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男保姆”教会我：不守规矩是真的会被警察带走

这位“男保姆”的名字叫亮亮，还在上中学。他是我们学校附近小区的住户周奶奶家的小孙子。我父母工作忙碌，就花钱请这位周奶奶每天负责接我放学。这种代替孩子父母接送孩子的模式，有点像时下流行的“小饭桌”。

每天放学后，周奶奶会带我回她家吃晚饭，然后盯着我把作业写完。有时候，她还会帮我爸妈去给我开家长会，把老师说的话一一记录下来，转达给我忙碌的双亲。

在我印象里，周奶奶家总是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儿，家中住着她、她罹患帕金森病的老伴儿周爷爷和亮亮哥。周爷爷记性不好，但他每天一定记得给他那一阳台的小鸟喂食儿。阳台上高高低低挂着十几只鸟笼，鸟笼里有文鸟、麻雀、画眉，还有能学说话的鹩哥。小鸟们叽叽喳喳，浅吟低唱。这些可爱的禽类让周奶奶家的阳台听起来很像燕山的郊外。亮亮哥一放学回家，就会被周爷爷指使去给小鸟切菜叶子，给食盒换上清水。

亮亮哥当时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白白净净的。但他从来不好好背书包，裤脚总是挽起来，露着一截瘦瘦的脚踝，鞋带永远都是散的。亮亮哥的右手臂上还有文身贴。这个文身贴让周奶奶哭着骂了他一整晚，但亮亮哥似乎并不在意。老人管不了他。管得了他的他老爸长年在外地工作。至于他妈妈，据说早就离婚去跟别人过日子了。瞧，亮亮哥和我的情况多相似！我们的爸妈都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小时候都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那些忙于事业的中年人，只好把“爱情的结晶”委托给老年人。

亮亮哥在我们小学隔壁的中学念书。这所中学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们学校是重点小学，他们学校却是区里的普通中学，学生们的成绩普遍不好。我们学校的老师总是在做早操时，拿着大喇叭对我们喊话：“不好好学习，就要去隔壁念中学了！”

亮亮哥从没像我一样，成天梦想着去当航天员，坐着飞船离开太阳系。他的职业理想尚且局限在地球上。他要做厨师。我和亮亮哥那时对厨师的理解仅仅来自新东方烹饪学校的电视广告，里面塑造的厨师形象，看起来又能拿高薪又体面。然而，等亮亮哥带我去他舅舅开的小饭馆后厨参观时，他才发现现实的模样和广告里完全不同。不过，他似乎并不在乎厨房里血呼啦差的肉和骨头，以及下水道的油污。我看到他兴奋地颠勺做蛋炒饭的样子，突然觉得未必只有“科学家”或“航天员”才是足够令人敬重的职业，如果将来长大能成为一个厨师，那也非常棒。

亮亮哥的舅舅告诉他，每一个厨师都要有一套自己的刀具。他舅舅向他展示了一下他买来的德国进口刀具。锋利的刀刃和泛着银光的刀身让亮亮哥一见倾心。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赚钱买齐这么一套刀具。而亮亮哥赚钱的方式，就是给我当“男保姆”。

我星期一和星期三要去上古筝课，星期五则要去行为治疗中心。周奶奶腿脚不便，这3天都是亮亮哥接送我。他拉着我的手，从呼家楼走到东大桥，再坐公交车到海淀黄庄，每个月我妈给他100元钱作为酬劳；我拉着他的手，走在大街上，春风得意地用眼神向每一个路人炫耀：看，这小帅哥是我“男朋友”，我妈花钱给我雇的！

拿了我妈妈的钱，亮亮哥自然对我很好。我走不动了他会背我，我忘带古筝指甲了，他会跑回家帮我拿。有时候，他还偷偷带我吃麦当劳的甜筒。我在行为治疗中心挑小棍儿的时候，亮亮哥就去隔壁商场里打电动。如果碰上他兜里没钱了，他也会和我坐在一起，陪我挑小棍儿。坐我对面的双胞胎姐妹也天天眨着一双星星眼，盼着帅气的亮亮哥的到来。

