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医眼科学发展史简况

中医眼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积淀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眼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是历代医家尤其是眼科医家的智慧结晶，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及整个中医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发展进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南北朝以前）

在我国南北朝以前，尚没有系统的眼科学专著，但随着人们对眼及眼病认识的深入，眼科的构建已初见端倪，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早期非医学史料已有散在的眼及眼病的记述

最早记载眼及眼病的文字资料可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3世纪的殷朝武丁时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载有“贞王弗疾目”“大目不丧明”等，可见当时已将“眼”这一视觉器官称之为“目”，眼发生病变称之为“疾目”，眼病造成的视力丧失称之为“丧明”。

西周时代对眼病的认识已有了进步。如《诗经·灵台》载有“矇瞍奏公”，据《毛传》注释：“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即已根据眼球中的瞳孔完好与否将视力丧失区分为两类。

春秋战国以后，有关眼及眼病的记录日益增多。如《韩非子·解老》对“盲”下的定义是：“目不能决黑白之色谓之盲。”《荀子·非相》谓：“尧舜参眸子。”《史记·项羽本纪》亦有“项羽亦重瞳子”之说，这是世界上对瞳孔异常最早的描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目不别五色之章为眛”之句，这是世界上有关色盲的最早概念。《山海经》记有“眴目”“眯”“瞢”等眼的病症名，以及7种治疗眼病的药物，如“西山经”谓：“植楮……食之不眯。”《墨子·贵义》有“今有药于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的记述，显示当时已有作用于眼的内服药。《淮南子》中记载用梣木（秦皮）治疗眼病，还载有“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表明当时已有治疗眼病的灼烙术。《晋书》亦载有手术治疗眼病的方法，谓：“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庄子·外物》载有“眦揻可休老”，提出了按摩眼眦周围对眼有保健防衰之功。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扁鹊已成为最早的五官科医生，正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称：“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

（二）秦汉医学著作为建立中医眼科学做了先期准备

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集先秦医学之大成，奠定了临床各科的发展基础，眼科的许多基本理论亦源于此。该书首次使用了眼的一些主要解剖名词，初步探讨了眼的生理功能及部分眼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涉及眼部疾病计40余种，并提出了眼病的针刺之法。这一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书，书中载有可用于防治眼病的药物达80余味。东汉末年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该书有关眼症与全身脉证合参辨证论治疾病的原则，为后世眼科的整体辨治起到了示范效应。如书中对“狐惑病”根据全身辨证提出的治法，至今对中医治疗白塞综合征仍具有一定价值。

西晋王叔和著的《脉经》一书，已提及眼病的鉴别诊断，同时有专节论述眼病脉象。同一时期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先秦两汉的针灸学成就，其中有30余穴在主治中提到了眼病，以头面部穴位居多。此外，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和南朝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等，亦分别载有医治眼病的针灸穴位与方药。

二、奠基时期（隋代—唐代）

隋唐时期，中医眼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其发展的重要标志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医学分科教育为中医眼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唐初武德年间，设置了负责医疗保健和管辖医学教育的太医署，太医署设九科，眼病、耳病与口齿病一并从原所依附的内、外科分出，组成耳目口齿科，这是中医眼科朝着专科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

（二）眼科专著问世为中医眼科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隋书·经籍志》载有《陶氏疗目方》和甘浚之的《疗耳目方》，可谓我国最早的眼科方书，惜已散佚。《外台秘要》转载的《天竺经论眼》，《通志·艺文略》记载的《龙树眼论》和《刘皓眼论准的歌》，均为我国早期的眼科专书。其中《龙树眼论》目前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眼科专著；《刘皓眼论准的歌》则是在《龙树眼论》的影响下著成，眼科著名的五轮学说、内外障学说均源自该书，对后世中医眼科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三）重要医籍中的眼科论述为中医眼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重要医籍对眼病的认识与研究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如隋代巢元方等人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有“目病诸候”一卷，载有眼病38候，加上与全身病相关的眼症，共计收入眼病50余种，为后世眼科病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其中一些病症在眼科学上是最早提及，如在“雀目候”中谓：“人有昼而睛明，至瞑（黄昏）则不见物。”这种入暮则视物不清的夜盲症描述，在欧洲则晚至17世纪才有记载。唐初孙思邈撰集《备急千金要方》，书中载有眼病十九因，为后世眼科病因病机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该书介绍了眼病内治及外用处方80余个，内服方中有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的方法，在世界医学史上居领先地位。书中载有点、熏、洗、渍、熨、敷等外治法，并首次提到眼赤白膜的割除手术，还列有较系统的眼科针灸资料，如卷六载有28种眼病及卷三十载有34种眼病证候的针灸处方。晚唐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卷第二十一有专篇论述眼科，其认为眼产生辨色视物之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即眼的组织结构须正常；二是“外托三光”，即须有光线照明；三是“内因神识”，即须大脑的整合。这种见解与现代眼科的认识十分相似。在眼病鉴别诊断方面也有较大提高，如强调绿翳青盲（类似于西医学的青光眼）须与脑流青盲（类似于西医学的白内障）相鉴别。书中将150余首眼科方剂按19类眼病进行了分类，并提出晶珠变混的内障眼病治疗“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关于针拨白内障的最早记载。

