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95年1月

桑德拉·菲洛进入彼得·霍布森的记忆，开始探寻他的经历。她知道了，这场恐怖最初源于1995年。那时候，彼得·霍布森还没有成为科学与迷信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令世界为之震惊。不，还没有，那时，他还只有二十六岁，是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将遇上震撼他一生的事件……

彼得·霍布森宿舍里的电话铃响了，“我们搞到一个‘吃饭家伙’，”电话里传来凯弗尔斯的声音，“你来不来？”

一个吃饭家伙，也就是一具尸体。彼得·霍布森尽量适应凯弗尔斯的冷漠。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哎——当然。”他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更有信心一点。“当然，”他说，“一定来。”

“马米科尼安亲自主刀。”凯弗尔斯说，“你可以操作心电图。做完之后，实习课时就差不多了。”

马米科尼安，在斯坦福大学受过器官移植训练的外科医生，六十来岁，操作手术刀的手法相当稳健。器官收割！上帝呀，是的，他很想参加。“什么时候？”

“两小时左右。”凯弗尔斯说，“那孩子正靠全面生命维持设备撑着哩，保鲜嘛。马米科尼安还在米西索加1，过一阵子才能赶回来，做好准备。”

孩子。他是这么说的。一个孩子的生命结束了。

“他出了什么事？”彼得问。

“摩托车事故——被一辆别克撞飞了。”

十几岁的男孩。彼得摇了摇头，“算我一个。”

“3号手术室。”凯弗尔斯说，“一小时后开始准备。”他挂断电话。彼得赶紧起床穿好衣服。

彼得知道自己本来不必去，但他又有点情不自禁。去手术室的途中他在急诊室待了一会儿，翻了翻放在旋转架上的铝制病历夹。急诊室里，医生正在给一个撞上橱窗玻璃的病人缝合伤口，另外还有个上臂被砍伤的人。翻着急诊病历，彼得·霍布森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在这儿——

恩佐·班德罗，十七岁。

摩托车事故，正如凯弗尔斯所说。

一个护士经过彼得·霍布森身边，从他肩后望了一眼。名牌上标明她叫萨利·科汉。她皱着眉头说：“可怜的孩子。我弟弟和他年纪一样大。”她顿了顿，“他父母正在医院的教堂里。”

彼得·霍布森点点头。

恩佐·班德罗，他想。十七岁。

为了尽力抢救这个男孩，医疗组已经给他用了多巴胺，适当进行了脱水治疗，希望减轻脑水肿。通常情况下，遇到严重的头部创伤都会这样处理。大剂量多巴胺对心肌有损害，但这时也顾不得了。根据急诊记录表描述，凌晨两点十四分，开始脱水治疗，然后又给他输了液。最后的记录表明他的血压仍然太高——这是多巴胺的作用——很快它就会降下来。彼得翻着病历，一份血清检验报告单表明：恩佐·班德罗无肝炎、无艾滋病，血液的化验结果很好。

最佳捐赠者，彼得心想。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他的器官可以挽救六七个人的生命。马米科尼安首先会摘除他的心脏，手术需要三十分钟；然后是肝，大约两个小时；紧接着，肾脏移植组会切除他的肾，又需要一个小时；那之后是眼角膜，再后来是骨头乃至其他组织。

可供下葬的已经不多了。

“心脏将运往萨德伯里。”萨利·科汉说，“他们说交叉配血完全吻合。”

彼得·霍布森将病历夹放回旋转架，朝一扇双开门走去，那里通往医院其他地方。去3号手术室有两条路，走哪条没什么区别。他选择了经过医院教堂的那条路。

他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的老家在萨斯喀彻温省，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加拿大新教徒家庭。彼得上一次去教堂是参加婚礼，而这一次是去参加葬礼。

他从走廊上可以看见班德罗夫妇，他们正坐在教堂中间的长凳上。母亲轻轻抽泣着，那位父亲一只手搂着她的肩。他是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穿着一件格子呢花衬衫，上面溅满水泥的污点。也许是个泥水匠。在多伦多，他那一辈的意大利裔许多都在从事建筑行业。他们是二战后来到这里的，不会说英语，为了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他们干着最艰苦的体力工作。

但是现在，这个人的孩子死了。

教堂并没有明确的教派特征，但这位父亲望着上方，似乎能看到墙壁上的十字架，看到耶稣挂在那儿。他在胸前画着十字。

彼得·霍布森知道，萨德伯里某个地方正在欢庆，因为一颗心脏将会送到一个生命得以挽救，那里充满欢乐。

但这里没有。

他沿着走廊继续走下去。

彼得·霍布森来到手术清洗室。透过一个大窗子可以看到里面的手术室。各外科小组已经就位，恩佐·班德罗的尸体已经准备好：躯干被剃干净了，上面擦过两层锈色碘酒，透明塑料膜覆盖在手术部位。

