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公元前15000至公元1500年：人类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

1492年10月11日星期四，夕阳甫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站在他的“圣玛利亚号”上。按照航海日志上的记载，他推算目前他们正处于加纳利群岛以西大约896里格（或者说，大概3000英里）。他认为，他们马上就会到达“日本国”[3]。目前为止，这还不算是一次艰难的航行，尽管同行的两艘船之一“尼娜号”（另一艘为“品达号”）的船舵两次失去控制，延迟了行程。不止一个人怀疑这是那些不愿驶向未知世界的船员蓄意破坏所造成的。出于同样原因，哥伦布虽然推算了每天航行的距离，但告诉船员的数字比推算结果小，也被归因为他想要造成他们驶离西班牙的距离少于实际航行距离的假象。现在这个“诡计”基本上可以不予理会了：中世纪的1里格是一艘船一小时所航行的距离，也就是7到12英里——意大利的里格（哥伦布是热那亚人）要小于西班牙的里格。相比意大利的计量单位，西班牙的计量对于船员们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数字。

不过，哥伦布仍然急于抵达陆地。他的探险经历了几天无风的日子，这让船员们开始怀疑他们还能不能返回家园。

在哥伦布的日志中，早在9月16日星期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以前，他们就在热切地把一些迹象解读成是在靠近陆地。那天，他们遇到了几缕“刚从陆地上被扯下来的（在他看来似乎如此）深绿色海草”。[4]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海草。在有些时候，海水似乎不那么咸了，好像他们正接近一条大淡水河的河口；他们看到成群的鸟向西飞去（好像是飞向陆地），还有塘鹅和燕鸥，这些鸟类“栖息在陆地上，清晨飞到海面觅食，但从不飞离陆地20里格以远”。有的时候，他们还看见包括鸭子在内的鸟类，他们认为这些是河鸟；或者，有时天空飘着一种“无风的细雨，而这是陆地的一个确定信号”。[5]小一些的船只比哥伦布自己乘坐的大船要快，在白天，它们经常彼此分散（西班牙君主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曾宣布为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提供终身养老金）。但是这三艘船受命在清晨和日落时集结，“因为这些时候的空气可以使他们看得更远”。[6]事实上，此前他们已经两次“发现”陆地，但每一次都被证明是幻觉。

不过，10月11日，“品达号”船员发现了一根植物茎干和一小节树枝，还从海里捞出来一根小棍，“看起来像被铁器削过，此外还有一根藤条、其他生长在陆地上的植物以及一小块木板”。[7]

那天日落后，他们继续航行。晚上10点左右，哥伦布自称看见一道光。按照巴托罗缪·德拉斯·卡萨斯（一位同情哥伦布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跟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远航）的说法，国王和女王派驻舰队的监查官罗德里格·桑切斯·德塞戈维亚并不认可哥伦布的说法，不过其他船员站在哥伦布这边。后来学者估计，如果哥伦布确实看见了一道光，那一定是某种火光，而且火势非常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圣玛利亚号”在当时距离陆地尚有50英里之远。

实际上，第一次确切地看到陆地是在凌晨时分，也就是第二天，10月12日星期五，凌晨2点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卡萨斯的水手认出了陆地。哥伦布在日志摘要中将他称作“罗德里格·德特里亚那”（Rodrigo de Triana）。但是由于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船员名单里，学者们推断他应该是莫利诺斯镇的胡安·罗德里格斯·贝尔梅霍（Juan Rodríguez Bermejo）。[8]此时的哥伦布距陆地尚有2里格——15到20英里。

