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对象之物(33)学习
Xueran病床边的场景在广州的中医界出现的同时，黄吉棠撰写《中医学导论》的时候，一位北京的学者型医生（scholar-doctor）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有力地把形而上学和临床诊断结合在一起。他就是陆广莘，在2014年之前长期在北京行医、教学，参与政策制定并进行哲学思考。他的写作结合着宝贵的简明扼要，以此他将诸多形而上学问题摆上中医师的台面。比如他会谈论气这样的物事（thing-event）(34)，并不仅仅在中文日常用语的层面上谈论，也不仅仅强调气与量子物理理论的不同，而是在中医物质体系里气之必要性的意义上谈论它。陆医生也论及传统中医里“证候”（illness pattern）的认识论特性。证候是近期官方中医实践和教学的焦点，部分占据了类似于生物医学里疾病的逻辑空间。但陆医生提出证候在本体论上与疾病并不相同，即使证候也是非常实在的（real）。这至少在STS（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对物性（thinghood）做出的新的理论化观点中不难理解。这也是另一个令人着迷的充满了概念工作和争论的领域。而我试图加入我这些饱含爱国情怀的中医研究同道的立场，指出是陆广莘（以及陆医生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哲学同道，和至少自战国时期以来中国的形而上学家们在2 500年间无数的复兴）率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35)
还是为了进一步解读广州病床边的场景，我现在想要专注于陆医生1980年代作品中关于物的理解。他所处的领域正经历着大规模的系统化与国际化，他很清楚那些咬文嚼字的质疑者要求每个专有名词都有本质上清晰、稳定的所指物。医生们会问自己：什么是气？什么是证候（如果证候不是疾病的话）？这样的问题想要的回答是对自然界中的物体的描述，一种不会随意依人事改变的物的稳定类别。这样的物体可以被发现，而不是在聚集的过程偶然形成。(36)所指必须满足能指，物体必须证实名词，好让专有名词在广大的对话者之间稳定地表意。但是陆广莘坚持认为物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他的用词中，物是什么呢？对陆医生而言，物是对象。
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运用这一中国特有的关于物的观念。在给自己2001年出版的作品集的前言里，他好几次论及“对象”，受拉图尔的启发，我将其翻译为“物”（thing）。他在此提出医学关乎的是人，这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已经成为中文里的大词）。比方说，在一段讨论中医研究者的责任的段落，他说道：
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研究者要努力把自己成为“苍生大医”的服务对象和学习对象，是中医研究者能否成为真正中医的试金石。离开了人的生生之气这个养生治病必求的“本”，也就不可能继续还有真正中医的存在。
是故，中医学之道的“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
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
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
向自己的依靠对象学习，
在养生治病的实践中学习，
在实践中求发展。
医学，根本上是人学！(37)
我们可以从这一非常概括的评论中找到许多陆医生职业生涯里的重要主题。如同一个久经考验的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他坚持从群众中学习。(38)他所谓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系集体主义，一种可以让各种物登场的社会政体。尽管他并不作为一名理论家为人熟知，陆广莘认为理论甚至知识都并不享有独立于物的概念空间，也没有一个理想王国可以让能指严丝合缝地对应于所指，词语毫无保留地对应于物，从而表征所谓的“真实世界”（real world）。相反，他坚持从物在实践中的聚散里学习，通过与物互动而修炼成更好的医生。