彼得想看看这位器官捐赠者的脸，其他人经过训练后已经有意不去关心这些事了。他能看见的不多，恩佐·班德罗的头被一张薄被单罩住了，只有口腔中的呼吸管露在外面。移植小组的人员故意不看捐赠者的身份，这样做起来会轻松一点，这是他们说的。彼得·霍布森也许是唯一知道他名字的人。

手术室外面有两个清洗池，彼得开始做例行的八分钟清洗。水槽上方有个计时器，记录清洗时间。

五分钟后，马米科尼安医生赶到了。他在第二个清洗池里洗手。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瘦长的下巴，不像个外科医生，更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超级英雄。

“你是？”马米科尼安一边清洗，一边问道。

“彼得·霍布森，先生。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马米科尼安笑了笑，“很高兴遇见你，彼得·霍布森。”他接着清洗，“抱歉不能跟你握手。”他轻轻笑了一声，“你今天的工作是做什么？”

“呃，根据我们的课程安排，要求参加四十个小时的医疗技术实践，凯弗尔斯教授安排我今天操作心电图。他是我的论文导师。”他停了一下，“当然，需要您批准，先生。”

“当然可以，”马米科尼安说，“仔细看，认真学。”

“我会的，先生。”

彼得洗手的清洗池上方的计时器嘀嗒作响，他不太习惯。手有点刺痛。他把滴水的手举到胸前，一个清洗护士拿着一条毛巾过来了。彼得接过毛巾，擦干手，护士又举着一套消过毒的绿色长袍，他套上了它。“几号手套？”她问。

“七号。”

她撕开一个包装袋，拿出一副乳胶手套，利索地给他戴上。

彼得走进手术室。上方有十几个人正透过观察室的窗玻璃观看。

手术室中间的手术台上放着恩佐·班德罗的躯体，身体上连着好几根管子：三根输液管，一根监测血压的动脉导管，一根置入心脏的监测液体水平的中心静脉细导管。一位年轻的亚洲女人坐在凳子上，观察监视器的数值：一个是二氧化碳监测仪，另一个是容积输液泵。她还负责监视安放在恩佐·班德罗头部上方的心电图示波器的情况，直到彼得接替她的工作。彼得走过去，调整了一下方位，正好对着监视器的显示屏。脉率正常，没有心肌受损的迹象。

他觉得有点不寒而栗，这个男孩已经法定死亡，却还有脉搏。

“我是华。”那个亚洲女人说，“第一次？”

彼得点点头，“以前有过小手术的经历，今天这阵势没见过。”

华戴着口罩，但是彼得·霍布森看到她眼角堆起了笑纹。“你会习惯的。”她说。

屋子另一边，恩佐·班德罗的胸部X片被嵌在一个照明板上，上面显示双肺无皱缩，胸部清晰，X片中央部位的心影正常。

马米科尼安走了进来，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他，他是这个小组的指导人。“大家早上好。”他说，“咱们开始工作好吗？”他走到手术台前，站在恩佐·班德罗的尸体旁边。

“血压有少许下降。”华说。

“请输晶体液。”马米科尼安说着，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读数，“再加点多巴胺进去。”

马米科尼安站在恩佐·班德罗的右侧，接近他的胸部位置，对面是那位清洗护士。这位护士旁边是一位拿着腹壁牵引器的外科助手。五个一升大小的容器整齐地排放在桌上，里面装着冰冷的乳酸林格氏液，手术需要时可以迅速倒进胸腔内。还有一名护士拿着六个红色血袋做好准备。彼得尽量站到手术台的头部位置附近，以免妨碍操作。

彼得·霍布森旁边是灌注师赛克，他戴着头巾，外面罩着一顶大大的绿色手术帽，正在查看一系列读数：远端温度、动脉开口、心脏泵活塞等。在他旁边，另一名技术员仔细观察着呼吸机黑色伸缩管的升降，确保恩佐·班德罗的呼吸维持在适当水平。

“我们开始吧。”马米科尼安说。

一名护士走上前来，把某种药物注入恩佐·班德罗体内。她朝一个用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麦克风说：“上午十点零二分时，给注‘麦罗克’。”

马米科尼安医生要了一把外科手术刀，从恩佐·班德罗的喉结下开始切割，一直到胸口中部。手术刀轻而易举地划破皮肤，深入肌肉层和脂肪层，刀尖直抵胸骨。

心电图轻轻抖动了一下，彼得瞟了一眼华那边的监视屏：血压也在上升。

“先生，”彼得说，“心率在上升。”