那夜，哥伦布命令船员们“抛锚”，收起一些船帆，等待黎明。第二天清晨，三艘船的船长——哥伦布、马丁·阿隆索·品佐及其兄弟文森特·亚尼兹——在监查官的陪同下，乘一艘全副武装的小船驶向岸边，他们一同见证了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和女王的名义宣布占有该岛，他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然而没过多久，许多岛民围聚过来。“我们想要赢得他们的好感，”哥伦布那晚在日志里写道，“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用仁爱而非动武，便能更轻易将他们争取过来并使其皈依我们的圣教，所以我把红帽子和玻璃珠送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将玻璃珠挂在脖子上，此外我还送给他们其他许多不值钱的小玩意，他们十分高兴，变得对我们极其友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尔后，他们向我们所在的船载小艇游来，带来了鹦鹉、棉线球、投枪和其他很多东西，以此与我们换取我们送给他们的那些物品，像玻璃珠和铃铛等。事实上，他们取走我们的东西，又怀着善意送来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属于一个物资匮乏的民族。他们身上一丝不挂，如刚出娘胎一般，甚至女人也是如此，尽管我只看到了一个女孩，而且还很年幼。”在描述完这个民族（现在被称作“泰诺人”）的体貌特征和他们如何在身体上彩绘之后，哥伦布继续写道：“他们不携带武器，也不知它们为何物，因为我向他们展示了几把剑，他们居然无知地手握剑刃，以致自伤。他们尚无铁器，所谓投枪只是没有金属枪头的棍棒，也有一些投枪在末端绑有鱼齿。”

这个日子——1492年10月12日，以及这次遭遇——西班牙王室派遣的一位意大利人与一个民族（现在已知，它是一支从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附近发端并向北扩散的民族）之间的遭遇，构成世界历史上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第一次会面。然而，哥伦布的日志在记录这一部分时文笔是相当枯燥平淡的，甚至考虑到西班牙语不是他的第一（甚至也不是第二）语言，我们也不难发现原因。哥伦布本人并不真正理解他的发现及其重要性，直至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小岛曾经或现在的确切位置。我们只知道它位于巴哈马群岛，我们知道土著将巴哈马群岛称呼为“卢卡亚斯”（Lucayas）。我们还知道当地人将这个特殊的小岛称为“瓜那哈尼”（Guanahaní），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在巴哈马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有许多岛屿符合哥伦布的描述，总共有九个可能的地点。现代学者认为，最可能的地点是沃特灵斯岛或萨马纳礁。

抵达陆地使哥伦布和船员们松了一口气，更重要的是他们总算能够补给淡水了。但第三天，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他很快继续启航。在那时的西班牙，船长保留航行记录还不是法定要求（这一规定在1575年才实施），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够得到哥伦布手中所掌握的一切。但是他的叙事风格是重复乏味的，他的观察是粗略笼统的，正如巴里·艾夫所言，船队总司令的首要目标似乎是使一切看起来都似曾相识——他不断地把他发现的地形与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河流、地形进行比较，而不注重说明什么是新鲜的或是具有异域风情的（虽然他以后这样做了）。“哥伦布对于这些美丽的天然岛屿的回应是真实的，但也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每一座岛屿都是目之所及的最美之地。树木葱郁，挺拔高大，芳香弥漫，满是欢唱的鸟儿。河流深阔，港口宽广，宽广得足以容下基督教世界的所有船只……哥伦布的描述与其说是他的所见，不如说是他对其所见的惊奇感。”[9]

因此，哥伦布的叙述中隐藏着一种感觉——他对自己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所发现之物的失望感。这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是其发现的受益者或受害人，但是哥伦布的失望肯定与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相关，即直到生命终点，他还在坚持认为：“他抵达了他出发所要寻找的‘印度’，他踏上了靠近日本的岛屿以及中国大陆。”[10]

这种坚持表明，哥伦布代表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力量，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首先，他的航行是数世纪前开始的一系列巨大航海成就的高潮。在这些远航中，有些比哥伦布的航程更远，冒险性也不次于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体现了人类最惊人的特征：求知欲。人类在中世纪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是如今的我们绝对不可能体会得到的（除了太空旅行），因此这从根本上将我们与哥伦布时代区分开来。

尽管哥伦布的登陆十分低调，但众所周知，它最终引发了一场穿越大西洋的狂潮。时至今日，这一狂潮在一定程度上仍在持续并永远地改变了我们世界的面貌，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既是辉煌的，又是灾难性的。然而，人们并不总是承认：哥伦布的发现，不管它还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标志着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终结——或者终结的开始。而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直到近些年来，才因为几个知识领域的新发现而为人所认知并充分了解。大致说来，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始于17000年前。

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实验

从大约公元前15000年古代先民最初进入美洲大陆，到大约公元1500年（以整数来计）哥伦布登陆圣萨尔瓦多，地球上有两个完全分离的人类群体，一个在新大陆，一个在旧大陆，双方都未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将一个历史时期本身看作一个新纪元，但稍作思考后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多么与众不同，又是多么值得探究。