此外，唐朝已能配制义眼。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吴越备史》亦载：唐立武选，周宝参选时“为铁钩摘一目”，用“木睛以代之”，并称此木睛“视之如真睛”。可见我国为世界上配制义眼最早的国家，并且已达到一定水准。

三、独立发展时期（宋代—元代）

宋元时期，中医眼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均已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内外环境，其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设立眼科，为专科建设打开了发展空间

北宋元丰年间，太医局将眼科从耳目口齿科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将《龙树眼论》列为专科教材之一，并有专习眼科的学生。从此，中医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发展起来。

（二）眼科基本理论的创立，为中医眼科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内在依据

宋代以来，眼科领域出现五轮、八廓、内外障七十二症学说，反映了中医眼科独特理论的形成，成为眼科这门独立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理论框架。五轮学说起源于《内经》，完善于宋代。北宋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对五轮的配位做了改动，强调“五轮应于五脏”，将五轮与五脏紧密地联系起来。南宋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对五轮的脏腑配属及定位更加明确，推进了五轮学说的临床应用。南宋开始出现八廓学说，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首次提出“八廓”一词，但无具体内容，其后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论述了八廓的具体名称及其与脏腑的关系。元朝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调整了五轮配位法，以绘图的方式，将八廓分属于眼部外表的八个部位，配上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象名词。元末托名孙思邈著的《银海精微》又为八廓加上了八卦名称，至此，八廓学说有了较为完善的内容。与此同时，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提出了内外障七十二症学说，并有相应的治法与方药，初具眼科辨证论治体系。

（三）眼科治疗方法及药物不断丰富，深化了中医眼科的内涵建设

北宋之初的《太平圣惠方》收载治疗眼病的方剂500余首，并详细介绍了金针拨内障及胬肉割烙术。其后的《圣济总录》载有眼科方700余首，介绍了眼科的钩、割、针、劆等手术方法，以及熨、烙、淋洗、包扎等外治法。著名的眼科专书《银海精微》除介绍五轮八廓的基本理论外，重点讲述了81种眼病的证因脉治，并附有简明插图。该书还载有治疗眼病药物的药性及外用药的制法，可谓一应俱全。在这一时期，许叔微的《本事方》、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及《宣明论方》、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的《兰室秘藏》及《脾胃论》等书中皆有不少关于眼科的论述，丰富了眼科理论及治疗手段，推进了眼科学术向前发展。

此外，宋朝已开始使用眼镜。如南宋的《洞天清录》中载有“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正字通》注释：叆叇即眼镜。此处当为用眼镜矫正老视。

四、兴盛时期（明代—清代鸦片战争之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论是眼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眼科理论与临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均大大超过以往各代。其兴盛之势可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中医眼科专著大量涌现，营造了浓厚的眼科学术氛围

元末明初倪维德著《原机启微》，该书总结前人之经验，结合自身临床体会，深入地阐析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倡导药物与手术并用，内治与外治同施，遣方用药强调君臣佐使，是一部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均有很高价值的眼科专著。明末傅仁宇纂辑的《审视瑶函》，转录前人论述，结合本人经验著成，兼收并蓄，持论公允，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系统阐述了眼科学基础理论，眼病病因病机，内治法中重视眼科方剂的方义、方解，并重视眼科外治法及眼病预防，对眼科临床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为中医眼科必读之书。清代黄庭镜编著的《目经大成》，发挥和充实了五轮、八廓学说；继承和整理了针拨术，总结出著名的针拨八法；强调端正医疗作风，提倡详细记录病历；勇于实践，敢于革新，修订病名，如将多年沿袭的“黄膜上冲”修正为“黄液上冲”，使之符合临床实际。该书在中医眼科学术体系中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清代顾锡著《银海指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要点；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眼与全身病的关系，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循经用药可谓独树一帜。此外，袁学渊的《秘传眼科全书》、邓苑的《一草亭目科全书》、马云从的《眼科阐微》、王子固的《眼科百问》、颜筱园的《眼科约编》、张子襄的《眼科要旨》，以及撰人不详的《异授眼科》及《眼科奇书》，对后世眼科均产生积极影响。

（二）著名医家充实了中医眼科理论与临床，提高了眼科整体水平

明代王肯堂所辑的《证治准绳》，有眼病专篇，收载眼部病症170余种，凡肉眼所能见到的症状，几乎描绘无遗，书中的病症名称多为后世眼科所采用；并首次提出了瞳神含有神水、神膏，使瞳神更具解剖学特征。明代朝鲜人金礼蒙等汇集的《医方类聚》，保存了较完整的《龙树眼论》原文，收录了26部医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以及59种文献中的眼科方剂，计1300余首，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而且内服外用俱全，膏丹丸散均有，食疗药膳齐备。明代杨继洲的著作《针灸大成》，叙述了106个穴位治疗眼病的功效，记载了63种眼病的针灸处方90余首，是眼科针灸较为系统的总结。清初张璐编著的《张氏医通》，详述了金针拨障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以及拨针的制造与消毒等。书中提及“过梁针”使用、术中常见的出血情况及处理措施，足见其较高的手术水平。此外，如朱等编汇的《普济方》、徐春甫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张介宾著的《景岳全书》、吴谦等编纂的《医宗金鉴》等，均有眼科专病专方专药的记载，推动了眼科理论与临床不断向纵深发展。

