。例如，我们建议在某些情况下：
● 也许入职前的新教师培训可以由通常的1～3年大幅缩短，甚至可以取消。
● 也许教师们在他们所教的科目上不需要有学位级别的资格（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学位）。
● 也许借助心理测量、工作记忆测试和观察评估中心来筛选教师更具有成本效益，因为这些设计方式比较科学。
● 也许每个孩子每周上学的时间和受教育的年限可以大幅减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 也许学习者在混合年龄的教室里，由同伴相互辅导，可以（更）有效地发展教育，而且资源也更集中。
● 也许采用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和上课时间（至少在最初）比雇用额外的教师、减少班级规模或修建更多教室更具成本效益且更能提高学生的成绩。
● 也许教育技术投资是一条代价高昂又走不通的死胡同。
● 或许专注于校本管理、教育集中管理、公司化责任驱动、公私伙伴关系、凭证制度和绩效工资也都是死胡同，这些举措对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际工作影响有限，而且我们很难看到真实的课堂状况。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释放教师的集体效能与在教学方面的影响领导力，实施因地制宜的本地化教育项目，贯彻基于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的大脑认知理论而建立的教学方法。
在最近的一些国际发展研究中，有太多学者都将教育提升寄希望于再多一次拨款、再多一份政策文件、再多一些对教育结构和问责的关注，而不是教学策略的改善与强化上。而且，令人可悲的是，即使某些研究认识到了后者的重要性，它们也倾向于把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的互动过程当作一个黑匣子，从来不涉及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实际举措。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如何将有关包括记忆力、注意力、遗忘、认知负荷、学习意志等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构建学习经验系统，从而产生实际的学习。因此，如果我们想解决教育难题，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当然远远不只这些）。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的大脑都包含相同的信息处理认知模块。如果你来自金奈、开罗、开普敦、加拉加斯、考文垂或芝加哥，你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文化概念和参照点来解释世界，并关注世界上不同的特征。但是，从广义上讲，你大脑中的信息存储、检索和处理系统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认知任务分析、间隔练习、记忆法、交错练习、刻意练习等）将帮助所有儿童在学习中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因此，所有国家（地区）都可以、应该、必须进行教育交流，只是课程设置和文化覆盖面稍有不同而已。
精益像一场关于教育的叠叠乐积木游戏
选择和实施适当的精益计划的过程类似于玩叠叠乐积木游戏。正如玩过它的人所知，叠叠乐积木涉及用（相对）统一的矩形木块建造一座塔楼。玩家轮流从较低的楼层小心地抽出木块，确保塔楼不会倒塌，然后将木块放在顶部，使塔楼不断增高。这个游戏的核心是通过对（有限的）现有资源进行仔细的收集和再利用，以此来扩大规模。在图0.1中，我们展示了由相同数量的木块建造的两座塔楼。第一座又短又粗，设计过度；第二座虽然高度几乎是第一座的两倍，但根基不稳，一阵风或地板振动就能让其倒塌。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教育的“积木塔楼”倒塌，因此我们必须既保守又细致地选择要拆除的部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获取有关每个木块价值和贡献的高质量数据。但与叠叠乐积木游戏不同，在教育方面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挖空”砌块并将其放回原处，或者用更便宜的“复合材料”来代替昂贵的木块，这种材料可能更坚固、更耐用。当然，有时确实有必要在塔楼上添加全新的木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精益思想来提升价值流动，去除冗余步骤，使其他流程更高效、更持久，并投资于那些经过仔细研究和测试的新措施或新“木块”。我们将在本书中一直使用叠叠乐积木的隐喻。
亲爱的读者，现在也许是你们停下来喝杯茶的好时机，思考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述的内容与你们所在的当地情况之间有什么联系。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们的论述无疑会让你血压升高，并受到你的质疑。对于其他人而言，我们可能会说出你们想过但不敢提出的想法。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应该花些时间读一读这本书。
定义术语，介绍当地真实情况，概述本书的结构
在引言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从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开始：阐述教育发展的整体概念，并介绍几个真实的故事，说明发展中国家（地区）在教育现状和需求方面的巨大差异。接着我们会介绍本书结构。最后，我们将为读者提供一些精益教育相关的风险提示。
我们聚焦“发展中国家（地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精益教育的重点是那些人均寿命较短的国家（地区），它们普遍经济发展不足、人均收入较低、人均热量摄入较少、受教育机会较少，以及在校学习收获较少。这些国家（地区）通常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地区）”，而与之相对的则被称为“发达国家（地区）”。这种说法也有局限性，因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地区）已经达到了其目的论命运的顶峰，无法实现进一步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国家（地区）（肯定）都在不断发展。