他用来指称“物”的词在中文里有比英文更加明确的哲学内涵。按照字面意思，“对象”应被翻译为“我们面对的图像”。对象是显在世界里的可被感知的元素，但并不一定是有质量的客体，并且具有不可化约的关联性。对象仅在与感知者或者行动者的关系中存在，常见的翻译诸如“目标”（target）和“伙伴”（partner）；像“对话者”（interlocutor）或“目的”（objective）这样的翻译会在某些语境里出现。(39)对象是从实践中浮现的复杂实体，而不仅仅是研究者的想象，毕竟如果仅仅是幻想之物，人们又如何（像陆医生所不断建议的）从中学到东西？(40)在临床治疗和理论关注下，一张由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网悄悄地将偶然的对象/物聚合在一起。像“生生之气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这样的实体是复杂的对象（duixiang），可以激发关于自然过程的洞见。而病人的身体（body/person）这样异质的实体（连带他或她的历史），或者一方中草药的疗效（其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有区域、时间、关系甚至文学层面上的特点）——这些实体集中一会儿就成为独特而新奇的聚合。(41)物因此是特定过程的汇集之处（过程总是复数的，且不处在某一行动者的全盘掌控之下）。根据这些定义，这样的物在时空上独一无二，其存在也有赖于具体情境下的感知者。对象/物并不止是我们感知的对象，而是与我们一起构建感知过程的搭档。在每个如此的汇集点，如陆广莘所言，我们都可以学到些什么。尤其当我们向对象学习是一个逐步累积的集体过程，并导向实践性的医疗服务。中医知识并不特别所在于某个现代国家里、某一语言社群中或某组机构下。当实践者和研究者与他们聚集的人与物一起干活，向这些人与物学习，这一聚集的群落里，中医知识同样在此栖息。
陆医生所阐述的对象（duixiang）模糊且动态，但Xueran病床边的学者型医生却早已习惯与之共事。（当然还有Xueran，甚至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我，虽然与他们相比我尚且稚嫩又笨拙。）他们知晓所选择产生联系的物和他们聚集成对象的物都对他们的医学介入产生影响。是因为太阳经之一的失序？果真如此，哪些相关的系统将最受影响？外在的病原是否已经侵入了（与太阴和少阴经相连的）肝脏系统，并影响了所有相连的位置和功能？内热是否已经升高到需要着手处理心火（少阴经）的程度？寒凉处方是否只会加重失序，因这一失序的深层原因可能是深层次（如厥阴经）以寒为特征的损耗？临床的困惑甚至都不在于要在先验的身体地图上定位出失序的根源所在。也不期待一个无误的视野，以看到此时在广州的这个身体上这一失序之小宇宙。甚至即便所有关怀Xueran病情的人都觉得可能有最好的办法找到那些（致病）“物”，问题却并不止于找到一个所有人同意的固定的治疗方案。广州的那一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物必须聚集，并迅速对其采取行动。疾病、Xueran失序的身体及周遭环境，都充满可怕又令人兴奋的活性，需要与之游戏、并行，将其推入更健康的朝向。这需要优美的步法和稳重的手法，以在这个连家具都不能被想当然的宇宙里（栖息）。
曾毓坤 译
(1) 本文收录于姜学豪（Howard Chiang）主编的《现代中医的历史认识论与形成》（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第219—336页。
(2) Karl Popper，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eter van Inwagen，“Metaphysic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winter 2012 edn.，ed. Edward Zalta，available at https://plato.stanford.edu/ archives/win2012/entries/metaphysics/.
(3) Graham Harman，Prince of Networks：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Melbourne：Re.Press，2009）。亦可参考姜学豪（Howard Chiang）为本书所做序言。
(4) Ludwik Fleck，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979］）；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Hutchinson，1980）.
(5) 本文的翻译难点在于许多过于寻常、从而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多种含义及互译可能的词汇，如object和thing。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将object译为对象，thing译为物。物一词的翻译遵循孙周兴译《物》，收入《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65—1183页）。——译者注
(6) Lorraine Daston，ed.，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
(7) Daston，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2-3；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Objectivity（New York：Zone Books，2007）.