五、衰落与复兴时期（清代鸦片战争以后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医眼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医眼科发展停滞衰落

清代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扼杀与摧残，使中医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医眼科学亦受到相应影响。此期间在眼科医家的不懈努力下，编印了极为有限的眼科专著，如黄岩的《秘传眼科纂要》、陈国笃的《眼科六要》、刘耀先的《眼科金镜》、康维恂的《眼科菁华录》、王锡鑫的《眼科切要》等。此外，在西医眼科传入的影响下，出现了具有中西医眼科结合倾向的专著，如徐庶遥的《中国眼科学》、陈滋的《中西医眼科汇通》，其学术思想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眼科蓬勃发展

195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开设了研究中医眼科的科室；1956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眼科教师与医师；1959年后，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眼科医生加入到中医眼科队伍中，壮大了中医眼科的力量；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全国统编的《中医眼科学》教材；1978年后，全国中医药院校先后招收了中医眼科研究生，培养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代新人；1980年后，各省市陆续成立了中医眼科学会、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为中医眼科及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发展搭建了平台；1987年后，湖南、成都、广州等中医院校开设了中医五官科专业，培养专门眼科人才；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创办了《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和《中医眼耳鼻咽喉杂志》，促进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的研讨、争鸣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眼科专著。有名老中医的经验总结，如路际平著的《眼科临症笔记》、陆南山著的《眼科临证录》、姚和清著的《眼科证治经验》、陈达夫著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庞赞襄著的《中医眼科临床实践》、张望之著的《眼科探骊》、黄叔仁著的《眼病的辨证论治》、陆绵绵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以及韦玉英编写的《韦文贵眼科经验选》、马德祥编写的《陈溪南眼科经验》、周奉建编写的《张皆春眼科证治》、彭清华主编的《全国中医眼科名家学术经验集》和《中医眼科名家十讲》。有文献方面的整理，如杨维周编著的《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篇》、曹建辉编著的《眼科外用中药与临床》等。有专业参考书，如唐由之等主编的《中医眼科全书》、李传课主编的《新编中医眼科学》和《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眼科学》、曾庆华等主编的《眼科针灸治疗学》、彭清华主编的《中西医结合眼底病学》、王明芳等主编的《中国传统临床医学丛书·中医眼科学》、李志英著的《中医眼科疾病图谱》等。众多眼科论著的出版发行，对继承和弘扬中医眼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现代仪器设备如裂隙灯显微镜、检眼镜、眼压计、视野计、眼底照相机、眼底血管造影检查仪、眼超声检查仪、眼电生理检查仪、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眼科计算机图像检测分析仪以及眼用激光机等，在中医眼科临床中广泛应用，提高了诊疗水平。既往中医眼科疾病多以肉眼观察到的形态来命名，而其中眼底病由于古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微观检视眼底变化，常以患者的自觉症状为命名依据，这种自觉症状可以是多种眼底病的共同表现，也可以是一种眼底病的不同阶段，难以明确疾病的本质和部位，给诊疗带来了困难。当代中医眼科利用检查设备就能观察眼底的病理变化，为诊治这类疾病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湖南的眼科学者就提出应规范中医眼科病名并对暴盲病名进行分化，1993年欧阳锜主编的《临床必读》和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眼科学》根据眼底的不同表现创立了部分眼底病新的病名，推动了中医眼科学向前发展。

为了加强中医医疗技术标准规范化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3年开始编制部分中医病证诊疗标准，在部分省市试行；经过10余年实践和多次审定，于1994年6月发布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其中眼科46个病证规定了病证名、诊断依据、证候分类、疗效评定标准。1997年10月1日，由朱文锋教授为主编制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实施，其中包括中医眼科标准病名91个，新增了目倦、酸碱伤目等多个病名。2007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了18个眼科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及7个眼科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2010年至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24个专业304个病种的中医诊疗方案及临床路径，其中包括20个眼科病种，2017年修订其中2个，2018年又新增4个，201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修订其中6个，并新增了3个，现共有27个眼科病种拥有中医诊疗指南及临床路径，有力地促进了中医眼科标准规范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学结合自身特点，落实“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发展理念，在手术、针灸、药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如中医眼科学家、国医大师唐由之教授继承和发扬“金针拨障术”，曾震惊海内外，对我国眼科事业的传承与创新作出巨大贡献。一些眼科疑难病症进入了现代科研领域，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已研制出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的专治眼科疾病的多种中药新药。在广大中医眼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眼科事业蒸蒸日上，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