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0年人类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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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开眼界

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处河谷的神庙里,竖立着一尊小巧的人形立像,他的双手在胸前交握,双眼睁得大大的,须发浓密,肩膀宽阔,胡子编成辫状,自带庄重严肃的气质。他的身旁还竖立着其他雕像,同样都是双眼圆睁,呈现一副悲悯哀怨的姿态。这座神庙位于埃什努纳(Eshnunna,今天的伊拉克阿斯马尔地区),当地朝拜者摆放这些人像,以代替自己向城市守护神“阿布”(Abu)祝祷祈愿。

泥塑人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已发现的最早的女性人像是在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烧制的。早在公元前7000年,地中海地区东部的塞浦路斯岛和黎凡特(Levant)地区就出现了形式粗糙的陶土人像。但这些早期人像似乎并未意识到周遭的世界——他们往往紧闭双眼,对一切视而不见。而埃什努纳的朝拜人像却睁大炯炯有神的双眼,焕发出一种全新的自信与自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

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跃进:公元前3500年前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上出现了人类最初的城邦。这里的居民被称为苏美尔人,这片土地则被称为苏美尔。在这些早期城市中,乌鲁克(今天的伊拉克瓦尔卡地区)逐渐发展为两河流域规模最大的聚居地,可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乌鲁克四周环绕着物产丰饶的农产区,人口不断增加,在此后数百年间,居民数量达到数万之众。城市中心有两座泥砖建造的神庙,分别供奉着女神“伊娜娜”(Inana)和男神“安”(An)。官吏们也居住在泥砖建造的宫殿与房屋里。农产品堆积如山,充盈的仓廪沿着商路向东西延伸,越来越多。苏美尔人发明了最早的书写系统,起初是为了贸易中的计数与记录,后来更多用于记录普天之下的大事小情。苏美尔人还用“楔形文字”将自己的语言刻录在泥板上。不久后,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诞生了,这是一部关于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传奇故事,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有好几个泥刻版本流传于世。

这些泥砖建造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它们沿着商路串联成线,洋溢着都市的活力。文字给人们带来了信心,让他们记录自己的话语,也尽情地发挥着文学想象,他们对人生和历史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新的处世哲学。市民们遵纪守法,乐于合作,行为规范,对陌生人也有一套待客之道,当然也享受着日益增长的财富。古老的恐惧与欲望逐渐被一种更为复杂的处世态度取代,越发凸显人类心智的作用。文字让人们记住过去、想象未来,甚至可以召唤超自然的神秘灵域。通过图像与文字,人类意识中的世界忽然变大了许多。

▲ 男性朝拜者立像,埃什努纳,约公元前2900——前2550年,石膏、贝壳、黑色石灰岩和沥青,高29.5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种意识也生动地体现为一只大大睁开的眼睛的形象。作为一种符号,它首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还要再往前推1000多年。那些不过巴掌大小的泥板上雕刻着没有四肢的人类躯干,头顶是两只睁大的空洞的眼睛。

这些所谓“眼形偶像”有的带有装饰性线条,有的附带一个较小的人像,可能代表着孩子。与埃什努纳朝拜者一样,这些人形塑像也被放置在神庙里。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的布拉克(Tell Brak)地区的神庙里就曾发现大量人像,他们满心虔诚,眼神哀怨,向城市守护神祈祷身体康复、母子平安、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15]

随着城市与地区间贸易的发展,这个世界似乎确实变得越来越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盛产粮食,但缺乏木材、铜等原材料,还有一种被称为“青金石”(lapis lazuli)的蓝色石头。它色彩鲜艳,质地坚硬,也只产于东部山区,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这些原材料贸易意外造就了美索不达米亚极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人们在巴掌大小的圆柱形石块上雕刻花纹,然后用它碾轧黏土,留下各种图案。商人与官吏用这个方法来为罐子里的货物盖章,以确保物品安全并标明所有权。[16]与我们今天的做法不同,印章图案显示的并不是存储的货物,而是栩栩如生的人物与动物场景,通常是某种仪式性的搏斗场面。许多商人都采用的一种热门图案,是一个裸体的男性或者女性英雄,双手一左一右分别钳制住两只野兽。这个“百兽之主”的场景象征着自然界的力量平衡,而人类则掌握着生死予夺的权力。