就个人而言，我们对“发展中”一词的意见比“发达”一词的意见要少一些（我们觉得“更发达”一词更为贴切）。因此，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发展中国家（地区）”被用来泛指那些较不发达的国家（地区），这也是被最广泛理解和使用的术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发展研究”学科，专注于研究变得更加“发达”这一概念。所以这个词陷入一种不断被插入、删除，又重新被使用的循环。但更多时候，你会看到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这样的术语被频繁使用。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发展中”世界并不是同质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面临着极其不同类型的挑战和目标，需要不同的应对手段。下面两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个故事来自约翰·哈蒂，第二个来自阿伦·汉密尔顿。
约翰的故事：来自利比里亚的邀请
据约翰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应邀前往利比里亚，对当地高中升入大学的考试系统进行评估。
塞缪尔·多伊（Samuel Doe）总统在一场血腥政变中攻占了行政官邸，将前政府赶下台并掌权。出于恢复形象的目的，他设立了“塞缪尔·多伊奖学金”，奖励那些能在四项考试中获得85分以上的学生。然而，没有一个学生赢得过这个奖学金。他曾承诺会有学生得到这一奖学金，但遗憾的是，到目前都没有。所以他保证要改变现状，我被要求（作为一个资历不深的学者）评估他们的教育体系并做出改进的建议。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审查了以下内容：
● 课程：课程质量极高，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让我对当时我所在国家的教学大纲感到羞愧。
● 考试：这些考试都是由位于尼日利亚的西非考试委员会进行管理，许多来自知名大学（包括我的母校，多伦多大学）的心理测量学家为此提供支持。
● 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都是最新的，并且每年都会更新。
后来我要求去参观几所高中，尤其是位于首都蒙罗维亚郊外的一所高中。经过一番曲折，我们乘坐车队出发（随行的军队人员配备了机关枪）。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一所运行着的学校，因为虽然教师的工资（根据法律）在非洲是最高的，但他们很少能真正领到工资，所以他们全都外出兼职来养家糊口。
在城市里的学校，校长有关于考试、教科书和课程大纲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与教师分享（知识就是力量）。（基于尼日利亚教育体系的）这些考试与课程几乎没有对应关系。当地有一种“良好的市场”，即需要从考务人员和教职人员那里来预购试题；而且教科书每年都要更换，学校不得不购买。一位高级官员的亲戚做着售卖教科书的生意，她非常高兴学校每年都必须购买她（标价极高）的书本。据称，这些书籍并没有分发给学生，它们需要被退回并转卖到另一个国家去。
更糟糕的是，85分并不是百分比值（我经常听说他们肯定能得到85%），而是T检验值4。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必须比50分的平均值高出3.5个标准差。如果四门学科中都按照这个标准，则意味着每一百年才有一名学生可能完成这一目标。我建议将其改为百分比值，并制定新的标准来划分成绩，教科书、课程和考试都应保持一致。然而，我随后被明确告知，改变意味着当前的赢家在贪污经济中会变成输家。唯一能挽救我天真建议的补救方法，是同意我在回家之前不会提交我的报告，否则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所以在离开利比里亚前后我都被多次警告）。
对我而言，这件事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环境下常有不正当的教育动机。它还表明，有些国家（地区）的政府往往对学校和教室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他们倾向于关注那些能看到、触摸到和可以邀功的东西，比如政策文件、强制考勤、校舍数量、精品课程以及健全的评估系统。虽然这些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学生所必需的，但仅有这些远远不够。而且，过于关注这些框架和手段往往会削弱关于学校质量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更多地聚焦学校教育相关的质量，而不是学习的充分性。这种“学习的充分性”才更与学校的教学管理质量息息相关，它涉及如何发展学习技能，如何坚持改革的信心并面对失败，如何更新学校员工的专业知识。
阿伦的故事：由一个亚洲国家引发的思考
我回顾了35年前参与的一个亚洲中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倡议。
在我到达后不久，便参观了城市与农村的各种学校。这些地方交通便利，有足够的电力、自来水供应，（大多数）甚至还配有宽带。很少有在教室里见不到教师或者教师不在上课的情况，他们甚至周六还会在校工作。即使有严重的不当行为，教师们也几乎不可能被解雇，这些都令人惊讶。
实际的教学过程大多是一些说教过程——教师们不停讲着，学生们整齐地成排坐着记着笔记，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教师们往往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讲完课本”，而且越快越好，以便能有更多时间带领学生们开始刷题准备考试。校长们都在办公室处理文书工作，除了每年两次强制性的课堂考察之外，他们很少进入教师的课堂。一些校长承认，他们从未给出教师反馈，因为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诚然，教师和教育领导者都投入了工作中，他们工作时间似乎非常长——忙着在待办事项清单上打钩。只是这种“繁忙的工作”根本无益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令该国教育部担忧的主要原因，是该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中的排名（较低）。国际学生评估计划被视为一种国家活力的象征，人们认为更高的排名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合作与贸易。该国的自我诊断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死记硬背太多”，他们能通过国家考试，但他们“不会思考”。虽然这些学生的基础已经打好，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定期上学，95%的学生都具备正常读写能力。
