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683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对独孤皇后也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外在越是乖巧，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生前就已经产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十九岁，武媚二十三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让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得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二十七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中国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陵，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中国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份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的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反应应该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由着她这么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给丈夫一个惊喜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地惊讶来得可信。

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于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伏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的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帖。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于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像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628年）到永徽三年（652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没，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二十五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652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地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注释

[1]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宋敏求《长安志》：“（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二十七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