▲ 眼形偶像,布拉克,约公元前3700——前3500年,雪花石膏,高7.6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羊形握柄的圆柱印章,乌鲁克,约公元前3000年。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其他圆柱形石块刻画着农耕生活的场景。在苏美尔时代早期的一枚印章上,一群牛正接连不断地前往水源地,也可能是前往市场,牛群下方还有一排用芦苇和泥巴搭建的小屋,应该是用来存放储物罐的;雕刻工艺极为精细,甚至可以看到小牛从屋子间的夹缝处钻出来,去水槽喝水;小屋上竖着高杆,也可能是旗杆,杆上悬着圆圈,或许是为了表明屋主的身份地位,类似于商店的招牌。这枚印章出奇的大,安置在一个锭子上,印章顶端是一头银质的、跪伏着的公羊,便于商人抓握。想必只有鸿商巨贾才能用得起如此精雕细刻的、沉甸甸的印章。[17]

这些圆柱形印章上的动物大多是牛,这也是形象艺术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可以追溯至最古老的绘画与雕像。神话中的灵兽也有一席之地。苏美尔人曾想象出一种四条腿的动物,脖子像蛇一样细长,被称为“蛇豹”,也就是蛇和豹的组合,兼具力量与狡黠的品质。

最为可怖的动物形象之一来自埃兰(Elam)王国,它位于今天伊朗的西南山区与平原上。一头狮子扭转着威严的头颅,两只前爪紧紧抓握在一起,筋骨强壮,肌肉紧绷,仿佛积聚着一股蓄势待发的磅礴力量。这只狮子被雕刻在一块白色的菱镁矿石上,当时用贵金属制作了后腿,还通过雕像后方的小孔安装了尾巴和鬃毛,可惜这些都已经遗失了。狮子的眼睛大概是用打磨好的贝壳做的,光彩闪耀,显得不怒自威。这位工匠对狮子的解剖结构,比如腿部、脊背和肩部的肌肉张力,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懂得如何在微缩形象的同时,充分保留这位神猫的尊贵与庄严[18]。它可能是一只山妖,也可能代表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神伊什塔(Ishtar)。这些初期城市的阴暗面由此可见一斑——人们对敌对王国既熟悉又害怕,他们既要保护好商队的通路,又要守护城中的宫殿、庙宇和堡垒,捍卫自己的财富。

▲ 站立的雌狮,菱镁石或结晶石灰石,高8.8厘米。私人收藏

乌尔城(Ur)在乌鲁克以南50英里(约80千米),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是苏美尔王朝第二大要塞城市。苏美尔人在这里通过区域贸易积累下大量的财富,时至今日仍令人惊叹。他们的富庶豪奢并未展现在建造宏伟的神庙或宫殿上,而是被深锁于皇陵之中[19]

约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按照这里的风俗,统治者和官吏死后进行土葬,随葬物品有精雕细琢的宝物,如黄金、白银、青金石、铜和红玉髓等。这些宝藏规模可观,色泽鲜艳,工艺精湛,是前所未见的。

在一处墓穴中有一对七弦竖琴(竖琴的一种),还有铙和叉铃(一种通过摇动来发声的乐器),想必是为了墓主在死后也能消遣娱乐。七弦竖琴的共鸣腔上绘制着一个牛头,牛头的眼窝里镶嵌着色泽鲜艳的贝壳,瞳仁则是用青金石做成的;飘摇的须毛和牛角顶端也是用这种珍贵的蓝色材料制成的。牛头下方有四幅奇异的人首图景,在第一幅中,一名蓄着胡须、赤身裸体的英雄人物搂抱着两只人首牛身的怪物,从他们快活的神情来看,似乎不像是“百兽之主”在激烈搏斗,倒像是在化装宴会上胡闹取乐,下面一幅图中的动物用后腿站立起身,正在为宴会准备食物——一只狗用托架端着一盘肉,后面的狮子拎着一大壶酒。再下一幅图中,乐师也是动物,也可能是人打扮成动物的形象:一头驴子在弹拨硕大的七弦竖琴,琴身上装饰着一头牛的雕像,身旁的熊正扶着七弦竖琴,它的腿边靠着另一只形似狐狸的动物——正摇动叉铃,照着泥板上的乐谱唱歌。在最下面一幅图中,伴随着七弦竖琴、叉铃与歌唱的旋律,一个形如蝎子的男人一边翩翩起舞,一边品尝羚羊侍从递上的美酒。