马米科尼安斜眼瞄了一下彼得·霍布森的示波器，“正常。”因为被打断，他的语气有点不耐烦。

马米科尼安把手里的手术刀还给护士，刀已经被血染红了，滑腻腻的。护士递给他一把胸骨锯。马米科尼安打开胸骨锯的开关，锯子嗡嗡作响，掩盖了示波器发出的哔哔声。锯子飞旋的刀片切开胸骨，胸腔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气味，两位技术员拿着胸腔扩张器，走上前来，把它安放在恩佐·班德罗的胸腔内，张开胸骨，直到可以看见心脏，它正以每秒一次的速度搏动。

马米科尼安抬头看了看：墙上有一个数字式缺血计数器，当他动手切除器官时计数器便开始跳动，计算有多长时间没有血液流回心脏。马米科尼安身旁有一只装满盐水的塑料碗，心脏切下后放到那里面清洗积血，然后转移到装满冰块的圆帽形容器里送往萨德伯里。

马米科尼安又要了一把手术刀，他弯下腰，开始切割心包。正当他的刀刃划进环包心脏的包膜时——

恩佐·班德罗，这位已经法定死亡的器官捐赠者的胸部出现了明显起伏。

他的呼吸机插管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喘息。

片刻之后，又是一声喘息。

“上帝——”彼得小声惊叫道。

马米科尼安有点烦了。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重重指着一名护士说，“增加‘麦罗克’用量！”

护士走上前来加了第二次药。

马米科尼安用嘲弄的语气说：“我们来看看究竟能否完成这件该死的事情，难道捐赠人还会溜掉不成，是吗，各位？”

彼得有点眩晕。马米科尼安取出了跳动的心脏。这就意味着不再需要心电图操作员了。彼得走上观察层，继续观看后面的器官收割。所有工作都结束了，恩佐·班德罗空空的皮囊经过缝合被送往停尸房之后，彼得从观察室走下来，回到手术间，看到华正在脱手套。

“那情况是怎么回事？”彼得问。

华重重呼出一口粗气，有点精疲力竭。“你指的是捐赠者的抽气声？”她耸了耸肩，“偶尔会发生那种事。”

“但是恩佐·班德罗——但是捐赠者已经死了。”

“当然。可我们仍然给他提供了全部生命维持，有时会有反应。”

“还有——跟‘麦罗克’有什么关系？‘麦罗克’是什么？”

华解开她的手术外套，“肌肉松弛剂。必须注射，不然的话，切开心包时，有时捐赠者的膝盖会向胸部顶起。”

彼得吃了一惊，“真的？”

“哦——嗯。”华把手术外套扔进一个大篮子，“只是肌肉反应。现在一般都要对尸体作麻醉处理。”

“麻醉已经死亡的器官捐赠者？”彼得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是的。”她说，“当然，黛安今天显然干得不太漂亮。”华停了一下，“每次捐赠人做那种动作时，我都有点心惊肉跳。不过，嗨，不过是一次移植手术罢了。”

彼得·霍布森口袋里装着一份他女朋友卡西·丘吉尔的日程表。他本人是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他女朋友还在攻读化学学士学位，已经是最后一年了。二十分钟后，她将上完今天最后一堂课——聚合物。他匆匆忙忙赶回校园，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等她。

下课了，卡西·丘吉尔走了出来，一路和她的朋友吉斯米叽叽呱呱地聊个不停。吉斯米先看到了彼得。“好了，”她拽了拽卡西·丘吉尔的袖子，笑嘻嘻地说，“看看那是谁，你的如意郎君。”

彼得朝吉斯米笑了笑，眼睛却盯着卡西。卡西·丘吉尔长着一张鹅蛋脸，一头长长的黑发垂在肩后，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与往常一样，她一见彼得就喜笑颜开。虽然早上有点不愉快，但彼得也笑了。总是这样，他们俩每次见面都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他们的朋友对此津津乐道。

“让你们这对鸳鸯单独待着吧。”吉斯米笑着说。彼得与卡西和她道别。然后，两人拥吻了一番。通过这种片刻的交流，彼得觉得自己又获得了新生。他们已经恋爱三年多了，但拥抱的感觉仍然美妙无比。

两人分开后，彼得问：“今天剩下的时间你有什么安排？”

“我想顺便去艺术系一趟，看能不能轮到一点烧瓷的时间，不过这事儿可以先等等。”卡西说，声音里透着顽皮。学校为节省开支，走廊上方原来的日光灯每隔一盏就取掉了一根灯管，但在彼得看来，卡西的笑容把整个走廊都照亮了。“你有什么打算吗？”卡西问。

“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图书馆。”

卡西又露出醉人的微笑。“咱俩都不是安静型。”卡西说，“哪怕躲到没人的角落——比如说加拿大文学区——去干那事，声音恐怕还是会惊动别人。”

他禁不住笑了，靠过去又给了她一个吻。“也许晚点再干。”他说，“不过我先要请你帮我做点研究。”