(8) Ibid.，1.最近，持面向对象（本体论）和思辨实在论的哲学家们作为新一代的形而上学家，重新重视起海德格尔的一篇重要论文，《物》（“The thing”）。这篇文章里，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类物。一类被称为现成之物（present-at-hand），比如科学对象。另一类被称为上手之物（ready-to-hand），是一系列“聚合”（gathering）和“停留”（staying）的偶然后果。相对现成之物而言，上手之物的存在更不依赖某一视角，更加不起眼。达斯顿常以家具作为上手之物的隐喻。对某些行动者或主体而言，上手之物可以变成现成之物。在某些时空中，现成之物也可以退下舞台，变成背景里的上手之物。见Martin Heidegger，“The Thing”，in Poetry，Language，Thought，trans. Albert Hofstade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Graham Harman，“Technology，objects and things in Heidegger”，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2010）：17-25；Jane Bennett and William Connolley，“The Crumpled handkerchief”，in Time and History in Deleuze and Serres，ed. Bernd Herzogenrath（New York：Continuum，2012）；Iana Bogost，Alien Phenomenology；or，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对现成之物和上手之物的翻译，译者参考了《存在与时间》的陈嘉映、王庆节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译者注）
(9) 这一点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得以详述。更早的论述也见Judith Farquhar，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Ted Kaptchuk Ted Kaptchuk，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Understanding Chinese Medicine，Lincolnwood，IL：Contemporary Books，2000；Manfred Porkert，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Systems of Correspondence，Cambridge：MIT Press，1974；Nathan Sivin，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7；Geoffrey Lloyd and Nathan Sivin，The Way and the Word：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 本文将assemblage、assemble、gather等词按照语境译为“集合”“集”“聚”等。——译者注
(11) 保留拼音未译。——译者注
(12) 见本书中吴一立（Yi-Li Wu）的章节，温病学派的创立者之一王士雄是她的主要讨论对象。也见Marta Hanson，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Routledge，2011。
(13) 文中的senior doctor/physician/clinician一般译为资深大夫/医生，但在具体语境中会译为“老中医”，因为这是作者所想要强调的一个在地范畴，见第221页注释1。——译者注
(14) 本章中，我并不试图解释“六经”和“四阶段”为何是相异而无法通约的科学对象，但我确信如此。下文中讨论的对象应在一方面被理解为常识性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应在伤寒论“六经”和温病派“四阶段”这两个统辖生理和病理领域的范式系统下理解，是这两个往往对立的学派系统所要处理的形而上问题。
(15) Farquhar，Knowing Practice.
(16) David Palmer，Qigong Fever：Body，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7) 哲学家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点出，在20世纪，著名的笛卡尔身心二分（body-spirit divide）被论述为物理—心灵二分（physical-mental distinction）。这是形而上学最基础的本体区分。
(18) 见本书中埃里克·卡奇默（Eric Karchmer）的章节。（“本书”指收录本文的《现代中医的历史认识论与形成》一书。——编者注）
(19) 见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的著名专栏《名老中医之路》，后出版了三卷本（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0) 在德博拉·R.戈登（Deborah R. Gordon）的经典论文“Tenacious assumptions in western medicine”，in Biomedicine Examined，ed. Margaret Lock and Deborah R. Gordon，Boston，MA：Kluwer Academic，1988，19-42，Deborah R. Gordon里，戈登在没有使用诸如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样词汇的情况下，就令人信服地描述了日常临床医学工作中起作用的“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也见迈克尔·T.陶西格（Michael T. Taussig），“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4B（1980）：3-13。某种程度上我在此处的论点是重复这些研究的贡献，区别在于，在戈登和陶西格进行观察的欧美医院中，生物医学的形而上学甚少被承认为病床边诊疗工作的条件。
(21) 台北双年展将本书译作《让物件公开化》（Making Things Public），本文统一将Things译为物，故译作《让物公开化》。——译者注
(22) 本文将拉图尔所区分的matters of fact和matters of concern分别译为事实和事物，fact同样译为事实。——译者注
(23) Bruno Latour and Peter Weibel，Making Things Public：Atmospheres of Democracy，Cambridge MA：MIT Press，2005，19-21.