七弦竖琴上展现的这场欢宴像是嘉年华狂欢大游行,可在乌尔皇陵中真实发生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架七弦竖琴放在三具女性死者的尸体旁边,她们可能是乐师,与其他侍从和护卫同属于一个人数可观的随从团队。这些人很可能是被活活封死在墓穴中的,也可能是被拖到这里用木棍击杀后投入墓穴的。他们能得到的承诺就是来生也将一直为主人演奏、侍奉和守卫,永无翻身之日。他们的往生之旅将朝着旭日的方向,飞跃东方的群山,抵达一处人兽平等、万物和谐的福地,也就是苏美尔人认为身死之后灵魂的归宿。根据《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记载,当盟友恩奇都(Enkidu)死后,吉尔伽美什曾经发出哀叹:“亡人何时得见日光?”可惜,在奔赴来生的途中,照耀他们的只能是黄金与红玉髓发出的微光了。

▶ 乌尔皇陵中“大竖琴”的镶嵌装饰,贝壳和沥青,31.5厘米×11厘米。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这成堆的金银财宝,还有周遭拔地而起的庙宇与城池,都诉说着人类新文明时期最残暴的一面(远不止于活埋)——战争。在公元前3000年,随着城池变成堡垒,抗争与统治、边界与防御也变得司空见惯。公元前2300年前后,在底格里斯河岸边的都城阿卡得(Agade,确切地址至今未知),一个国家开始顽强崛起,最终成为古代世界第一个伟大的帝国。阿卡得人征服了这一带的山地与平原,也终结了最初一批苏美尔城邦。在历代首领中,最强大的一位是纳拉姆·辛(NaramSin),他的祖父亲手建立了名为“萨尔贡的阿卡得”(Sargon of Akkad)的王国,纳拉姆·辛更是威震天下、无人能敌。根据《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以各种形式保存在泥板上的一段长篇铭文)的记载,纳拉姆·辛的统治时期可以推算为公元前2254——前2218年。

讨伐者将勃勃雄心倾注于他们炫耀胜利的雕像中。他们用铜合金浇铸出统治者的半身像,摆放在被征服的城市里,让它们接受如对神祇般的膜拜。栩栩如生的浮雕讲述着各大战役——至少是那些获胜的战役——的故事,工艺精巧的圆柱体印章上雕刻着最古老的风景画:那都是他们征伐统治过的土地,当然还绘制成了壁画,可惜绝大多数阿卡得艺术品都未能留存下来。一枚印章上所刻的场景是人类与狮子在山间捕猎山羊,空中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圆盘,也就是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一座山的轮廓陡峭,另一座山则形似金字塔,还布满了图案,象征着东方圣山扎格罗斯山(Zagros)。作品算不上惟妙惟肖——山羊看似在空中飞,景象刻画也不过几根线条而已——却体现出对于自然界的全新感悟,即自然环境中万物生灵的和谐统一。[20]

▲ 用圆柱印章制作的现代印画,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闪长岩,高3.6厘米。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还有一块高高直立的石柱(也叫作石碑),上面刻着纳拉姆·辛的形象,看起来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他手持弯弓、利斧和投枪,头戴有角的头盔以彰显其神武高贵的地位。这块石碑以石灰岩雕刻而成,矗立在被攻陷的西帕尔城(Sippar)中,被纳拉姆·辛践踏在脚下的是敌人的尸骸,那些卢卢比人(Lullubi)原本生活在扎格罗斯山区,阿卡得大军上山讨伐时,卢卢比人溃不成军,纷纷滚落山崖。在这个画面中,纳拉姆·辛的形象非常高大,足足是其他人物形象的两倍。他登上山顶,沐浴在两个圆盘状太阳的神圣光辉之中。与阿卡得印章类似,这块石碑也同时刻画出一个象征性的画面与一幅统一协调的场景,折射出当时现实世界的原貌。雕刻者甚至煞费苦心地展现了一种生长在战争地区的树木——后来被鉴定为这片山区中的某种橡树。[21]