该国教育部将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召开为期数周的全国改革设计会议，得到了由20个小组委员会提出的零散意见。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哪些倡议与哪些（预期）问题有关，也不清楚学校在收到备忘录后会如何（奇迹般地）理解、同意并忠实地执行那些方案。
公平地说，一些举措确实“奏效了”——如果衡量标准只是它们是否被落实的话。全国小学扫盲评估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一旦学校的问责排名与学生表现挂钩的话，许多表现不佳的孩子就会发现自己被“意外地”锁在屋子里，或者在评估期间被要求待在家里。这真是一次“意外效应法则”的鲜活案例。
对于我来说，这说明学校建设管理、让教师和学生出勤与培养出卓越人才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实施多管齐下的举措需要非常谨慎和不断重复才能产生影响。
对两个故事的总结
约翰和阿伦的这两段真实经历突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约翰在利比里亚的经历反映了一种体制，即在文书报告上一切都很好，但（通常）学校甚至都没有开放，虽然“官方”的目的是教育，但更重要的“非官方”目的似乎是回扣、贪污和赞助。由于约翰无法进入教室，他对教学质量以及有多少孩子出现在教室里一无所知。
然而，35年过去了，利比里亚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由于长期经受内战的摧残，过半的学校建筑被毁，教师纷纷辞职或从事其他职业。内战结束后（注意是多次内战），2014年，该国暴发了一场致命的埃博拉疫情，导致学校再一次关闭。然后全国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
按照国际衡量标准，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前，利比里亚已经是世界上失学儿童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之一——只有54%的儿童完成了小学教育。而最新的识字率统计数据显示，成人识字率仅为48.3%。让我们换个时代背景对比此数据：在15世纪60年代的伦敦，识字率估计为40%，而且当时没有任何正规的教育制度。比起政府在教育上（可以说）完全无所作为的情况，在利比里亚的教育系统的影响下，全国识字率仅仅提升了8.3%！
因此，2016年，利比里亚教育部试图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开办了合作学校，非政府运营者接管了185所学校的管理。虽然早期的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进展很快就停滞不前。事实证明，这项改革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运营者之间（以及内部）在方法和影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神奇的灵丹妙药并不存在。
阿伦在他提到的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的经历也基本类似。该国也有最佳的书面政策，也进行了合理的执行。学校是开放的，教师和孩子们都在上课，教学在正常进行，而且教学带来的学习成果也十分合理。在投入方面，有非常强劲的投资（可能过于强劲）。所有的教师在入职前都必须完成（侧重理论的）四年制学位课程。（过多的）小学教师中的学科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承担复杂（且似乎毫无意义）的管理任务，同时每周等待13个小时，才轮到他们“站上讲台”。所有这些都与许多高收入国家（地区）采用的通才型小学教师模式截然不同，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同一位教师会整天陪着孩子。根据阿伦的计算，该国的小学教师至少比实际需要的多10万人，但绝对不会出现一位领导人来实施熊彼特5式的“创新性”大规模裁员。事实上，教师们本身就是一个选票库，执政者需要依赖他们的支持，从而继续占有领导地位。
该国教育部承认，他们拥有所需的所有资源。他们面临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如何“改变思维方式”，并发挥他们教学队伍的集体效能，这一集体效能实际上甚至比军队还要强大。然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与他们成功用于建校、聘请教师和让孩子们上课的以投入为导向的方法是一样的，这些并不适合新的（而且更困难的）学习之战，因为这场战争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内在思想的改变。
发展中国家（地区）
上文两则故事说明，我们必须基于“最有效措施”的数据库，极其谨慎地开展和解释精益教育的应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教育系统类似俄罗斯套娃，有许多形状和大小不一的嵌套娃娃。有些系统只存在于纸面上，有些虽在实际运作但效果不佳，每天都有大量的教师和学生缺席。还有一些系统已经掌握了让教师和学生到场并参与学习活动的巧妙技巧，但仍在努力将其转化为高质量的学习成果。正如我们在表0.1中说明的那样，在探寻和实施以精益化为导向的议程时，一个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的起点影响着它可以向前（或向后）发展到的位置。同样，我们必须谨记，解决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
本书结构
我们两位都不喜欢忍受未知的神秘之旅，所以这一部分将会介绍本书其余部分的结构框架。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回顾了（20万年以来的）教育历史，尤其是过去300年来全球取得的惊人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事实证明，向全民高质量教育迈进的最后几步是最艰难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情况。第二章探讨了教育财政中的棘手问题。为什么教育系统（可能）需要实现低投入高收益，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精益思想，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好的产出。
为了更有信心地实施精益计划，我们需要关于学习的高成功率的优质方法，以及我们可以移除、挖空部分叠叠乐积木木块而不会使整个塔楼倒塌的高质量数据。在第三章中，我们深入研究了关于“有效教育措施”的57篇系统报告，它们分析了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环境中的有效干预措施，具体内容涵盖了表0.2中列出的类别。