其实这样的生活也算美好。虽然我被周围的成年人当成了问题儿童，但起码有亮亮哥和麦当劳甜筒陪着我。

然而，一场变故让亮亮哥离开了我的童年。

大概在我重返行为治疗中心的第三个月，“博士们”又一次涨价了。我父母认为我已经受够了在记者面前多嘴多舌的惩罚，再次选择让我“放弃治疗”。恰逢我们小学鼓励学生学数学，我周一和周三的古筝课就被替换成了数学课。亮亮哥不再负责接送我。他的夜晚变得十分空闲。这种空闲，对于十几岁的叛逆少年来说，是很致命的。

有一天放学，我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周奶奶。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保安亭的屋檐下，看见我妈妈穿着雨披，急匆匆地骑着车来接我。上了车，她告诉我：周奶奶去派出所了，亮亮哥因为打群架被片儿警抓了。

其实那场群架和亮亮哥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他放学路上看到自己的好哥们儿被人揍了，于是前去“帮忙”，顺带亮出了那套他刚攒钱买的德国厨师刀具。虽然这场意外还多停留在口头争端，未有肢体上的实质伤害，亮亮哥也只被片儿警批评教育了一番，但因为这件事，向来淘气逃学、“劣迹斑斑”的亮亮哥，被学校开除了。

亮亮哥在外地上班的爸爸觉得周奶奶年纪大，管不住孙子，不顾老人的恳求和阻拦，直接坐着火车回北京，把亮亮哥接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在我看来，我所患有的“多动症”根本不是一种疾病。这其实是童年的我表现出的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不过亮亮哥离开后，我每天都会端正地戴好红领巾，在胸口别上校徽，上课举手发言并争取正确地回答问题。我的老师都对我的变化感到惊讶，她们还悄悄问过我妈：“你到底把你女儿送到哪家行为治疗中心了？”

有时，我坐在教室的窗边，会偷偷听一听窗外的鸟叫。那些叽叽喳喳和浅吟低唱，让我不断想起那个不好好穿校服的亮亮哥哥。他成了我枯燥的行为治疗童年教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至少因为他，我了解到厨师是个很值得尊敬和向往的职业；也因为他，我知道打架是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他可以说是我最早期的道德教育启蒙者了。

亮亮哥离开后，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搬新家了。我上了4年级，年龄大到可以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了。我父母结束了和周奶奶的“小饭桌”协议。于是，我就连接我放学的周奶奶也见不到了。

周奶奶曾到我学校门口找过我几次。一等我放学，她就把从京客隆买的一塑料袋散装糖果塞到我书包里，摸摸我的脸说：“闺女又瘦了。多吃点儿！”

她可能是很想我，也很想亮亮哥吧。

等我上了小学5年级，我听说周奶奶的老伴儿去世了。小区里正在拍卖周爷爷养的鸟。又过了两个月，我妈妈告诉我，周奶奶去外地投奔她儿子了。从那之后，我和这一家人彻底失联了。直到我上高中时，有一次和同学去团结湖的那家金鼎轩吃饭，开放式厨房里有个颠勺的年轻厨师，看起来很像亮亮哥。我没敢上前问他。后来又去吃饭时，也没能再见到他。但那家金鼎轩倒是成了我最喜欢的餐厅之一。

纵使我很怀念和亮亮哥一起去行为治疗中心的日子，但忙碌的童年让我无暇感伤亮亮哥一家人的提前退场。升上4年级后，我几乎被妈妈给我报的各类数学、语文、英语补习班压得喘不上气。小升初迫在眉睫，我又十分“不幸地”赶上了北京市最早的几批电脑划片试点。家长们瞬间乱了阵脚。在一片混乱与焦躁中，一个接一个的“荒诞”补习班出现在我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