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我的祖国比利时，世界史是从古代中东、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开始教的，然后是其后继王国的历史。欧洲文化渗透力很强，甚至渗透到一些小村庄。不管欧洲人有没有充分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已经浸透了每一个欧洲人的生命。任何人只要愿意透过表层稍微看一眼，就会感受到历史的存在。对历史的这种特殊感受，我称之为“历史情结”。

当然，在欧洲生活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历史的存在。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我也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而在中国，这种感受尤为强烈。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2年，一迈入北京机场，历史气息就扑面而来。那时的北京机场，既不美也不实用，却令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历史和文化并存的国度。这个国度既让我感到陌生，也令我一见如故。

从机场到北京大学的路上，这种感觉仍挥之不去。中国让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历史感。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我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看得更加清楚了。二者相互交织，如水乳交融。两德统一之前，我去东欧看了看。那儿的大城市也让我有一种同样的感受。

欧洲国家、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都有着古老的传统，并且都被很好地记录了下来。一走进这些国家的海关，你的历史感就会油然而生，你会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国家”。1961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是在欧洲起航，在纽约上岸的，我感觉自己只是到了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国家。纽约这个城市的地位高高在上，凌驾于它所在的美国之上。去澳大利亚墨尔本访友，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所有移民国家都一样，这是它们共同的命运。

三十年前，由于命运的巧妙安排，我遇到了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先生，他是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台后不久，大陆召开了一次国际版权贸易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李景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积极推动者，我和太太陈历莉作为版权代理人，自然也是该部法律的拥护者。

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很多欧洲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的大作：《尤利西斯》。年轻时，我也读过这部作品，读起来感觉艰深晦涩，实属没罪找枷扛。我问李先生：“翻译这本书，译者用了多长时间？”他简短地回答：“半辈子！”

在2017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和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谢山青两位社长不期而遇，他们邀请我写写我客居中国三十余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欣然应允了。我曾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东亚系（当时叫远东系）任助教，几年后被芝加哥大学聘为教授，兼任该校远东图书馆馆长。

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离开了美国？”我答道：“我把桥梁烧掉了，即连接我和美国的桥梁。”我对美国有些负面看法，觉得它太浅薄，也太形式主义了。所以，我决定休两年学术假，先去中国台湾待一段时间；等假期结束，就不回美国了。我想回到我的出生地——欧洲。中国台湾给了我一笔研究经费，让我研究清朝的历史，但那里的学术界也非净土，总让我想起美国的大学。然而在台北，我遇到了我的现任太太历莉。算到今年（2021），我俩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我没有返回欧洲。在台湾生活几年后，我终于搬到了大陆。

这本书原本打算在2020年初出版，几次三番延误，皆因一件事：新冠疫情。

武汉疫情暴发的时候，我和太太正在马来西亚纳闽联邦直辖区。纳闽是一个约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只有八万居民，四周全是南海的海水，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我们在岛上有个过冬的家，非常安静。大门离海边只有二十米。我们在新闻里看到，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疫情肆虐。有些朋友本打算来看我们，但是航班都被取消了。

2020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封国。我们既无法回到上海，也无法离开马来西亚。熬到10月11日，才终于赶上了吉隆坡飞上海的最后一趟航班。要是错过了这趟航班，恐怕到今天，我俩还困在马来西亚呢。高兴的是，我们总算回来了。在上海家中重写这篇序言，令我感到久违的安宁。

IN PEACE! SHALOM ALEICHEM! AS-SALAMA ALEIKEM! PAX VOBIS![5]

2021年5月1日