这两个分离的人类群体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貌、不同的植被、不同的动物。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两个半球的条件是截然不同的。在超过1.6万年的时间（600—800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起初相似的群体为了适应他们的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不同的风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最终形成了迥异的文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世界以一种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分离。但是，当哥伦布踏上瓜那哈尼后，不知不觉中，他开启了一个进程。借此，这个独一无二的平行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结束。

这就是本书的目标：复活和重建、考察并研究这段平行的发展历程，观察旧大陆居民与新大陆居民的相似性并对比两者间的差异，并且找出这些差异导致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群体的平行发展是史上最伟大的自然实验。当然，在实验的意义上，这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严格实验，但相比之下，它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实践、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可借此机会了解自然与人性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并进而解释人类自身。这是一项以前从未开展的工程。

我们所研究的范围——两个半球，包括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实体，有些纯粹主义者可能会怀疑这种对比涉及太多的可变因素，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证据是充分的，足以使我们对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长期存在的重要差别提出某些富有成果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能解释，同时还会描述出两大半球截然不同的文明轨迹。

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从总体上考察了全球不同文明间的相似性，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较比其他任何研究都更能揭示有关人性、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一万年间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虽然我并不否认相似性的存在，也不质疑它们的重要性，但本书另辟蹊径，着眼于两个半球间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同样具有启发性，比之相似性，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们被人们相对忽视了。这些差异也为我们认识人类的终极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第一批美洲人如何到达新大陆，他们的旅程有何特别之处，他们的经历如何将他们与留在欧亚大陆的民族区分开来。第二部分叙述过去（和现在）两个半球在地理、气候、植物群和动物群等方面重要且系统性的差异，以及这些独立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本书最令人惊叹的部分，因为像大自然这般基础的东西在两半球间竟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第三部分是叙事，事实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条叙事线，就好像我们跟随着新旧大陆居民不同的文明轨迹前进——虽然两者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在某些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广义上讲，本书力图证明早期人类居住的物质世界——地貌、植被、未受人类影响的动物生活以及气候、纬度的主要特征、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等——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形态、信仰、宗教实践、社会结构及工商业活动。而且，意识形态一旦出现并凝聚，就会反过来进一步决定人类与环境之间独特的相互作用。或许正如社会生物学家和基因学家所言，只存在一种人性。但是，世界上迥然不同的环境造就了早期人类对于人性迥然不同的理解。正如本书试图证明的那样，这在很多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故事将要证明，每个半球都依赖三个截然不同的现象并被它们所决定。第一，广阔的旧大陆受亚洲季风影响，季雨期的影响范围从东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中国，它供养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农民，但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后面将要探讨），在过去8000年里，季风的力量逐渐减弱。这意味着旧大陆占主导地位的信仰是丰产。第二，驯养哺乳动物的存在，对旧大陆的古代史进程，尤其是社会间竞争和战争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之相比，新大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极端、暴虐的天气。第三个现象是，新大陆拥有更多种类、更大数量且更易获得的致幻性植物。总之，这些因素意味着美洲大陆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呈现出更为生动、更加紧张且更具启示意味的特质。

本书不揣冒昧，试图将看似不相干的若干学科结合在一起，如宇宙学和气候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神话学和植物学、考古学和火山学。本书也利用了“二战”以来现代学术界的一项重大突破，即四个主要的中美洲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米斯特克文明、萨波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遗留手稿的最新译解。虽然在大征服期间只有四部玛雅书籍免遭西班牙人焚毁，但是由西班牙传教士和美洲土著共同创作的其他书籍或古抄本，石碑、祭坛和石阶上数不清的铭文，以及其他历史遗迹和雕塑，已为学者所了解，其结果是：对于前哥伦布时代新大陆生活的了解与知识，在过去三十年间有了巨大的进展。

本书利用这些最新的学术成果，对两个半球的古代史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比较，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道路迥异，但两大半球的发展历程仍存在某些共性，不过本书的关注点在于差异性。它们同样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性的答案，比之相似性，它们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更多。

在共同考察这些发展轨迹时，我们不仅要注意发生了什么——新旧大陆文明在何时、何地开始分离——还要注意它们为什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