▲ 纳拉姆·辛胜利石碑,约公元前2250年,石灰石,高200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这是个政治统治下的新世界,统治者们也很快懂得了形象艺术的力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城市吉尔苏(Girsu,今伊拉克泰洛)曾经是拉格什(Lagash)王国的一座城市,其统治者名为古地亚(Gudea),统治的时间比纳拉姆·辛晚了100年左右。他用极其坚硬的闪长岩为自己雕刻了众多雕像。现存的一座雕像表现的是他正在检视庙宇的图纸,据说还是出现在梦中的场景。根据雕像上的铭文,这座庙宇名为“埃尼努”(E-ninnu),供奉的是战神和拉格什的守护神宁吉尔苏(Ningirsu)。图纸上可见厚厚的城墙环绕着L形的庭院,共有六个出入口,门口两侧建有扶壁和守卫室。在古地亚执政期间,拉格什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之一,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埃尼努神庙以粗壮的杉木和黄杨木为梁,大门上刻着“闪耀的花朵”作为装饰,还配有用以供奉的铜像和金像。当初这里很可能存放着兵器,也可能驻扎着古地亚的军队。这座深绿色闪长岩雕像上还有一段长长的铭文,不仅称颂建筑之美,还警告古地亚的敌人,以及胆敢蔑视其权威或毁坏其塑像的狂徒——诅咒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屠杀……像被捉住了角的野牛一样受到镇压”[22]

人类文明之初产生了许多有关主宰和统治的符号,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泥砖堆砌而成的宏伟的塔庙(ziggurats,这个词来自阿卡得语言中ziqquratu一词,意为尖顶或山顶)。此类阶梯形建筑与第一批埃及金字塔差不多同时出现,最古老的一座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建造于基什(Kish)城。此后数百年间又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塔庙。当时阿卡得王朝已经覆灭,乌尔城重振雄风,成了“乌尔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的新王国中心。

最宏伟的塔庙之一就建在乌尔城中心,供奉的是月神南纳(Nanna),也是这座城邦的守护神。为了举行各种仪式,僧侣和官吏会沿着规模宏伟的台阶拾级而上,登上塔庙顶端的高台。这座高台就象征着一座圣山的顶峰。而真正的圣山在城市和周边一带都能看见。尽管这些塔庙与埃及金字塔差不多同时出现,但埃及的金字塔是神秘莫测的陵墓,塔庙则是实心的建筑结构,庙宇的平台直接通向神灵的“天庭”:正如1000年前埃什努纳的朝拜者们创造出哀怨而圆睁的双眼,希望能够抵达诸神的灵境。

▲ 乌尔城神塔,约公元前2100年,照片选自伦纳德·伍利《挖掘乌尔城》(第5卷:神塔及其周边环境)(伦敦,1939年),第41幅

塔庙规模宏大,气势雄壮,却并非象征着某种承袭与延续,而是诉说着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与统领天下的艰难。人生无常,忧患不断。过去数千年来安闲稳定的村居生活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追逐财富、征服四海为主的新世界。《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作者曾表达了这种感情:

河水上涨,家园泛滥成灾,

蜉蝣漂浮在水面上,

它凝视着太阳的脸庞,

须臾之间,无一物存在![23]

阿卡得帝国是因遭受扎格罗斯山区的古提人(Gutians)入侵而覆灭的,延续了不到200年时间。阿卡得覆灭后,乌尔城再度复兴,再现了当初苏美尔城市的繁荣盛况。正是在这个舞台上,苏美尔文学到达了新的巅峰——这时的人们用楔形文字将《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标准版本记录了下来。另有一种哀婉的文学体裁叫“城池挽歌”(city laments),苏美尔人以此表达家园被毁、痛失城池的哀怨之情。其中,《乌尔城的挽歌》(Lament for Ur)写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用楔形文字印刻在一块泥板上。在这首诗中,月神南纳的妻子宁伽勒(Ningal)女神恳请神灵出手拯救乌尔城:“别让我的城遭受蹂躏,我对他们说,别让乌尔城遭人践踏。”但根据诗人的记录,宁伽勒的恳求只是徒劳——如今神殿空寂无人,城市一片废墟。就在诗人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乌尔城和第三王朝代表的苏美尔早期文明已是奄奄一息,并最终屈服于另一支来自东方高地的入侵力量,也就是埃兰王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艺术记录下了苏美尔地区的兴衰历程,有阿卡得人、苏美尔人,还有他们缔造的伟大的乌尔城,直到这个地区迎来了第四代统治者,也就是亚述王朝(Assyria),这里的形象艺术开始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勃勃生机。