在意识到这个数据库尚未大到足以让我们有信心利用它后，我们在第四章介绍并解释了METAX数据库。它包括了大量我们主要从发达国家（地区）研究中得出的初步的（但仍然可以说是有用的）结论。
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细节问题，整合METAX数据库和57篇与表0.3中概述的各章节主题相关的系统报告，得出了教育精益化的初步结论。
在最后的第三部分中，我们认为，仅仅提供精益教育的建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你该行动了，之后没我们的事了。”那将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人们需要的是帮助他们确定能够启动、停止或减缓教育计划的工具。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因地制宜的设计。
因此，在第十章中，我们总结了全球有关目标选择、方案设计、实施、评估、迭代、可持续性和推广的有效方法的文献。然后，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构建一个明确用于教育系统“做加法”和“做减法”的理论模型（“做加法”指增加新投入、插入新“积木块”，“做减法”指精简现有措施、移除或挖空现有“积木块”)，我们将此框架称为“GOLD精益教育模型”，见表0.4。
本书还包括一个附录，该附录总结了第三章探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57篇系统报告的关键发现，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继续解释这些发现。
提示
人们会发现香烟包装上印着健康警告和精美的赔偿条款，关于精益教育，我们也有一些提示要说。
这本书既不是关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意图声明，也不是企图竞选公职的“宣言”！本书勾勒出了一些非常初步（和试验性）的想法，关于我们如何通过转移或重新分配现有资金来更系统地实现更强大的教育成果，而不必增加更多资金的投入，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地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还想指出，一些早期审稿人强烈反对我们在第二部分进行数据解释与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教育领域类别（即学生成就的影响因素）过于偏向于约翰在2015年发表的同名出版物中所说的“干扰措施的讨论”。这些审稿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谈论这些干扰因素（即成本高、影响小的干预措施），而应该只关注那些真正有效的、可以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以低成本扩大规模的事情。然而，我们的观点稍有不同。
在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干扰因素必须被恰当地砍掉或挖空，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资源，并将其重新集中在有更高概率能产生影响的事情上。因此，对我们来说，精益教育改进既是找到需要停止（或减少）的举措，也是找到能以较低成本启动并且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举措。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收集评估数据以了解其影响之前，我们无法确定停止、减少或启动某些措施对当地的影响。在METAX和57篇关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系统报告中，没有能够保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效的“灵丹妙药”，只有概率估计。因此，我们要从小事做起，谨慎行事。
还有人批评说，我们的计算无法确定对每个学生而言，引入（或取消）我们推荐的各种改进措施会花费多少资金。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我们无法报告在53 000多项研究的基础数据中没有记录的内容。相反，当你使用我们的“GOLD精益教育模型”来设计自己的计划时，我们建议你根据你所处的环境计算当地的（财务）成本效益，并将其纳入你在教育改革推进的决策中。换言之，我们负责给你提供选项，你负责自己进行计算。
还有一些重要的点包括，METAX的基础数据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学习成就（但是这一点对儿童健康也十分重要）、推迟婚孕、增加民主参与、减少犯罪等其他方面，这些都是狭隘的考试成绩所不能体现的。我们想重申：这个观点完全公平，但我们只能解释我们得到的数据，我们确实（试图）在更宽泛的数据中对更广泛的效益进行联系和论述。
无论如何，总有一些人讨厌精益概念，觉得它有将学校教育变成某种汽车工厂（或帆船厂）的倾向。那就请读者来决定吧。尽管存在争议，我们仍希望你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能认可我们的精益教育理念。
1 功能性文盲是指具有阅读、书写或计算能力，却缺乏利用这些能力来处理某些日常生活事务的人。传统的文盲是指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或没有读书的人。由于现代社会新事物不断涌现，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接受这些事物，无法适应这个社会，就成为所说的功能性文盲。
2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他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3 元分析（meta-analysis)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利用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
4 T检验是统计学术语，差异性统计分析方法之一，英文为T-test。T检验是用T分布理论来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两个平均数的差异是否显著。
5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1912年，其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