(24) 如海德格尔在《物》一文中所论述，现代主义科学运作时，所有的物好似都是现成之物。个中关键在于一种（我称之为）“无距离的”客观性（“distanceless”objectivity），就像实证经验主义形而上学那样让物扁平化。
(25) 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教材，见邓铁涛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广州科技出版社，1982）、刘燕池等人主编《中医基础理论问答》（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印会河等人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黄吉棠主编《中医学导论》（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认识论和方法论”论辩中对“实体”（entities）和“力”（forces）发问的文章包括金观涛和华国凡的《认识论中的信息和反馈》，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4.3（1983）：16—25；雷顺群的《续系统论与脏象学说》（一到四），分别发表在《辽宁中医杂志》8（1983）：15—17、9（1983）：9—11、10（1983）：10—11，17，及11（1983）：12—14；覃保霖和覃自容《〈内经〉的运气论新探》，发表在《河南中医》2（1983）：12—14；吕美行《现代认识论与中医现代化》，发表在《医学与哲学》9（1983）：45—46；与陆广莘《中医学之道：陆广莘论医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长期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权威思想者则是刘长林，著有《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和《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
(26) 英文原文删除了这几句。——译者注
(27) 这里所引是黄吉棠教授的原文，在作者的英文翻译中，“事物”和“物”都译作thing。作者的翻译中另有为了帮助英文读者理解而进行的标记，因所引为原文故未曾在这里指出，如thing［shiwu］、thing［or object］、The Plain Questions［Suwen，juan 68］、qi［energy］。——译者注
(28) 黄吉棠《气是生命的本原》，见他主编的《中医学导论》（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43—44页。
(29) 黄吉棠《气是生命的本原》，见他主编的《中医学导论》（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43—44页。
(30) 见中国哲学电子图书馆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收入的《庄子·知北游》，ctext.org/zhuangzi/knowledge-rambling-in-the-north（翻译出自本文作者）。
(31) 出自《易·系辞上》。——译者注
(32) 《辞海》编辑部编，《辞海》，辞书出版社，1979，参阅“聚”词条。
(33) 在作者逐步的讨论，尤其是对陆广莘的引用中，物和对象这两个概念逐渐合一，故将本小节标题Learning from Things做此翻译。——译者注
(34) 与物译作thing所别，thing-event译为物事。——译者注
(35) 其他人类学家论证正是在殖民接触（colonial contact）的情况下——正如传统中医在20世纪的处境——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成为尤其要紧的问题。见Marisol de la Cadena，“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2（2010）：334-70；Michael T. Taussig，“Fetishism：The Master Trope，” in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1-38；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Exchanging perspectives：The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s into subjects in Amerindian ontologies，” Common Knowledge 10.3（2004）：463-84。离20世纪医疗科学的核心更近的是Ludwik Fleck，他早已（但未受重视）指出对象如何被思想集体（thought-collectives）所集聚。
(36) 在科学技术研究（STS）的术语里，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979）；Steve Woolgar，Science，the Very Idea，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8。
(37) 陆广莘，《中医学之道》第7页。着重为本文作者所画。
(38) 毛泽东，《实践论》（1936），见《毛泽东选集》（英文）（外文出版社，1971）。
(39) 对象（duixiang object）的感知者和行动者未必是现代主义思维的人类主体。在中医实践者的广袤的活力论（vitalist）世界里，许多非人类的行动者也有意向、感知与倾向，从而也有它们的对象。见François Jullien’s discussion of “propensity” in classical Chinese letters：François Jullien，The Propensity of Things：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New York：Zone Books，1995。
(40) 汉斯约里·莱茵贝格尔（Hans-Jörg Rheinberger）在他关于生物科学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有力地得出了相近的结论，Hans-Jörg Rheinberger，An Epistemology of the Concrete：Twentieth-Century Histories of Lif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尤见Tim Lenoir’s foreword，“ 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making epistemic things，” xi-xix。
(41) Hanson，Speaking of Epidemics；Carla Nappi，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Natural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