在底格里斯河岸的贸易城市亚述(Assur),亚述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安居乐业。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末期,他们开始向各地兴兵讨伐,并屡屡获胜,势如破竹。在之后的几百年间,亚述人占领了从埃及到波斯之间的广袤地域——帝国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阿卡得王朝。亚述国王素来都是残暴成性的斗士或猎手,但他们也建造了恢宏的宫殿,里面装饰着各种雕塑、雕像和镶嵌图案。这些宫殿旁边还建有庙宇,四周环绕着高耸的城墙。在亚述人统治的4个多世纪里,他们在今天巴格达市北部建起了三座宏伟的城市:第一座是尼姆鲁德(Nimrud),接着是科萨巴德(Khorsabad),最后一座是名城尼尼微(Nineveh)。[24]

尼姆鲁德是亚述纳西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在公元前878年前后建立的亚述帝国都城。没人知道他究竟为何从亚述古城迁都至此,但这确实可算作一番壮举:他不仅修建了厚度达12米的宏伟城墙,还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和九座庙宇。与拉格什城的古地亚和纳拉姆·辛一样,他懂得形象艺术可以彰显权威与力量,并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宫殿与庙宇门口镇守着被称为“拉玛苏”(lamassu)的塑像,这是一些人头牛身、长着双翼的恐怖怪兽。这些壮观的雕像都有五条腿,从侧面看,它似乎是在咄咄逼人地前进,从正面看却是在纹丝不动地站岗。

当亚述纳西帕为他的新宫殿与新都城揭幕时,城中甚至还配备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访客们进入内庭和正殿时,看到墙壁上那些前所未见的精美雕像,想必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这些刻在大块石灰岩板上的雕像,不仅线条清晰,造型优美,而且生动叙述了亚述纳西帕国王南征北战的人生经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有块石板上刻着正在渡河的士兵,这条河可能就是幼发拉底河。他们把动物的膀胱充上气,让自己漂浮起来。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如此细致地展现人体的解剖结构:这些士兵正搏击水流,奋力游向对岸,你能看到他们腿部肌肉的线条,以及伸展躯干时显出的肋骨的印迹。如果说纳拉姆·辛的石碑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那么亚述纳西帕的宫殿浮雕则是真实事件的记录。看着这些按序排列的雕像,仿佛能在墙壁上看到时光的推移、年代的更换。墙上的人物都是真人大小,色彩鲜明,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深宫之外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亚述纳西帕之后200多年,历任亚述国王都以他为榜样,不知满足地修建宫殿、制作雕像,来彰显自己的军事才干或狩猎技巧。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后来将都城迁至北边的科萨巴德城,他的宫殿门口也有“拉玛苏”镇守,可谓规模最大、形象最恐怖的雕像。大兴土木的热潮还传播到了其他地方,人们修建起四层高的塔庙,每层都涂着不同的颜色,从底层至顶层分别是白色、黑色、红色和蓝色。

萨尔贡的儿子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后来又把都城迁到尼尼微,还将这座旧城大规模扩建,在城里为自己建造了规模庞大的新住所,名为“无敌宫”(Palace without Rival)。此后尼尼微一直是亚述王朝的中心,直到辛那赫里布的孙子亚述巴尼帕(Assurbanipal)执政时期。那时,整个帝国达到繁荣的巅峰,亚述王朝工匠的技艺也日臻完善,冠绝天下。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是尼尼微城中亚述巴尼帕北宫里的雪花石膏板雕刻,描绘了一个猎狮的场景:

