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范旭东先生实在是一位我们不能忘却的人。强调“不能忘却”这一点，恰恰说明他已不再是人人谈论的“时髦人物”，或者说有被大众“忘却”的可能。作为范旭东的家乡人，我们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就此做一点文章，来纪念这位从长沙走出去的，曾经名扬四海的“工业先导”。
范旭东先生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他担得起这个名头。毛泽东同志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1]这四个人当中，范旭东的事业是最具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化学工业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基础和传统的，他的创新，是真正的“从0到1”的创新，实属不易。
让我们回看一下范旭东先生的人生轨迹。他1883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原名源让，字明俊，后在日本留学期间“自作主张”改名为“锐”，字“旭东”，意为进取。大约六七岁那年，长沙周边地区大旱，他父亲过世，只能随母亲和哥哥投奔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那个时期的长沙人文荟萃，岳麓、城南、求忠三大书院赫赫有名，1898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创立“南学会”，批准兴办“时务学堂”，聘请熊希龄为时务学堂督学，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拜梁启超为师，范旭东本人虽然并没有正式拜入梁启超门下，但是他也跟着哥哥“蹭”了不少课，接受了大量新知识。那一年爆发了“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范源濂作为梁启超的弟子，跟随老师流亡日本。留在长沙的范母和范旭东不断遭到清廷的恐吓和骚扰，过得十分艰难。1900年，范源濂回到长沙，为了弟弟的安全，便把范旭东带去了日本。
在日本，范旭东先是在普通中学读书，后来相继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堂、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1910年，经哥哥介绍，范旭东认识了同样来自长沙的留学生许馥女士，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夫妻并相伴一生。1912年，得知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范旭东夫妻二人毅然回国。在哥哥的帮助下，范旭东有机会到欧洲各国考察盐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范旭东重点考察了欧洲的盐业和制碱业，并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机会。回国之后，范旭东立志在中国办实业，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座精盐厂、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远东第一化工厂等，生产了中国人的第一批化肥，打造了“永久黄”团体（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十分看重他。可惜因为突发疾病，救治不当，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的家中去世。听闻此事，正在进行谈判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致决定暂停谈判，并参与其吊唁活动。1945年10月21日追悼会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赴追悼会现场吊唁。中共领袖毛泽东题写的挽联是“工业先导 功在中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题写的挽联是：“力行至用”。
范旭东先生的去世，同时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很不寻常，说明他身上一定有一种精神在吸引人，而这种精神具有超越党派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精神有个精辟概括，即：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2]。那么，在范旭东先生身上，能不能看到这五种精神呢？
为了寻找答案，中共长沙市委统战部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成果便是这本新书《工业先导范旭东如是说》。我们对范旭东先生的文稿、书信、公文材料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五种精神，在范旭东先生身上一个都不少！我们精挑细选了范旭东先生的80条语录，逐一进行解读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阐释，并整合为“范旭东说爱国”“范旭东说带团队”“范旭东说办企业”三个章节，同时，为了寻找这种精神的来源，我们增加了一个章节“范旭东说修身”，力图还原湖湘文化这个“现场”，研究范旭东在中国文化和湖湘文化的浸润下，“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身份是如何在他身上融合的，这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范旭东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埋没的，同样总会有记起他再说他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从现在开始。
当然，由于资料和能力的限制，我们并不十分确定，这本书是否能让读者对范旭东先生产生足够的兴趣，能有足够的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本书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社会上做一个范例，带动更多的人一起研究范旭东先生，产生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又或许，这本书是一只蝴蝶，它在长沙轻轻扇动翅膀，却在一段时间之后引发了一场研究范旭东先生的热潮；也有可能，读者只是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工具书，在创业、管理企业过程中遇到困难了便翻一翻，看看范旭东先生是怎么做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读者朋友愿意接受这本书，愿意翻开它，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