两人手牵着手朝前走去。

“什么研究？”

“有关死亡。”彼得说。

卡西吃惊地瞪大眼睛，“什么？”

“今天我做了一项实习科目，在取出捐赠者的心脏准备移植的手术中操作心电图。”

她眨了眨眼，“听上去挺有意思的。”

“是，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认为在取出捐赠者的器官之前，他并没有死。”

“噢，得了吧！”卡西说，甩开他的手，轻轻地在他胳膊上打了一下。

“我是说真的。实施手术时他的血压上升，心率也加快了。那是典型的生理紧张的信号，或是疼痛反应。他们还麻醉尸体。想想吧，麻醉一个已经算是死亡的人。”

“当真？”

“当然是真的。手术刀割进心包时，那个人还抽了一口气呢。”

“我的天哪。外科医生当时怎么做的？”

“给那具尸体注射更多的肌肉松弛剂，然后继续手术。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这种做法合情合理。当然，等手术做完，那个捐赠者也就真的死了。”

他们离开了拉希·米勒大楼，朝北向布卢尔大街走去。“你想找什么？”卡西问。

“想找一些资料，弄清在取出捐赠者的器官之前，他们如何判定一个人已经死亡。”

卡西来到彼得的单间阅览室坐下。他们在图书馆里已经找了一个小时。“我找到点东西。”她说。

他满怀希望地抬起头。她拖过一张椅子，把一本大部头书在膝头上放稳。“这是一本有关移植程序的书。有关移植的问题，它这样写道：他们从来不会切断连接病人身体的生命维持设备。如果撤除这些设备，体内的器官就会受损。因此，即使捐赠者已经被宣布死亡，他的心跳仍然不会停止，甚至能继续产生心电图。假定已经死亡的捐赠者其实还活着，同你我一样。”

彼得激动地点点头。这正是他希望找到的结论，“那么，他们如何判断一名捐赠者是否死亡？”

“一种方法就是向捐赠者的耳朵里喷射冰冷的水。”

“你开什么玩笑。”他表示难以置信。

“不是开玩笑。这里说，这么做一定会使人彻底丧失方向感，哪怕深度昏迷者也一样。这种方法经常导致自发呕吐。”

“这是唯一的检验方法？”

“不是。他们还擦拭病人的眼球表面，看他会不会试图闭眼。还有，他们会拔出——你把它叫什么？呼吸管？”

“气管内插管。”

“对。”她说，“他们会暂时把气管内插管拔出一会儿，看看身体对氧气的需要是否会使其再次自主呼吸。”

“脑电图又是怎么回事？”

“哦，这是一本英国人的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法律还没有规定判定是否死亡必须用心电图。”

“真是难以置信。”彼得说。

“但北美洲这里肯定要用心电图，对不对？”

“我想是吧，大多数地区的法律都有这种规定。”

“也就是说，在动手取出他的器官之前，今天你看到的这名捐赠者的心电图应该是一根直线。”

“是这样。”彼得说，“但我上心电图课时，教授说过：即使心电图完全是一根直线，大脑仍然可能有某些活动。”

卡西的脸色有点发白。“不过，”她说，“即使捐赠者仍然有点微弱的感觉……”

他摇摇头打断她，“我不敢说仅仅只有一点微弱的感觉。心脏在跳动，大脑在接收含氧的血液，信号显示还能感到疼痛。”

“即使是这样，”卡西道，“即使真是这样，但还有一点：大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反应，肯定已经严重受创。这时他已经是植物人了。”

“也许如此。”彼得说，“但从死尸上取出器官和从活着的人体上割下器官可是两回事，不管这个活人的脑损伤有多么严重。”

卡西打了个寒战，回去继续查找资料。她很快便又找到一份报告，主题是底特律市亨利·福特医院对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研究。有四分之一的病人诊断出已经没有心跳，但实际上通过插入血管中的导管发现他们仍然有血液流动。报告暗示，病人也许过早地被宣布死亡了。

同时，彼得·霍布森从1986年的《伦敦时报》上也找到几篇相关文章。心脏病专家戴维·温赖特·埃文斯以及另外三名资深医生拒绝做移植手术，因为他们认为界定捐赠者确切死亡时间的方式不够准确。他们给英国医学院联合委员会寄去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报告，表明他们对此事的关注。

彼得把这些文章拿给卡西看。“但是联合委员会认为他们的观点没有依据，不予理睬。”她说。

彼得摇摇头。“我不认为这观点没有依据。”他看着她的眼睛，“明天，恩佐·班德罗的讣告上会说，他在摩托车事故中因头部受伤而亡。其实不是这样。我亲眼看到恩佐·班德罗是怎么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因心脏被掏出胸腔而死。”

1 加拿大东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