一个男孩站在木质兽笼上,抬起门将狮子放入围场。手持长矛的守卫与虎视眈眈的獒犬在四周严阵以待。国王身着帝王的华服,弓把上装饰着狮头,站在较为安全的双轮战车上向狮子射箭,紧接着士兵们挥舞长矛,进一步削弱狮子的战斗力,直到它无法站立,跌倒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整个猎杀过程刻画得仿佛是一连串动态的画面——狮子的身体松懈下来,眼睛眯起,弓箭和长矛刺穿了它的身体,留下血迹斑斑的伤口,当血水从口中流出时,它因窒息而吐出了舌头。狮子在过去是令人畏惧的猛兽,受到神灵一般的崇拜,它们的形象通常象征着一种保护,如今却像寻常猎物一样遭到屠杀。这可不是圆柱形印章上展现的“百兽之王”势均力敌的角逐,亚述巴尼帕北宫中的猎狮浮雕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界绝对的主宰。

尼尼微、科萨巴德和尼姆鲁德的浮雕艺术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亚述世界的一扇窗,这些作品无疑带有御用工匠的粉饰与美化,但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现实生活的原貌。它们为数千年文字记录的历史与传奇补充了许多内容。亚述巴尼帕后来把这些文字记录收集起来,在尼尼微创建了最初的档案馆,这座档案馆珍藏着各种写满文字的枕形陶泥板和涂抹着蜂蜡的写字板,都是亚述巴尼帕命人收集整理的。文字的主题包罗万象——从观星占卜到医学典籍,从皇家礼仪到诗歌故事,均有涉及。其中现存最为珍贵的是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完整版本的一套泥板,是在大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由一位名叫辛利奇乌尼尼(Sîn-lēqi-unninni)的巴比伦书吏抄写完成的。我们以第一行诗的文字将其称为《他凝视深渊》。

位于南方的巴比伦是当时学术与书写的中心,许多文字记录都是巴比伦人写下的。若没有这些文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历史都可能遗失;即使那些形象艺术留存至今,也会变得晦涩难懂。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与来自东方的米底人(Medes)联手,一举攻陷了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沦为废墟,谁来为她惋惜?”当时有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曾经这样写道,而就在数十年前,他居住的城市也曾遭到辛那赫里布的入侵。[25] 而今,亚述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惨遭屠灭,就在飞牛护卫的雕像与皇家狩猎浮雕面前苟延残喘。烈火吞噬了他们的宫殿,木材灰飞烟灭,砖块在烈火中噼啪作响,石板也被烧得焦黑,高楼上的藏书阁和档案室轰然崩塌,砸穿了屋顶,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堪称奇迹的是,这场浩劫竟也保存了一些艺术品:经过烈火灼烧的泥板在废墟中得以保留,直到200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长久以来,巴比伦总被人视为罪恶之城的原型——当然有此声名的大都市不止这一个。在尼尼微陷落前的1000多年里,巴比伦在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的统治下日渐强盛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一个实力强盛、运作高效的城邦——在很多方面可谓承袭了阿卡得与苏美尔的辉煌时代。在这段所谓的“古巴比伦”(Old Babylonian)时期之后,这座城市一度遭到入侵并被外族占领,入侵者有亚述人,也有来自西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赫梯人(Hittites)。不过,巴比伦并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城市那样衰败陨落,它始终是南部平原地区光彩熠熠、富有魅力的一座名城。

亚述王朝衰落后,巴比伦古城再度崛起,归于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统治之下,但他也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恶名。这位国王在公元前587年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将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许多人流放到巴比伦城———《圣经·旧约》中就曾描述过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城的故事。[26]

尼布甲尼撒最遭诟病的劣迹是他毁坏了耶路撒冷城中最神圣的建筑,即国王所罗门(Solomon)修建的圣殿,里面存放着圣物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这是一个用金合欢木(也称皂荚木)制成的带有金制盖子的箱子,里面存放着刻有上帝在西奈山对摩西所说的“十诫”的石板。[27]所罗门的圣殿建造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后来这里也被称为“圣殿山”(Temple Mount)。圣殿由石材、橄榄木和杉木建造,外层包金,气势宏伟。步入圣殿,首先经过一连串内室,内室镶嵌的木饰板上雕刻着“天使、棕榈树和盛放的花朵”的图案。这些内室连接着“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也就是存放约柜的方形小室,除大祭司外其他人一概不得入内。大祭司每年进入至圣所一次,念诵造物主即上帝的神圣名字。[28]

尼布甲尼撒毁坏了圣殿后,可能把约柜带回了巴比伦城,以炫耀自己讨伐犹太人的丰功伟绩。时至今日,无论是所罗门圣殿还是约柜都已无迹可寻。无论约柜是否留在了尼布甲尼撒的都城,将其带出所罗门圣殿都是个不祥之兆。不到50年后,巴比伦城也惨遭灭城。我们今天只能在地面上依稀辨认出宏伟的埃特曼安吉神庙[也称为“七曜塔”(Etemenanki)]残留的轮廓。这座塔庙曾供奉着城市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旧约·创世记》中巴别塔的故事很可能就受到了它的启发。巴比伦自诩世界众多语言的发源地,而塔庙的崩塌正是上天对其自负骄矜的惩罚。[29]至于所谓的“巴比伦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 of Babylon),是一组逐层抬升的梯台式花园,为城市增添了绿意盎然的意境,据说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妻子思念故土米堤亚(Media),他为之修建了这座花园以作安慰,但如今已是无迹可寻。这些伟大建筑只出现在古人写下的片言只语里,让人不禁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过。[30]

要不是有些雄伟的断壁残垣留存至今,恐怕真有人会以为巴比伦城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今天可见的遗址有一条高墙夹道的人行通道,装饰精美的大门通向内城。大门正面是深蓝底色的釉面陶瓦砖,上面装饰着野牛和“西鲁什”(mushhushshu),这种蛇头龙身的灵兽,目光炯炯,神气活现。直通大门的人行通道两侧装饰着吼狮形象,以此彰显巴比伦帝国及其众神的强盛,也向世人宣扬城市守护神马尔杜克和战争女神伊师塔的神力,这座大门正被称作“伊师塔门”。穿行在伊师塔大门下,我们可以遥想在阿卡得或亚述时代的使节、商人或旅行者,风尘仆仆地来到这样一座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目之所见,会让他们多么欢欣鼓舞,又是多么诚惶诚恐。

遗憾的是,无论是女神伊师塔还是她的蛇头龙都无法改变巴比伦最终覆灭的命运。公元前539年,这座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上的伟大城市及其统辖的庞大帝国——新巴比伦帝国——遭到了来自东方骑兵部落的铁蹄践踏,这个部落的首领自称是“四方天下之王”(King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31]他就是居鲁士二世,更常见的称呼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大获全胜的居鲁士抵达巴比伦城,沿着人行通道耀武扬威,这一场景被人用楔形文字记录在了一个尺寸可观、形似坚果的陶制圆筒上。这段文字中居鲁士俨然成为巴比伦城的救世主,尊奉守护神马尔杜克的旨意将人民从末代君王那波尼德斯(Nabonidus)的暴政下解救出来。“我是居鲁士,宇宙之王,伟大的王,强盛的王,巴比伦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得的王,四方天下之王!”一番夸耀之后,居鲁士圆筒也详细叙述了居鲁士的治国理念,即天下太平、宗教宽容和合作精神。居鲁士将巴比伦国王曾经废弃的神庙修葺一新,还在城中圣殿内重新放置神像,其中有些是来自亚述、阿卡得和埃什努纳的神像。他还将攻城战斗中受损的城墙维修加固。另有一点在圆筒铭文中语焉不详,不过《圣经》中盛赞居鲁士将犹太人放回以色列国,结束了他们长达50年的流亡生涯。这些终于可以回归故土的人,大概没几个还记得当年离开耶路撒冷时的情形。

▲ 伊师塔门(重建),巴比伦,约公元前575年。柏林国家博物馆

▲ 居鲁士圆筒,公元前539年,烧制黏土,长22.8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是西亚最后一个强大帝国,它真正保留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古风旧迹——包括苏美尔、阿卡得、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化,声势规模更远在其上,并于公元前5世纪之初达到巅峰。当时的统治者是大流士(Darius the Great),这位篡位夺权的贵族子弟四处征讨,开疆辟壤,帝国版图西抵利比亚,东至印度河,还囊括了西面另一个伟大的帝国,也就是埃及,后者的首都孟斐斯(Memphis)在公元前525年被波斯攻陷。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该词源自“阿契美尼斯”(Achaemenes),为大流士王室先祖的名字,他也以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名]的艺术作品不仅充分展现了兼并天下的广袤疆域,还展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文化传统。

阿契美尼德的艺术,与之前巴比伦、亚述和阿卡得艺术一样,都是昭示王权的宫廷艺术。在伊朗西南部的马夫达沙特(Marvdasht)平原上,大流士召集帝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在此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的恢宏皇都。这座“波斯之城”[Parsa,希腊人将它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楼宇都建在一大片岩石平台上,规模惊人的殿堂里圆柱林立,浮雕多得难以计数,色彩鲜艳,上面的翼牛守卫雕像与当年尼姆鲁德、尼尼微与科萨巴德的“拉玛苏”遥相呼应。大流士的谒见堂(Apadana)最终由他的儿子兼继位者薛西斯(Xerxes)完成,规模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来访的达官显贵都不禁被它深深折服。20米高的圆柱威严矗立,顶端描绘着两两紧贴着的公牛与狮子,巨大的房梁横跨其上。谒见堂位于一组建筑的中央,这里是帝国各地的代表接受召见、纳贡朝奉的地方。入口台阶底部的雕饰也记录下了这一盛况:印度人带来香料与金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和埃及人带来服装与器皿;埃兰人带来弓箭与短刀;大夏人(Bactrians,在今阿富汗境内)则牵着双峰骆驼;艾奥尼亚的希腊人(Ionian Greeks)带来成团的羊毛与成捆的布匹;阿拉霍西亚人(Arachosians,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处)带来的礼物中还有野猫的毛皮;埃塞俄比亚人带来象牙和一只长颈鹿;利比亚人带来了山羊;还有六名巴比伦人向波斯国王敬献了一头水牛。[32]天下人都来到波斯波利斯朝贡,这座背衬着崇山峻岭的辉煌宫殿令所有人赞叹不已。

▲ 波斯波利斯,波斯,谒见堂,东侧台阶全貌,背景中有大流士的宫殿。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

波斯波利斯、苏萨城(Susa)和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这些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雄伟城市也汇集了3000多年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艺术珍品。相比于其他城市,波斯波利斯延续了将近200年,历史不算太短。公元前330年,骁勇善战的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前来讨伐并摧毁了这座城市,也许在他看来,古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传统显得陈旧过时了,希腊的城市则完全是另一派气象,这里的人们透露出对生活、建筑,尤其是对人体的焕然一新的理解。这种新理念先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而亚历山大将它从发源地雅典带到了更遥远而广阔的地方,后来这片广袤的地区被称为“希腊化的世界”(Hellenistic,该词源于希腊人对自己本国的称呼,即Hellas)。假如最早的苏美尔人有幸得见巨石阵,可能会觉得它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同样的道理,亚历山大大帝的勇士们也会觉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殿看起来又陈旧又土气,不过是旧世界的断壁残垣和过时的老古董而已。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希腊世界就已经出现许多极为逼真的塑像。相比于刻在宫殿两侧拘谨呆板的大流士浮雕像,亚历山大大帝的画像气韵灵动,宛如真人——当然,这丝毫无损于大流士威武雄壮的非凡气派,但若只论工艺之细腻精致,相较于希腊雕塑焕发出的那种温暖而昂扬的气韵,阿契美尼德的雕刻作品确实相形见绌。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从双眼圆睁的埃什努纳朝圣者到亚述的宫廷浮雕上展现的生动场景,整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世界似乎萌动着一种新的感悟,也焕发出清新纯真的情感与活力。并非所有的亚述时期雕刻都屈从于宫廷艺术的刻板套路。这时候的人们第一次尝试用画面来表现时间概念。在一幅亚述巴尼帕时代的宫廷浮雕中,一支利箭刚刚从国王的宝弓上离弦而出,它飞速划过半空,即将在下一刻深深刺入雄狮的躯体。

▲ 皇家猎狮,尼尼微北宫的浮雕壁板局部,约公元前645——前635年,石膏。伦敦,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